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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聊我最近看的一本书，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 所著的《论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这本书其实是他在耶鲁大学开设的《战略学研究》这门课，为期一年的课程讲义的浓缩版，从公元前5世纪的第二次希波战争讲起（就是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入侵希腊，发生了斯巴达三百战士血战温泉关、萨拉米斯海湾战役的那回战争），一直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作者眼里，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林肯和罗斯福总统都是好的领袖，是“战略学”这门课的优等生。作者甚至把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都归入“战略学”分析的对象，因为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体现了深刻的战略思想。

而波斯王薛西斯一世、雅典政治家伯利克力的后半段生涯、伊丽莎白一世同时代的对手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拿破仑则都是战略学这门课挂科的领袖。

作者把战略定义为解决目标和能力之间差距的学问，一个战略优秀的领袖，是能同时把坚持目标和尊重过程合而为一的人。坚持目标好理解，好的领袖肯定要意志坚定不能当墙头草，可怎么叫尊重过程呢？在一场宏大的战争中，统帅麾下有百万大军，他不可能掌握过程中的每个细节。所以尊重过程体现在领袖能以合理的“想像”来指引自己的前进路程。什么又叫合理的想像呢？就是从极少的事实信息，就能“脑补”出事情的全貌，而且八九不离十，这就叫战略的能力了。因此加迪斯所推崇的，也是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快速认知”的能力，像绘画速写那样的能力。

战略高手必须具备艺术家天赋，那种惊鸿一瞥就能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一个优秀的画家，他只要有和你见面的简短记忆，他的大脑就迅速做出分析，提炼出你这个人的形象的特征，落笔在画纸了，几笔就勾出了你这个人的大形，然后他再加上一些想像，人物的姿势、周围的环境，就能画出一幅肖像画，看起来像模像样，这就叫“洞察之眼”、速写能力。其实战略家也是这样的人。加迪斯在书里，以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战争为例，解释了何为战略，他说“在部队中暴发瘟疫，马匹供给不足，或者沙皇不按你的预料出牌的时候，你就能够速写出你所知道的信息，并且通过速写想像出你不知道的信息，这能让你更快地从突发状况中回过神来并且继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克劳塞维茨眼里，战略家和艺术家是同一类人。

当然按照作者的意思，像沙皇放弃莫斯科撤退、在法军的前进路线上坚壁清野、拿破仑的军需官不断地向他报告，后勤运输线的拉长，军需品的供应跟不上军队前进的速度了，这类信息汇总到拿破仑那里，他画出的一幅速写，应该就是大大不妙了，根据这幅速写拿破仑应该“脑补”出的画面就应该是俄罗斯的冬天白雪纷飞，法军饥寒交迫瑟瑟发抖，他就应该知道自己是无法按照预期征服俄罗斯的，这时候就该撤退了。那他在加迪斯眼里，就是一个战略学的优等生了。加迪斯所批评的糟糕的领袖，还不是那种目标游移不定的人，因为这种人本来就不会有什么成就，既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他批评的是那种对目标超级坚定执着却不尊重过程的人。就像拿破仑这样，过程中已经诸多信息显现，你应该能画出一幅速写、预知未来的趋势，可是还坚持目标不做修正，前面等待你的就是惨痛的失败。

拿破仑是战略学的差生，而罗马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则是这门课的典范优等生了。

奥古斯都是拉丁文“神圣之所”的意思，是罗马对皇帝的称呼之一。第一位奥古斯都的本名是屋大维，他是尤利乌斯·凯撒的继承人和养子。他20岁的时候已经成了罗马的“三巨头”之一，32岁的时候成为西方世界最有权势的人，76岁去世，在那个时代是少有的高寿。他去世前留下一句话：“我接手的罗马是用泥土造的；而我留下的罗马是用大理石建成的。”他是长达两百多年的罗马帝国太平盛世的开创者。

在公元前一世纪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张，罗马作为一种城邦国家的治理模式已经延续不下去了。罗马的执政官每年改选一次，但投票只在罗马城进行，基本上是城里和附近能赶回去投票的人就决定了选举结果，这对治理一个城邦还可以，但是版图扩张、人口众多就做不到了，也不可能让新征服地区的人民立即享有投票权，那个时代是完全不现实的。罗马势必要转向一种权力更为集中的、当政者任期更长的治理模式，也就是从共和过渡到帝制（这里的“帝制”准确地说是元首制），凯撒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像旋风一般地征服高卢地区，把罗马的版图几乎翻了一倍。

巨大的军事成就带来声望，也使他在国内的施政更为大胆激进：为了拓展罗马城的建设，他拆掉了城墙（此后的两百多年罗马是没有城墙的，城市的保护责任归于远在千里之外的边界）；把大批新征服地区的社会上层人士引进罗马元老院，也就稀释了元老院里支持共和的保守力量，让保守派大为恼火。而且恺撒还在筹划远征东方的宿敌帕提亚王国，元老院的一些人担心，一旦这场战争胜利恺撒的声望更上一层楼，就没人能阻止他宣布自己是罗马国王了，这时他们动手暗杀了恺撒。

在战略学这门课上，恺撒的得分也不高，他也没有正确评估自己的目标和能力之间的关系，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一蹴而就让有六百年历史的共和国寿终正寝，结果自己身死人手。

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肩负着恺撒未竟的使命：完成共和向帝制的转变。而他的能力又比恺撒弱得多，他只有20岁出头，在元老院看来是小毛孩子，自己没有战功因此军团的支持也不牢靠，可是他最后却成功了。不仅自己高寿终老，而且把罗马帝国建造在大理石之上，比起恺撒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对战略的学习、再纯熟运用。

屋大维从不表示出和恺撒那样为共和制送终的愿望。他先以为恺撒复仇为名，团结忠于恺撒的旧部，剿灭仇人以后也不因为自己是恺撒的唯一指定的继承人就去争名分，而是回到三巨头的寡头模式，和雷毕达、安东尼分享权力。再从三巨头变成两巨头，把雷毕达排挤去了非洲，变成他和安东尼的“楚汉相争”模式。打倒安东尼的过程，也不是依赖军事上的胜利，而是耐心地等待安东尼这个人的惰性和愚蠢发作，安东尼沉溺于和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恋情，抛弃了在罗马的元配妻子，后来甚至在遗嘱中立自己和埃及女王生的儿子为继承人，点燃了罗马人的公愤，这相当于背叛了罗马。在众叛亲离之后，屋大维没费多大劲就击败了安东尼，成了罗马唯一的统治者，这一年他32岁，差不多就是亚力山大大帝去世的年纪。《论大战略》的作者加迪斯详细地叙述了屋大维如何一步步地由弱转强，君临天下的过程。

但是我想补充的是加迪斯在他的书里没说的，屋大维在那之后的手腕才真的是战略高手的风范。令人惊叹的是，屋大维让罗马从共和转向帝制，是以让共和派大本营元老院心甘情愿的方式完成的。这是他和恺撒根本差异所在，他走了另一条路。当屋大维消灭安东尼之后回到罗马，元老院超级紧张，害怕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又把他养父恺撒的旧调重弹。但出乎他们意料，屋大维一回到罗马就公开宣布自己是来保卫共和的！屋大维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宣布不会像恺撒那样担任终身执政官；二是整顿元老院，连哄带收买、外加强制，把元老院里恺撒弄进来的新征服地区的代表给请出去了，把元老院从900人恢复成600人，仍然是罗马传统的名门望族占多数。

这两个举动令元老院的共和派议员们从忧心忡忡一下变成喜出望外，从没见过一个得胜的征服者把到手的权力拱手相让的，从而由喜出望外又变成感恩戴德。这时屋大维再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答应。

屋大维不当终身执政官，但不意味着他不去参选执政官，以他的威望当然只要参选就必然当选。除此之外他成为了终身保民官。罗马的保民官是“一票否决”这个制度的渊源，也就是：罗马元老院推出任何不利于他的动议，他都可以否决。由此他取得了安全的保障。同时保民官还有一项特权，就是召开平民大会，在平民大会上通过他推出的政策，哪怕元老院反对，也会自动成为法律。这是公元前287年“霍西田法”（Hortensius）规定的立法方式。换句话说，屋大维不用去费劲改造元老院，也不用去当“终身执政官”，而是用迂回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而且还皆大欢喜，没人觉得是威胁。他创造性地使用保民官的特权，是罗马走向帝制的关键。

另外他取得了“第一公民”的称号，比起“终身执政官”这个名字，“第一公民”就平易近人多了，但它最初只是个荣誉称号，没人规定第一公民的权力有多大。于是屋大维搞了个“第一公民辅佐委员会”（类似于现代的政府内阁），这个委员会里两名执政官各有一票。剩5个人由从元老院抽签产生。就算有人和第一公民意见抵触，所有内阁成员的任期都只有一年，而第一公民是荣誉称号，没有任期限制，和第一公民意见抵触的人一年以后就自动走人，事实上没人能长期抵触奥古斯都。这个东西就像汉武帝搞的“尚书台”去分丞相的权力，以这种方式日常事务的决策权就归了奥古斯都。罗马是个尊重习惯法的民族，日积月累成了惯例也就被延续下去了。所有这些事的进展，都没有遇到元老院的抵触。共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亡，而帝国也同样无声无息地确立了。

没有任何迹像表明奥古斯都读过中国的《道德经》，但他的做法典型就是《道德经》里所说的：“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想要灭掉一样东西，看起来得先要去保它、使它兴旺起来。想要夺走一样东西，就看起来先要给予。就是成语“欲取先予”的由来。奥古斯都的一生就是这种欲取先予策略的实践者，因而也成了战略学的优等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