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布公告，公开征求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对《广州市反餐饮浪费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稿》拟禁止餐饮服务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额，并加强网络吃播的监管力度。（《南方日报》）

对于餐饮业“最低消费”，多地不约而同“出手”遏制。除广州外，近日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条例修正案（草案）》新增了不得设置最低消费等条款。天津发布的《餐饮行业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规范（试行）》，明确禁止设置最低消费。北京相关部门制定的《“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指引》也明确，社会餐饮门店的包厢原则不设置最低消费。

各地之所以围剿“最低消费”，主要是因为餐馆设置最低消费容易造成餐饮浪费，而制止餐饮浪费近来成为各界共识。其中，广州《征求意见稿》规定，设置最低消费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这相比一些地方只有禁止性规定而无具体罚则，显然是一种进步，因为明确了罚则才不是“纸老虎”。

不过，广州拟对违规者的处罚尺度有倒退之嫌疑。2014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是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再根据第二十一条规定，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相比这一罚则，广州拟规定的处罚力度太“温柔”。

一则，拒不改正的，广州才拟处罚。换言之，如果违规者改正了则不处罚。而根据《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在责令限期改正的同时，就会启动处罚条款。即不管违规者拒不拒改正，都会进行处罚。二则，广州拟最高处罚一千元。而根据《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最高可处罚3万元。所以，笔者建议，广州最高罚款标准应加码以增强震慑力。

即便“最高不超过3万元”，其实也需要加码。因为当初制定《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主要是从维护消费者权益出发的。即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既损害了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又增加了消费成本。在此基础上，“最低消费”还助长了餐饮浪费，从侵权和浪费两个角度审视，“最高不超过3万元”，应提高到5万甚至10万元。

另外，“最高不超过3万元”是根据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确定的，如今进入了2020年，经济社会多项指标都增长了，那么对设置最低消费的处罚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适当提高。只有如此，才能倒逼餐饮经营者规范经营，消费者权益不受侵犯，餐饮浪费现象才能减少。笔者希望从国家有关部门到各地，都应针对“最低消费”这一霸王规定加码处罚。

还需要指出的是，《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对“最低消费”并没有形成有效遏制，违规现象仍然很常见、较普遍。对此，各地监管者只有主动明察暗访，并有奖鼓励消费者积极举报，才能避免禁止最低消费的规定沦为花瓶。既然从上到下都对“最低消费”说不，那么这样的禁令就应该匹配合理的罚则与执法力度，让禁令在实施中尽量不打一点折扣。

上述《征求意见稿》正征求社会意见，对“最低消费”的最高罚款应加码与加强执法，是一个消费者发自内心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