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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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一械”违规销售# 记者近日观看多场直播发现，一些自称“医生”“中医”“××专家”的主播，在直播间大肆宣传推广具有保健功能、医疗功能的产品，其中一些并不直接在直播间内售卖，而是引导消费者添加主播的私人社交账号交易。记者查看多款对方推荐的产品，发现都没有药品相关标识。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被简称为“三品一械”。这些产品无不关乎消费者身体健康。按说，网络直播间应该规范销售“三品一械”产品，然而，部分带货主播为了多卖货，将患者身体上的很多病理性不适，都称为可以“药到病除”的小问题，继而趁机兜售自己的无标识产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显示，某医疗美容公司在直播过程中对产品或服务作夸大或虚假宣传，诱导或误导消费者下单。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三品一械”直播带货消费调查报告》指出，受访者最担心和遇到最多的都是虚假宣传问题。这都表明直播间售卖“三品一械”亟待规范。消费者特别是患者，网购“三品一械”都是为了解决健康问题。当打着“医生”“专家”等旗号的主播，虚假宣传自己所推销的产品，必然对消费者造成了误导，一方面容易耽搁疾病治疗。如患者痛风并伴有结石本该去医院，但主播称“不用去医院”，购买自己产品就能“药到病除”，是严重误导。另一方面，产品质量和用法有隐患。按说，“三品一械”产品都有规范标识，如药品广告应当显著标明禁忌、不良反应等信息，其中，非处方药广告还应当显著标明非处方药标识（OTC）和“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但记者没有发现药品相关标识，这意味着患者用药存在安全隐患。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部分网络直播间变成了“三品一械”产品违规销售的“撒欢场”，不仅主播信口雌黄、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而且产品本身缺乏相关标识也不合格。其不但侵害了消费者权益，还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规范的商家形成不良挤压。同时，这也损害了相关直播平台的形象。因此，须依法严肃整治“三品一械”直播销售乱象。既要核实主播身份并规范标识，避免其以虚假身份误导消费者，也要对直播间的产品无标识、虚假宣传等问题进行全面排查，还要对公众进行健康科普，引导消费者在身体出现病理性不适时到医院就医，对直播间“药到病除”等虚假宣传擦亮眼睛。其中，直播电商平台应该守土尽责。直播间之所以出现“三品一械”销售乱象，主要原因是平台未落实主体责任，包括没有审核主播的专业身份，没有依法对这类直播间广告进行核查等。如果平台严格按照《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规定核查“三品一械”广告审查证明，违法行为难“撒欢”。同时，对“三品一械”直播销售加强行政监管。由于这类产品关乎消费者生命健康，只能严加监管。这方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上述违法企业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就有示范意义。希望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能对“三品一械”直播间加强监管，严肃处罚违法行为，以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关法律人士建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完善“三品一械”直播带货广告制度，进一步明确主播在直播间宣传推荐“三品一械”及相关食品行为的法律属性，细化有关违法行为的界定和处罚标准。即2020年实施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还有待完善。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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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院# 近日，“掌上六安”微信视频号发布的一则短视频介绍，安徽六安市舒城县政府大院近日在网上“火了”，网友亲切地称：比自家小区还容易进出的政府大院。根据视频介绍，舒城县政府大院随意进出无门卡，自由停车不收费。舒城一位市民说，“从我们有印象记事的时候，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也没有看到有人被阻拦在门外。”
这种政府大院没有理由不火。视频发布后，众多网友点赞，如“这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政府大院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的确不应该高门槛。给好政府点赞。”该县县长表示，大院会继续开放，我们舒城县政府大院一直以来都是开放的。不只是县政府大院，我们的机关单位卫生间也都开放。2019年，该县就发布《舒城县政府开放日制度》。实际上，近年来向社会开放的地方政府大院越来越多，有的政府大院允许市民在里面免费停车，有的机关食堂则对外来游客开放，还有镇政府大院让农户晒粮食，这些举措都赢得了好评。不过，此前大多数政府大院属于“有条件开放”，要么是在节假日，要么是在特殊季节。而舒城县政府大院则是长期无条件开放的，这种高度开放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显然，这种“随便进”的开放极大方便了群众。有的人需要到政府大院去办事，有的人内急要借机关厕所一用，有的人需要进去停车或就餐，外卖小哥、快递员则需要完成配送。如果政府大院门口有人阻拦或登记，显然影响群众自由出入。此前，多地发生过机关厕所不让群众使用的先例。而舒城县政府大院高度开放，方便群众并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同时，这也是公共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无论是政府大院，还是机关食堂、厕所等，无疑都属于国有资产、公共资源。假如政府大院实行封闭式管理，公共资源变成内部人员“专利”，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公共资源的浪费。而市民在政府大院里可以自由停车不收费，也可以随意享用政府食堂、卫生间，这让政府大院里的公共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社会价值。而且，此举有助于提升营商环境。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广泛共识，各地为此出台了不少积极举措。但要看到，有的地方开放水平还不够，例如政府大院高墙耸立、大门紧闭、保安盘问办事群众，就给人留下政府思想保守的印象，不利于招商引资。而政府大院开放水平，则是解放思想、锐意改革的缩影，会给投资者留下开放、包容的良好印象。相比那些设置开放条件的政府大院，舒城县政府大院开放水平显然更高；相比封闭管理的政府大院，舒城县政府大院展现出亲民、爱民、无官僚主义、无衙门做派的一面，这无疑为政府形象、地方形象加分。期待更多地方政府向舒城县学习这种开放精神，以开放政府大院引领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既拆除阻碍发展的有形之墙，也拆除内心无形之墙。当然，政府大院高度开放不等于无人管理。在开放的同时，只有科学管理才能维护政府大院秩序，使其更好服务政府机关和当地群众，比如在政府大院停车不能乱停乱放，在政府食堂就餐不能浪费粮食，在机关厕所如厕要注意文明，更不能在政府大院大吵大闹影响办公。这需要提醒进入政府大院的群众遵守基本规则，也需要安排专人巡逻确保秩序。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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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姐”裙子走光？#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女性列车乘务员服装该换了，并在中国铁路公众号上提出建议，称在车上看到列车乘务员弯腰帮旅客处理座椅问题，裙子开叉高，长度很短，已经在走光的边缘，且乘务员经常需要弯腰之类的劳动，裙子不方便工作，建议改成裤子。
上述文章发出后，不少网友表示赞同。这说明该网友看到的问题以及所提的建议，得到不少支持率。但也有网友认为，企业对员工的工作服装会有自己的要求，其他人不必过多干涉。对于后一种意见，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因为铁路企业有别于其他企业，从事公共服务，工作装不能太“自我”。对此，12306客服人员表示，铁路方面没有明确规定，女性列车乘务员必须得统一穿裙子，但是得统一着装，穿着得体，裤子或者裙子都可以。这句话意思很明确，女性乘务员穿什么不是关键，关键是“穿着得体”，就这个“标准”而言，网友反映的“裙装在走光边缘”，似乎偏离“得体”要求。随着我国高铁动车组列车运营，形象、气质接近于民航空姐、空哥的乘务人员“高姐”“高哥”，也是列车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工作服装款式、颜色等相统一，这是乘务人员的形象标志之一，体现出铁路客运服务很规范。但是这种工作服装的细节设计是否合理，则要从具体实践来观察和分析。当女性列车乘务员的裙子开叉高、长度很短，在其正常行走过程中问题可能不明显，但如果在工作中出现弯腰动作时，容易发生走光的风险，就值得警惕了。因为乘务员不是走来走去的模特，而是需要随时弯腰的服务人员，那么，就应该以其弯腰等动作，来评价这种裙子的设计是否合理、文明。如果弯腰不会走光，既考虑了女性列车乘务员的职业尊严，也兼顾到铁路的服务形象；反之，当弯腰容易发生走光，则对女乘务员和铁路形象都是不利影响。因为铁路服务不宜走性感路线，也不用靠性感来提高铁路上座率，只能通过“大方得体”的穿着，体现女性乘务员的气质和铁路服务形象。也就是说，上述网友建议裙子换成裤子，是出于一种善意。这说明该网友很关注铁路服务细节，很重视维护铁路形象。这也能防止某些心怀邪念的旅客盯着女性乘务员容易走光的地方看，从而有利于营造一种文明的乘车出行环境。无论其他网友还是铁路企业，都要正确看待该网友的善意建言。据悉，《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女性乘务员应该穿着裙装还是裤装。有的铁路局企业女款制服下身展示的是裤装，多数展示的则是裙装。上面没有统一规范，相关企业也没有形成共识，这不免就会出现“裙装在走光边缘”。是否有必要统一规范女性乘务员下身服装？笔者以为，未必要将裙子改成裤子，因为裙子也可以设计得大方，避免走光。很多民航公司空姐下身穿裙子，也没有“在走光边缘”。换言之，走光不走光不在于是不是裙子，而是如何来设计裙子。坦率说，若女乘务员裙改裤，也给人服务僵化的印象。最好，裙子、裤子轮换着穿，给人新鲜感。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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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儿班”招不满# 在北京的托育服务机构中，不少设有托育价格较低的普惠“乳儿班”“托小班”，服务6个月至2岁前的“小小孩”。然而在实际中，“乳儿班”普遍存在招不满的情况，原因主要是家长对幼儿在园的安全照护，以及教师责任心等方面的担忧。
近年来，我国大力支持发展托育服务，服务对象是半岁到3岁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中又细分出“乳儿班”，其服务对象为年龄约在6-12个月（年龄最早的可低至2个月）的婴儿。不久前，“浙江一公办幼儿园开设乳儿班”话题收到不少好评。其实“乳儿班”并不好办。这主要是因为“乳儿”年龄太小，不会表达，家长由此担忧孩子不能得到及时照料，在集体环境中容易生病。于是出现“叫好不叫座”，即舆论普遍肯定“乳儿班”，但其招生存在咨询多、实际送托量少、机构招不满的情况。有园长坦言“送托量不及咨询量的十分之一。” 送托量太低意味着“乳儿班”成本高、资源浪费，很难持续运营。以某“乳儿班”为例，软硬条件均不错，如提供“专属定制”婴儿床，大教室所有墙面软包装，所有尖角位置包成圆角……软件方面，一周菜谱不重样，作息时间按需排，师生比接近1比1，月收费1900元。然而，该“乳儿班”里目前仅有7名幼儿，第一期仅仅有2名，逐步增加到7名。要想提升送托量，只能从家长“不放心”入手，将“乳儿班”办成“放心班”。笔者以为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制度层面给予精准支持，也需要托育机构消除顾虑，给家长派发定心丸。其实，国家卫健委2019年公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中，就规定了乳儿班10人以下、保育人员与婴幼儿的比例乳儿班1:3等要求。每家托育机构的“乳儿班”都要对照官方标准提供服务。如果园方标准高于官方标准，则应充分宣传园方标准换取家长信任。由于家长高度关注安全照护方面的问题，相关制度、标准更应该围绕安全照护进一步做细做实。家长究竟关心哪些安全问题，有关方面应该深入调查，然后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完善。当制度、标准符合家长期待，托育机构又严格执行规定标准，家长没理由怀疑“乳儿班”。作为托育机构来说，要想赢得家长信任提升送托量，其各项服务标准只能高于国家规定标准。鉴于家长对教师责任心等方面心存担忧，既要在教师招聘方面严格把关，也要在教师培训考核方面从严，还要对教师一切行为进行无死角监督，并通过监控视频让家长们随时抽查。同时，托育机构要善于宣传自己，提高在家长心目中的形象。只有将“乳儿班”的安全优势、师资优势、制度优势、服务优势、价格优势等信息播进家长们的心里，才有望提高送托量。其中以真实案例说服家长，也是赢得信任的重要一点。这需要“乳儿班”懂“营销”。作为婴幼儿家长也要认识到几点：其一，不要从过去部分幼儿园的负面印象联想到“乳儿班”，因为管理更规范；其二，虽然婴幼儿年龄小不会表达，但保育人员比一般家长更专业；其三，家长可通过现代监控和通讯手段，常与“乳儿班”保育人员互动，消除不安心理。当然，社会公众对“乳儿班”的认知和接受有个过程，托育机构要为此做好思想准备，才能作为长期事业来干。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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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游戏# 近日，有学生家长表示，一种“死亡游戏”流行校园。该游戏被称为《梦回大唐》或《死亡三秒》。其孩子在游戏后迅速晕倒，并曾发出尖叫满脸冷汗，直到第二天还感觉头痛头晕。据悉，该游戏曾在美国流行一时，多名青少年因此丧生。鉴于此类游戏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有害，教育主管部门曾下令，坚决制止此类游戏在学生中传播、蔓延。
就《梦回大唐》这个游戏名而言，恐怕多数人想象不到是“死亡游戏”。然而，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游戏。除上述家长反映自己孩子玩该游戏迅速晕倒外，还有网友反映其侄子的同班同学因玩该游戏休克住院。此前，无论是警方还是医院专家，均指出该游戏充满危险性。然而，有关各方的多次警示，并没能阻止该游戏在校园流行，这种现象值得有关各方深刻反思。根据体验者描述，该游戏大概步骤包括靠墙蹲下深呼吸、憋气，再由其他人按胸口等操作。其基本核心点在于，让体验者快速达到窒息缺氧的状态。但如果窒息缺氧时间长或情况严重，就会导致意识丧失、全身脏器功能停止等，直接危及生命。据说，这种窒息能让人产生一些奇特感受或者幻觉，故而起《梦回大唐》这个名称来美化。但这种窒息游戏非常危险。这种危险游戏之所以流行于国内校园，既是因为曾经在美国流行一时，也是因为起了个极具掩饰和诱惑的名称；既是因为青少年群体喜欢体验新鲜事物，也是因为对孩子缺少生命安全教育导致他们未意识到危险性；既因为没有将这种危险游戏阻拦在境外网外，也是因为我们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还存在某些漏洞。而要阻止类似游戏威胁孩子生命安全还需多措并举。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流行文化很容易外溢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的流行文化是健康的，但有的流行文化却暗藏糟粕甚至危险因素。如果不能将后者阻拦在国门之外，就容易对我国未成年人群造成伤害。此次“死亡游戏”流行校园就给我们上了一“课”：如何阻止不良外国流行文化“入侵”，特别在互联网时代，对有关方面而言是新课题。亟待深入研究精准破解。这种游戏在国内校园流行应该与网络快速传播有关。因此，各大网络平台尤其是青少年用户比较多的短视频平台，应该落实主体责任，对这种“死亡游戏”进行全面“封杀”，使未成年人没有机会看到，更没有机会去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此前相关网络平台失职失责给了这种游戏传播的机会，从现在起要记取教训，落实主体责任、社会责任，净化网络环境。另外，部分学生去体验这种危险游戏，也是因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会，对学生的生命安全教育仍然不到位，那么部分学生就没有意识到体验某些游戏或某些行为的危险性。假如学生很清楚窒息缺氧非常危险，应该不会冒险去体验，毕竟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希望学校、家庭对学生加强生命安全教育，让学生懂得什么事情不能做，以提高学生自身“抵抗力”。对违法违规传播“死亡游戏”的相关网络平台，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相关规定进行追责。也就是说，要以法律利剑驱逐“危险的流行文化”。不管是校园打闹现象，还是学生其他危险行为，作为学校都要加强监督和管理，成为保护学生安全的坚强堡垒。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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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湾音乐节维权# “我们520元买的票，平台的退票周期一过，闲鱼上就出现了大量50元的低价票。”在一个名为“大洋湾音乐节维权群”的微信群里，60余名购票者对本次音乐节流出大量低价票的情况表示不满。据悉，11月8日至10日在江苏盐城市亭湖区大洋湾景区举行的“大洋湾遇见迷鹿音乐节”，出现大量黄牛倒卖邀请函赠票情况。
如今不少城市都在举办音乐节，通过音乐活动赋予城市艺术气质，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和影响力，带动城市文化消费。然而，某些音乐节却传出不好的消息，如“失窃”。上述音乐节同样令人失望，因为不少乐迷较早全价购买了520元三天通票，却没有想到“黄牛”倒卖的通票低至50元。这意味着部分乐迷手中的门票价值缩水了大概10倍左右。不可否认，包括音乐节在内的演出活动，都会印发一些邀请函作为赠票，赠予部分特殊人群。但一般来说，赠票数量非常有限。反观上述音乐节，却流出大量低价赠票。同为乐迷，欣赏的是同样的音乐节目，有的人花了520元买票，有的人花50元买票，前者自然有不公平感，建立维权群组团维权在情理之中，能理解，有关方面要妥善处置此事。可能在有的人看来，早期购票的乐迷与音乐节主办方是一种契约关系，既然已经购票达成契约，就不应该再寻求退票或者退钱，以遵守契约约定。不过，站在维权者的角度看待此事，这部分乐迷多付出了近10倍的费用，背离了价格合理的交易条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价格合理是该权利重要组成部分。有较早购票的乐迷表示，“很多音乐节票不好卖，存在降价行为，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此大量的赠品流入市场，我们这些原价购票的人确实难以接受。”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体现出乐迷对音乐节门票降价的理解，也体现出对上述音乐节大量赠票流向市场的不理解。该音乐节究竟向市场派发了多少张赠票，应该给维权者一个明确的解释。该音乐节滥发“邀请函式赠票”，不只是损害了较早购票的乐迷的权益，导致乐迷付出较高成本，而且还损害了该音乐节的形象和公信力。如果此次处理维权的方式方法不妥，给乐迷留下不好的印象，恐怕以后很难赢得乐迷信任，因为谁都担心购票后再出现大量赠票导致票价大幅贬值。如果没有乐迷支持，该音乐节今后恐怕很难持续举办下去。同时，这也会造成售票平台不悦。由于乐迷较早的票都是从某App上购买的，据说该平台不允许退票，那么部分乐迷也会对售票平台不满，这有可能把售票平台“拖下水”陷入法律纠纷。另外，这也会影响音乐节所在城市的形象。本来音乐节能为城市添彩，但滥发赠票导致音乐节失信，城市形象也会受到拖累。所以，只能妥善处理此事让乐迷满意。但处理此事似乎比较棘手，因为涉及第三方公司、售票平台等多方利益，而地方文广旅部门却很难干预。不过，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协调督促各方妥善处置。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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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萍事件# 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获奖名单正式发布。在本届竞赛中，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和其指导的学生入围决赛，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决赛阅卷结果，二人未获奖。据调查了解，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王某某已被学校诫勉谈话，取消评先评优资格。
今年6月，17岁中专女生姜萍拿下阿里巴巴数学竞赛全球第12名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掀起巨大浪花。不仅姜萍被冠以“数学天才”“天才少女”等称呼，而且姜萍就读的涟水中专，有不少人赶来围观或直播，据说姜萍老家来往的人络绎不绝，就连街头也滚动播放着大红喜报……但随着有人质疑姜萍成绩造假，这一事件出现反转。如今真相浮出了水面。从决赛阅卷结果看，指导教师王某某和学生姜萍均未获奖；从调查结果看，王某某在预选赛中为姜萍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规则。根据该规则，预选赛“禁止与他人讨论”，但王某某提供了不该提供的帮助。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王某某和姜萍均没有尊重、遵守竞赛规则；一个是暴露出竞赛赛制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谨等问题，组委会承认这一点。随着真相浮出水面，王某某受到学校应有的惩戒，作为姜萍本人也要反思自己。而把姜萍一度推上“神坛”的网络推手们，更要反思自己的盲从和炒作。虽说中专生、职校生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没有深入调查之前，要谨慎吹捧所谓的“天才”，既不能让吹捧对象压力山大，也不能误导社会公众。否则事件一旦反转，尴尬的不只是几个当事人。作为该事件“主角”之一的王某某尤其要汲取教训。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其中，“传道”置先，就是强调“传道”比“受业”“解惑”更重要。所谓“传道”就是传授道理，即做人做事的道理。按说，作为师者的王某某应该培养学生敬畏规则、遵守规则的品德，然而，王某某却违反了规则，这不仅涉嫌竞赛舞弊，而且对学生也是种不良示范。王某某违反规则大概出于私利目的。竞赛细则显示，根据成绩将评出金奖5人，奖金为30000元/人，银奖10人，奖金15000元/人，铜奖20人，奖金8000元/人，优秀奖50人，奖金2000元/人。假如姜萍参赛获奖，王某某大概或明或暗得到相关好处。然而，违背规则不仅让姜萍失去获奖的可能性，而且王某某本人也因为违反规则涉及作弊受到处理。这一事件也给包括中专老师、职教老师在内的所有教师上了一堂“警示课”。众所周知，如今涉及学生的各种竞赛活动层出不穷，有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的活动，学生一旦在知名竞赛中拿奖，其指导教师会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等方面获益，所以，不少教师都热衷于帮助学生参赛。但如果某些竞赛规则不允许老师提供帮助，老师帮助就是一种舞弊行为。所以，作为学生的指导教师，要懂得尊重、遵守竞赛规则，让学生按照规则参赛，才能赛出真水平。如果竞赛规则禁止与他人讨论，而老师的帮助即便很隐蔽，也有“露陷”可能性。老师特别要意识到，自己在学生面前的一言一行都是一种教育，即言传身教，如果老师明知规则禁止而破坏规则，那么对学生而言就是一种不良教育。这个教训需要记取。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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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孕傻三年# 近日，国家卫健委旗下“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刊文《女性生孩子的四大好处 | 科普时间》。文章表示，“孕育是一段艰辛又华丽的旅程，女性要经历各种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孕产妇和家人应更多关注生育带来的正面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对于民间“一孕傻三年”的说法进行了解释和纠正。
“一孕傻三年”的说法在民间流传已久。据说国外也有“怀孕傻三年”类似的说法，称为baby brain（婴儿脑）。部分育龄女性就因为这种说法而患有“生育恐惧症”，即担心自己变傻而不敢怀孕。事实果真如此吗？上述文章解释道，所谓“孕傻”，更多是一种心理暗示。女性在孕期和产后感觉自己记忆力下降，多半是由于新生命的到来，生活发生改变，导致焦虑、紧张。根据该文章，女性怀孕不仅不会变傻，而且孕育还会使女性变得更聪明。原因是，孕期激素水平的变化，会使女性脑部结构发生微妙的改变，让女性更具母性特质。这种改变可能会使大脑中的能量更充沛，有助于女性应对日后成为母亲所要面临的挑战。这一科学解释不仅能消除女性对“孕傻”的恐惧心理，还有助于提升女性生育意愿，从而为家庭添口和优化我国人口结构。实际上，这不是官方机构第一次针对“一孕傻三年”辟谣。中国科协发布的2021年度科学辟谣榜中，就包括前述谣言，指出“一孕傻三年”本身就不科学。因为生养孩子令妈妈们紧张、疲惫，睡眠质量直线下降，这会导致人经常出错。但这些都是精神紧张、睡眠不足造成的，跟“傻”不沾边。这种论调，既不尊重女性，更无科学性可言。这对于该谣言，也是一种权威辟谣。笔者以为，这种官方辟谣具有多重效果：其一，可纠正民间错误的传说，对“一孕傻三年”这一谣言是致命一击；其二，也向公众特别是育龄女性科普了相关医学知识；其三，也是鼓励生育的一种科学方式。当育龄女性不再被这类谣言所误导，就不会对生育有恐惧心理。而且，“孕育还会使女性变得更聪明”对生育信心是种加持。如此，女性生育在心理上将“轻装前行”。我国2021年开始实行全面三孩政策。从近三年实施情况看，取得一定效果，三孩及以上占比是最好证明。但也要看到，不少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还有待于提高。所以，之前多地政府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措施，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但其他政策措施未必能治育龄女性“心病”，辟谣则能消除恐惧心理。也就是说，在鼓励生育的“组合拳”中，少不了科学的正向引导，对于误导育龄人群的不科学言论，就应该及时说“不”，还可以拿出相关案例、科研数据等，让不科学的误导性的言论彻底垮塌。换言之，对类似于“一孕傻三年”这种错误流言，辟谣既要及时也要深入，使谣言没有死灰复燃或者暗自传播的机会。这需要有关方面紧盯影响生育的有关谣言，遏制其随意传播。当然，作为适龄女性也要主动学习相关科学知识，不要掉入“民间生育谣言陷阱”，既影响自己家庭美满，也影响国家人口大计的实现。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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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竞业# 近年来，竞业限制被滥用的情况频出。就连刚入职的实习生也要签署竞业协议。记者了解到，不止实习生，试用期、劳务派遣、兼职、外包等人员被要求签竞业协议的情况屡见不鲜。还有一些公司不分具体岗位和职级，要求所有职工签竞业协议，堪称“全员竞业”。
竞业限制是《劳动合同法》中的重要内容。该法律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如此规定，既是因为除此之外的其他员工平时接触不到企业商业秘密，也是防止企业滥用“竞业限制权”将无关人员也纳入限制范围。然而，从实际情况看，用人单位主要是企业随意扩大竞业限制范围的现象频频出现，相关案例多次被曝光。比如，实习生以及试用期、劳务派遣、兼职、外包等人员，根本接触不到企业商业秘密，却被要求签竞业协议。而企业辞退这些人员后，已签竞业协议对这些人再就业造成了困惑和限制。更离谱的是“全员竞业”，即一些公司不分具体岗位和职级，要求所有职工签竞业协议。这相当于将签竞业协议变成了签劳动合同——签劳动合同的人都得签竞业协议。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信息显示，“全员竞业”趋势明显。这提醒有关方面加快规范竞业限制，防“全员竞业”像病毒一样蔓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无差别签竞业协议的现象，乍一看给人的印象是企业管理太粗放，不够精细，采用了“一刀切”的管理方式。但实际上，这是企业管理霸道的又一典型表现，即企业要求所有员工必须签竞业协议，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所有员工为“保饭碗”，在企业淫威之下被迫接受。有代理过竞业限制纠纷案的律师指出，“全员竞业”趋势出现的原因，首先是公司与职工之间的缔约地位不对等，公司要求签竞业协议，多数职工没有能力拒绝。而员工的弱势、盲从又助长企业强势、嚣张的气焰。据说一些职工不清楚签竞业协议的后果，或看其他人都签了也跟着签，不理性。客观而言，法律中“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不够明确，也给了某些企业随意扩大签竞业协议的范围，采取“全员竞业”的机会。所以，有人建议进一步明确其他负有保密人员的范围，这值得有关方面考虑。笔者以为，要么修订完善《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要么出台配套制度加以明确。即便不明确其他负有保密人员的范围，企业采取“全员竞业”也是不合法的。一方面，这不符合竞业限制只限于少数企业高管的立法精神；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像实习生、厨师、保洁等企业的“边缘人员”，是不可能接触企业商业秘密的。“全员竞业”实为企业霸道超过法律尺度的表现。因此，有关各方要对“全员竞业”说“不”。作为接触不到企业商业秘密的员工，要坚决拒绝签竞业协议，以免作茧自缚。如被企业强迫签竞业协议，以依法投诉或起诉。各地劳动执法部门要主动作为，抽查企业竞业协议签署情况，纠正错误做法。劳动仲裁、人民法院都应依法为劳动者撑腰。在司法实践中，相关法院均认为，冷菜厨师、推拿师等人员不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认定竞业限制协议无效。这对霸道企业是“反霸一击”。希望更多劳动仲裁、人民法院对这种充斥霸道色彩的“全员竞业”，以更霸道的法治方式进行反治。 #乘风计划，动态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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