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如何用儒家思想完善法律，巩固统治？|儒家|法家|道家|黄老

中国历史是一段精彩而且非常深厚的历史，不仅时间长而且孕育出很多的帝王以及历史大事件，秦朝便是众多朝代中较为突出的一个朝代。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逐步统一中原诸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常厉害的王朝——秦朝。

秦朝建立之后，中国的封建法制进行全新的改变，但由于秦朝法律过于严苛且残暴，这个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最终在汉高祖刘邦手下灭亡。

西汉王朝吸取教训，勇于改善法律体，开始了西汉法律体系的演进之路。西汉统治者看到秦朝留下来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天下苦秦久矣，大乱初定，国家建立以后就需要开始构建上层建筑来完善社会本身。

西汉初期以“尊行黄老”为中心，及形成一种“大音希声”般的“仁”，看似无所作为，实则无所不为。之后，随着诸子百家思想的争鸣，西汉初期的法律制度兼顾法家的严明与儒家的宽厚。

西汉初期的“遵行黄老”主要体现在“无为而治”和“与民休息”

既然是以“遵黄老”为中心，那么，黄老之学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黄帝与老子的学说，其实也就是道家，黄老之学说白了也就是道家思想的一个代名词。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思想大变革的时期，各个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比如儒家的“祖述尧舜”，墨家的“禹之道”。道家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的学说，自上古至今，中间也自然会经历许多的发展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战国末至秦汉是一个非常大的阶段，当时人称“刑（形）名法术之学”或者“黄老道德之术”。战国后期甚至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情况，而道家的核心理念就是“自然”、“无为”。无为就是不干预，谁不干预呢？是让政府不干预老百姓。何为道法自然，也就是老百姓本来的生活方式。

黄老之学中的无为而治和道法自然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就是政府不需要过于干预老百姓，让老百姓按照固有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民家思想家提出这种思想，是因为老百姓们自古以来本就习惯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但这种思想在战乱纷纷的朝代自然是不适用的，所以秦始皇比较几家思想之后，更看重“法家”中心思想。这样的法律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太平，掀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篇目，但是也有强烈的副作用。

这些严苛的法律导致人们动不动就会触犯刑条，导致百姓终日惶惶而不安，最过分的莫过于“连坐法”，一人犯罪，诛杀九族。这种过于极端化和严苛化也成为了秦朝短短二世而亡的原因。

西汉也意识到过分严苛的法律不是治国之道，吸取秦朝独尊酷法亡国的教训，所以以黄老之学为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刑罚，而是提倡“无为而治”和“与民休息”。

相比秦朝萧条的经济景象，西汉体恤民心，关注民情，免赋税徭役，鼓励老百姓们积极农作。经过了几代帝王的不懈努力，汉朝也终于营造出当官的人对帝王忠贞，老百姓们孝敬自己的父母的良好社会环境。

儒家学派以仁政为基础“兼济百家”，对构建西汉德法兼备的法律体系有着非凡的影响

通过“无为而治”和“与民休息”的执行，西汉渐渐恢复了元气，秦朝留下来的伤口也逐渐愈合，国力也开始有回暖的迹象。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诸子百家开始争鸣起来。最为突出的是秦朝以“焚书坑儒”极力打击的儒家学派，但西汉却因各种方面的影响选择了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首先，我们可以从历史的文献中看到秦朝独尊酷法，及专用法家。以“焚书坑儒”事件来禁锢老百姓们的思想，残酷无情的法律让老百姓们痛苦不堪。我们都知道凡事过犹不及，秦朝得益于秦律的制定统一了天下，但也因此而亡。贾谊的《过秦论》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其次儒家学派提倡“为政以德”，孔子从西周时期就从“德礼”出发，提倡“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大量的老百姓接受忠孝伦理灌输的不断灌输，可以很大程度上保持对中央、皇帝的效忠。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汉代统治者对法律体系的需求。

而且儒家思想世俗性与兼收并蓄，作为此时的主流思想，它不断地与道家、法家等各种学说相融合，吸收精华，这同样保证了中央在思想领域上的主导地位，很好地解决了问题。孔子就曾经说过，要使人心生可耻，从而实现自我行为约束，就得通过德礼而非刑罚。

法家适当的法律和儒家的仁政相结合，西汉初期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善

西汉从秦朝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相较于秦朝时期严苛的法律体系，西汉没有只用冷酷无情的法律压制人们，在严谨的法律下却没有散失温情，保存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信念。而商鞅曾提出过一套想法足以让人感受到秦朝管理制度的冷酷。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这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信念，没有好的社会风向引导的社会就是一摊死灰，而道德与制度严重的不匹配，也只能压住一时的战乱。西汉则将儒家的宽厚融入到恰当的好处，思想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孝道，来使全国上下一条心，通过天人感应来确定君主的合法性。即便后期董仲舒提出了错误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被刘安完全反对，再次说出真谛：我们应该顺应自然发展规律，不能强制性束缚住人们的思想。

儒家和法家的充分融合使西汉初期的律法体系兼收并蓄，进而让我们认识到教化才是制定法律真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