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对学术研究的严肃科学精神，对待晚辈后学的谦虚态度是对我莫大的教育。”

在大学时代，我已知悉杨志玖先生的大名，虽缘悭一面，但常能拜读他的大作，从中学习充实自己。

我从大三开始，系里已指定我专攻世界史，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专业是以印度为重点的亚洲史，当时我对中国史仅有大学前二年学的基础知识，至于杨先生在元史或民族史的精深研究我并无学习的兴趣和学力。但我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对马、恩关于古代东方的论述非常关注，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受旧教育而学识深厚的前辈学者中，杨先生是热心学习马列，积极探讨历史理论问题的学者之一，1957年，我读到杨先生讨论马恩关于古代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论文，由于我在学习印度和西亚等古国的历史中，承认确如马克思所说，这些国家一直存在公社制度，在印度，殖民者强加给印度可恶的柴明达尔和莱特瓦乐尔制度，才建立起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私人土地占有制。（《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页）我来自农村，凭一般的历史知识，也知中国古代社会早就确立土地私有制，远在西欧之前已由地主私有制取代了农奴领主制，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国有土地制，只能限于印度和西亚。当时我准备撰稿与杨先生讨论，但牵涉到与马克思的论断相左，终于不敢动笔。

1962年6月下旬，内蒙古大学举办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蒙古史科学讨论会，当时国内还极少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由于经费有限，校外只邀请了几位与本校常有联系的老专家。全国经历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造成大饥荒等严重后果，党中央开始纠正，在高等学校整顿“大跃进”、“ 教育革命”中打乱的教学秩序，规定高校必须以教学为主。知识分子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下乡和劳动之后，难得有机会专心于本身的业务，同行们对这次会议极感兴趣，首先是武汉得到消息，武汉大学、华中师院和中南民族学院有教师闻讯自动前来，学校只得将他们安排在新建的教工宿舍。随后杨先生也不请自来，只身手提一个旅行袋，乘公共汽车逕奔我校，此前我们研究室与杨先生虽无交往，但已久仰南开大学杨志玖教授的大名，当然不敢怠慢，连忙与新城宾馆招待所联系，请他与翁独健、邵循正、方壮猷等教授住在一起。

六月二十八日，杨先生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题目是“关于在少数民族政权下的汉人官僚的评价问题——兼评元朝的几个汉人官僚”，例举“三种类型的元朝官僚”，其一是耶律楚材，曾作过金朝官的汉化的契丹人；第二类是姚枢、许衡、窦默，没有作过前朝官的北方汉人；第三是赵孟頫，南宋的贵族。对耶律楚材，杨 先生肯定他“使蒙古统治者初步接受了一些汉人的典章制度，多少缓和了一点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蒙古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北方汉人的矛盾，保全了汉人的土地和很多人的生命。这总是应该肯定的。”姚枢等人“提出了一些对行政、对人民有利的建议”，如许衡劝元世祖行“汉法”，这就使元世祖“采用汉人的先进制度，对社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又如姚枢给元世祖讲北宋初曹彬下江南不杀一人的故事，使元世祖受到启发，在征大理时下令禁杀，后来又告诫打南宋的伯颜效法。因此结论是：“对他们不要一笔抹杀，而应该根据他们的具体行动，给他们以恰当的评价。”对赵孟頫，杨先生认为：“在元朝做官期间的政治活动，还是可取的。”“赵孟頫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化方面”。接着杨先生又提出问题：既然对一些作过元朝官员的汉人加以肯定，那么，对于在宋元战争中积极抵抗元朝的人物（如文天祥、姜才、李庭芝等），或在南宋灭亡后不作元朝官吏的人物（如谢枋得、马端临、郑所南等）应如何评价？他认为：不能因为肯定了前者，就要否定或者改变以往对后者的评价。但也不能肯定这些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而把前一类人物全盘否定。 （《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蒙古史科学讨论会集刊》，内蒙古史学会编印，1962年10月，第222－225页）

1966年初夏，我们研究室已停止正常的业务，奉命参加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 前几年回暖的学术界又趋萧条，报刊上尽是喊政治口号的文字，我一天在新华书店看到新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其中有杨志玖的《元代的探马赤军》一文，我立即买了一本细读。蒙元史的特点是，史料中非汉语专词特多，对专词的解读往往是研究中重大课题，而我对此很少涉足，读了杨先生这篇精彩的论文，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也促使我关注这类问题，为我几年后校点《元史》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革后期，我应邀参加续编范文澜著《中国通史》，元代我分工少数民族部分，我在近代史所图书中借到一部解放前出版的厚达数百页的回族史（书名已记不起），内容全是杨先生和白寿彝先生的论文，我所关心的是有关元朝的史事，着重读杨先生的论文，深感他所阐释的问题之深度非当时其他学者所能及。后来检《祝贺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集》所附 《杨志玖教授论著系年选录》，其中没列这本书，书中论文似乎也没全部收入这篇《选录》。

1979年3月下旬，我在成都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历史规划会议，有机会谒见南开大学的郑毅生师和杨先生，并一同参加大会和华北组分组会议。同年八月和次年十月，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相继成立，我同与会的杨先生接触更多，有机会受教请益。特别是1981年8月，中国蒙古史学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杨先生同与会日本学者萩原淳平教授展开关于探马赤问题的讨论，成为吸引全会关注的热点。

1984年初，《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分册条目已全部完稿，全体编委在北京集中复审。一则因成于众手，有必要按共同体例统一，二则编委在撰写过程中，发现原有拟目尚有许多遗漏，应设法补充，主编蔡美彪留我在北京协助他一起定稿。我托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史筠先生为了找一处食宿较方便的招待所，他请乌兰夫的秘书帮忙，介绍我住进大栅栏西口的北京市招待所。几天之后，忽然在招待所内碰见杨先生，才知他因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分册定稿也住在这里，而且就在隔壁，如此巧遇，我当然高兴，一起开怀畅叙。到开饭时出现了问题，原来我住进时，招待所向乌兰夫的秘书询问我的身份，他在电话中含糊地回应我是乌兰夫的客人，于是就将我安排在二楼小房间里单独就餐，而杨先生则在一楼大饭厅，这种颠倒的待遇令我非常尴尬，在他面前，我当然不能单独去二楼，于是就邀请他同上二楼一起就餐，但共餐几天后，所领导发现多了一人，干脆连同我一起都赶到大食堂。在大食堂又发生一件趣事，由于招待所就餐人多时，服务员送饭菜忙不过来，杨先生建议我同去人少的清真席，服务员跑过来询问，杨先生说明自己是回族，但服务员说看到他在大众席就餐已有多日了，不能再到清真席来，闹了这场不让回族教授上清真席的笑话。杨先生对我说起，由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结了婚，没有专开清真伙食的条件，只能随师母安排，日久回族的饮食习惯也就淡漠了。

我和杨先生同住招待所长达半年，有机会亲炙，但他除偶尔指示我《辽夏金元》分册应补充的词条外，反而是他常提出所研究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如探马赤问题，《元史·兵志》的定义是“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前人因惑于组成探马赤军的兀鲁等五投下明明是蒙古人，何以说是“诸部族”，这是引起研究者不同理解的根源。经他和其他研究者的启发，我认为，拥立成吉思汗的九十五千户各部可称为“国人”，相当于古希腊的公民，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塔塔儿、灭儿乞人虽同属蒙古族，但不能称“国人”，他们同被征服的非蒙古族人通称“诸部族”。在当时蒙古社会的观念中，“国人”虽有义务随千百户首领出征，但掳获战利品后，享有仍回故土的权利。他们将远征外地并留驻镇守的探马赤军人视同汉人孟姜女心目中的长城戍兵，这种苦差事只能抽调各投下中被征服的人口担当。由于杨先生的鼓励，我才敢信口开河地发表类似议论，权当茶余饭后的聊天消遣。

在此期间，杨先生撰成《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一文，他郑重地交给我让提意见，这是一篇通贯元朝的系统研究论文，在认真学习后，有感于他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我从前人的成果中挑出两个小问题：即武宗时所建尚书省，平章政事乐实名似汉人，钱大昕据虞集碑文，在《廿二史考异》和《潜研堂金石跋尾》中已指出实为高丽人；蒙古名的左丞忙哥帖木儿并非蒙古人，经韩儒林先生研究，乃拂林人爱薛之子。仅此小小的提示，杨先生一再表示感谢，并写入《元史三论》的前言中。

最令我感动的是，年近古稀的杨先生仍坚持听电视台的广播英语，一天他从街上买回两本新出版的广播英语课本，一本是专为我买的，我深感惭愧，在他老而弥笃的学习精神感召下，只得定时用他赠送的课本学习起来。

2000年，在南开大学召开“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年过花甲以后，既不潜心于元史研究，也不常出席外地会议，因此谢绝了此次会议的邀请。直到临开会前，忽然想起在学习杨先生有关马可波罗和元代阿儿浑人的研究之余，略有体会，乃草成《马可波罗书中的阿儿浑人和纳失失》一文，直接寄给杨先生请教后，再转大会讨论。

次年，我年届古稀，已无教学任务，女儿接我去美国居住，杨先生仙逝及国内的有关学术讯息在事后多时才得悉。去国十年后我决计终老国内，在一次清理旧物时， 发现一封致杨志玖先生信的草稿，时间是1990年前，来信是由蔡美彪兄转来的，内容是他同我讨论探马赤军问题。这时已距他的论文发表二十年，还如此孜孜以求地继续探讨，不耻下问，实令我感动。信中提起在呼和浩特和在北京市招待所同住时的多次讨论，他不以我妄加雌黄的意见为忤，反而备加鼓励，要我写文章发表。我自知即兴发表的看法过于浅薄，没有从命，这次特意托蔡公转信给我，才知杨先生以前不是随便的客气话，而是认真对待一个学生的意见，执着地要同我讨论。杨先生对学术研究的严肃科学精神，对待晚辈后学的谦虚态度是对我莫大的教育。为此，这封回信我例外地起了草稿，在杨先生来信已不存的情况下，幸而还能看到这封已渐淡忘的回信，引起我对杨先生的回忆和追思，一看日历，忽然想起当时正是他逝世的十周年，忌日5月24的后两天，为了表达我对杨先生的怀念，我当即决定将这封旧信稿转寄给李治安先生，请他保存，让这个体现杨先生治学认真、品德高尚的故事供南开人共享。

本文来自《杨志玖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