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装影视剧《女世子》中，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剧情。

历州出现灾情，粮食未能及时下拨，被派去赈灾的五皇子一筹莫展。

这个时候，女世子韩十一提出了一个计策：筹划一场“义商筹款大会”，让官员为商家大户题写匾额，作为奖励机制，鼓励富商主动捐粮。

韩十一的理由是：

士农工商，商人虽然富有，但是一直政治地位低下，一直被压榨。本朝虽然废去了商户子孙不能参加科举的制度，但是商户低人一等的身份还是根深蒂固，商户家出身的官员也大多前途有限。所以能得官员亲笔题字的匾额，那是十分光耀门楣的大事，对他们来说足够“利”。

然而，官商勾结谋利自古以来都被礼法所不容，随后礼部尚书就弹劾五皇子，有违礼法，且有损朝廷威严。

最终，这一场捐款题字顺利进行，五皇子没有费朝廷一粒米，却把灾民安顿得井井有条。

这是官商合作的一个成功案例。

01.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却不是最低的！

在我们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两个等级序列对人们影响深远，一是"君臣父子"，二是"士农工商"。

"君臣父子"是明确了人际关系中的地位等级，"士农工商"则明确了职业划分的地位等级，千百年来，人们有意无意地以等级序列来划分贵贱高低。

社会地位的排序是士农工商，然而，“商”的地位在封建历史上却并不是处于末尾的阴影中。

春秋时期，齐桓公问管仲如何安排人民的住所和职业，管仲是这样回答的：

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
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意思是说，士农工商四民，都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民，但是他们不能简单的混居在一起，应该将读书之人放在安静的地方，让农民住在农田附近，工匠则靠近官府，商人就住在热闹的市井。

人无贵贱，各得其所，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经济才能不断发展。

先秦时期，尤其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空前盛放，商业活动也被正统社会接受和认可。很多商人几乎都是官商一体，有先经商后为官，比如说吕不韦，也有先为官后为商，比如说大名鼎鼎的范蠡。

但是，商鞅变法之后，商业被称为"末业"，地位开始被抑制和打压。

两宋以后，传统的士农工商排序逐渐被打破，主要原因是士与商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直到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商人的力量壮大了，社会地位也极大提高，位于士之后，到明末，变成“商贾大于农工，列在士之后，位置上升为第二”。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封建王朝被革命彻底推翻，商人团体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成了被打压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之后，工农阶级翻身做了主人，“360行，行行出状元”，社会职业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

总体来说，经济因素、统治阶层、文化背景以及商业政策的变化，是商人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

从前，我一直没有理清中国商人的脉络，直到读了王俞现的《权力、资本与商帮》这本鸿篇巨制，我才真正读懂了中国商帮历史，也读懂了政商博弈历史，从而梳理清楚了中国600年商业脉络。

不同于一般的读物，这本书史料翔实、考据严谨，从商帮最初的源起，到当下商帮的再出发，横跨600年、包含所有重要商帮，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商帮与商人的崛起或衰落、权力与资本的博弈或粘合，此起彼伏，从未停止。

02.从600年中国商帮史看中国商人的命运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革。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也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构和政党、社会集团等，其中国家政权是核心。

由此可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没有一个政权不需要经济基础，也没有一个商人能够脱离政治而独善其身。

1.晋徽盐商率先崛起

中国商人称“帮”，始于明朝。

晋商“近水楼台先得月”，最早开启了辉煌的商帮序幕，从边区屯军的国防政策中发家。

万里长城的修筑并没有完全解决来自北部的安全问题，所以边疆的州县、要塞、屯田及军马场构成了必要的防御体系。

北京北部之防御以大同关和宣府关为基础，其与山西关一道，成为明初北关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高的三关。

但是，自古以来粮草问题是重中之重，比如说大同的粮储供应，就要从今天的山东陵县运到今天的山西马邑，路途遥远不说，中间的折损及花费也是一笔巨资。

太原人杨宪向朱元璋建议在大同实行“开中制”，转嫁为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大约相当今天的107.4斤），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可到相应盐场领取（200斤）盐，这些盐被允许到指定的区域贩卖。

一引

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国家资源与商人的买卖整合起来，政府省心省力，山西盐商由此赚钱谋利，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用朱元璋曾的话来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这和《女世子》里的计谋如出一辙，都是撬动商人资本。

晋商之后，徽商迎头赶上，逐渐超越陕西盐商，这也得益于叶淇变法。

变法就是用纳银换取盐引的政策取代到边区纳粮换取盐引，这个过程中，白银上升为中国本位货币，人情关系也在背后推波助澜。

晋商地理位置优越，而徽商则源于讲究宗族联系，举族迁徙、不结外亲，族法宗规凝聚和节制纲法，形成了一个管理有序的团队。

其中，来自徽州歙县的江氏家族，在两淮盐业位置尤其举足轻重。

从明代到清朝，徽州盐商盛极一时，“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

据说，乾隆帝一生六次南巡扬州，每次都由徽商江春负责操办接驾。对于接驾、赈灾、朝廷用兵，徽商都毫不吝啬，投入大笔资金，简直就是皇家的小金库，政商关系愈来愈深厚。

所谓“盛极则衰”，一大批盐商家族不是被抄家，就是被批捕，“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也未能幸免。

与此同时，山西八大皇商中的家族也是盛极而衰。

清军入关时，八大皇商在给予很多物资供应，所以被册封了以范永斗、王登库等为代表的八大晋商，并且享有诸多特权，比如说主持贸易事务、垄断药材市场、承担运粮任务等。

为防止官商勾结，明朝政府曾禁止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本人及其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但是随着利益的驱动，盐业逐渐被官员垄断，甚至明目张胆和商人合作牟取暴利。

比如说王崇古和张四维家族的联璧，堪称中国政商结合的经典。

王、张两家是姻亲，两家都与朝廷要职有近亲属关系，且都有盐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晋商。

盛极一时的皇商，最终也在朝廷的更迭与权力的变换之中轰然倒塌。

2.亡命海商夹缝中生存

明朝期间，商人在海外的贸易属于非法行为。

《大明律》甚至规定：擅造三桅以上大船，带违禁货物去海外交易者，正犯要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海外贸易的开放一次次撕开一个小口子，却又一次次被缝合，这些挣扎于海外的商人书写了传奇的一生，生命也随时可能终结。

最早盘踞马六甲的中国海商当属陈祖义，他是广东潮州人，明洪武年间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生，战船近百艘，活动范围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南海、印尼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等太平洋地区，是个名副其实的“海盗王”。

直到遇到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他才身首异处。

美国学者弗兰克曾说，1500-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也就是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陈祖义、金子老、许光头、李旦、郑芝龙等海上走私商人集团，结成了一张遍及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打破中国朝贡体系前，是他们构筑了海上屏障。

3.外贸商人的天下

晋商的盐业生意虽然由盛转衰，但是“花开两朵”，明末清初开出了第二朵花——外贸生意。

清朝前200年，张家口的地位举足轻重，与辽东唇齿相依，张家口商人可以到辽东参与马市，辽东满族人可以到张家口进行贸易，其中，山西商人活跃人数最多、时间最长，既充当了清军入关前的武器原材料供应商，也顺利成为八大黄商一统天下。

尤其是那条可以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茶叶之路”，从制造到包装，从加工到运输，从批发到零售，晋商完全掌握了整个产业链。

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并在第二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逐渐用开放的姿态，将中国海商纳入合法的平台之下。

1760年，由九家十三行行商共同倡导，十三行公行团体成立，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十三行承销。

福建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鳌头，以潘启、伍秉鉴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一直独揽清政府海上贸易，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

潘启后来成为广州首富，最主要的原因是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保持最大的交易份额。

随着东印度公司效益的下滑，伍秉鉴则跳出既有的贸易框架，选择与广州口岸新兴的美国的自由商人及来自印度的港脚商人合作，伍秉鉴拥有资产高达2600万银元，不但是广州首富，美国商人更视他为世界级的富豪。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装载着鸦片的外来商船来到中国海岸，唯利是图的商人没有阻止措施，而是正常放行。

串通外商、贩卖鸦片、私运白银，这些行为让富可敌国的十三行商人走上了不归路。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间的某个夜晚，广州十三行商馆被民众的一把火烧为灰烬，170年历史的商业集团宣告结束。

4.从买办到新旧气象交织

1492年叶淇变法后，徽商、山陕商人大举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徽商地位与日俱增。

十八世纪中期，南北陆海口岸开通，晋商和福建、徽州商人大批迁移恰克图和广州。

1843年上海开埠，全国各地商帮的商人纷纷涌入上海，繁华世界由此拉开帷幕。

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结下的历史渊源，最初的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这群人也被称作是“买办商人”。

一场小刀会起义，福建人被逐出县城，背井离乡，把目光转向了南洋，开启了移民潮，百年华商商帮从此遍布全球。

广潮帮乘势凸起，广潮义捐后，上海地方政府直接给予潮阳土商垄断权。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潮帮烟商称雄上海，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

当徽商及广东香山商人式微之时，江苏商人开始崭露头角，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旷世官商盛怀宣、银行家陈光甫，来自南通、主张实业救国的状元张，来自无锡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荣宗敬兄弟是典型的代表。

謇

江苏人盛宣怀、广东香山买办商人徐润、徽州商人胡雪岩等鱼贯而入，却也接连淡出人们的视线。

洋务运动之际，状元张謇、实业家荣氏兄弟进行了新的尝试，民族实业有了新的转型，但是随着风云变幻，再次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

清政府不复存在，工农运动接连不断，国民党与共产党相继登上历史舞台。

和平时期，官商合作尚有矛盾与冲突，战争年代，官商关系日益紧张。

“在商言商”的原则已经被撼动，商人被动或者主动分成“革命”与“不革命”的两派，所受的待遇也迥然不同，地位更是忽高忽低。

1927-1937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十年”，但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后，官僚资本对民营资本挤压加剧，连国民党“四大家族”也每况愈下。

国共内战期间，诸多商帮和商界大咖纷纷离国；新中国实行公私合营改造，私有制被公有制替代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商业又迎来了春天。

苏商、浙商、沪商、粤商、闽商、京商、豫商、楚商、贵商、冀商等大显身手，共同书写着中国现代商业史的辉煌篇章。

03.以史为鉴，启示当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了解中国商帮600年的兴衰史，有助于我们总结商业思想和更迭规律，用过往经验教训指导现代的商业发展，更好的把握新时代的商机。

无论是过去还是如今，商业的兴衰与商人的荣辱皆与社会的开发、政治的稳定密不可分，成功的商人需要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也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不谋一时之利，而行万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