电视剧《亮剑》中有个剧情，独立团击溃山崎大队，政委赵刚对李云龙说，抓住几个日军俘虏送到延安，就能立大功。

这些战俘哪儿去了？1941年10月26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本学员集体登台——日本兄弟宣誓参加八路军!

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工作，十分人性化。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是处死日军战俘，而是尽量生俘。面对战俘，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不杀你！”第二句话是：“你是我们的兄弟！”

为了能够对被俘的日军官兵进行思想改造，1941年5月15日，毛主席特批在延安建造一所教育改造日军战俘的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林哲任校长，这位林哲校长，就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野坂参三。

野坂参三出生于日本山口县，1922年7月参与创建日共，后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1940年3月秘密来到延安，从此换上八路军军装，取了个中文名字“林哲”，协助中共开展工作。在延安，他跟朱德住过邻居，他的窑洞比毛主席的还宽敞明亮。但他的真实身份，除了少数中共高层，一直鲜为人知。

1941年5月15日，在现场两千多人的掌声中，“日本工农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自到会祝贺，会场悬挂毛主席和日共领袖片山潜的肖像，毛主席、朱德给学校题了词。

最开始，被俘的日本官兵们很不习惯，大多背着严重的思想包袱，对未来也恐惧不安。可是，这所学校的生活，却使这些前日军官兵感到前所未有的新鲜。学校有文化课、有业余活动，可以在图书室阅读日本书报，可以打棒球，还排练歌舞节目，学员一律按八路军连长级别发放津贴。这日子，可比在日军部队自在多了。

这里所有的教师都是曾经留学日本的中共高干知识分子，个个学养深厚，他们教唱日语歌曲的水平比日军长官的水平高多了。延安广播电台每周两次日语广播，多数稿件都由这些日本学员供稿。

通过学习，日军学员们逐步破除了神国观念和武士道精神，出现强烈的反战情绪，准备为自己昔日犯下的罪行进行“最低限度的赎罪”。

此后，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毕业的学员，奔向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战场，组建晋西北分校、山东分校、华中分校。这些学员都成为八路军的敌军工作干部，被称为“日本八路”，他们在战场上对日军展开战地宣传，同八路军、新四军士兵并肩作战，争取不少日军士兵反战投诚。

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俘虏留去自由，这些宽容的俘虏政策，把严格的日军纪律撬开了缝。1937年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到1940年就有日本士兵主动投诚。

日本军部对这些人非常痛恨，不惜下血本悬赏捉拿这些“日本八路”。有些日军战俘被八路军、新四军主动释放，回到日军部队就被日军宪兵审查、枪杀。

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的记者贝尔登，在新四军部队见到一个日军战俘贺川正夫，此人和新四军干部同吃同住，没人监控，他却不肯逃走。贺川正夫说：逃走太危险了，中国农民捉住要杀，日军宪兵审查还要杀，还是在新四军生活安全。

除了宣传反战、直接到战场参战，这些“日本八路”还发挥特长，有的担任军事教官、有的负责枪械维修，在日军中担任高级军医的佐藤猛夫成了八路军的野战医院院长，被誉为“日本白求恩”。

“日本工农学校”到抗战胜利结束时，学员从最初的11人发展至300多人。战争结束，这些“日本八路”回到日本国内，组成了和平反战组织“椰子会”，不顾日本右翼威胁坚持演讲、作报告，对外揭露日本当年罪恶的侵华战争，成了战后日本社会中的和平种子。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一起建立的战斗情谊，仍然是今天培养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土壤。

再看当时，德军、日军甚至盟军无不建立战俘集中营，德军将苏军政委、共产党员一律枪杀，日军更是虐待中国战俘，对英美平民也肆意凌辱。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成立了举世罕见的战俘学校，成功改造了这些战俘，化敌为友。

“日本八路”经历思想巨变，涅槃新生，毅然调转枪口，加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行列，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日本工农学校”也成为国际战俘史上的一个奇迹。

2015年9月3日，“日本八路”、“椰子会”第三任会长小林宽澄先生登上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9年年初，小林宽澄先生离世，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去的“日本八路”。

（小林宽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