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大约没有比国庆日更重要的节日了。国庆日相当于国家的生日，但其来源却多有不同：独立战争、宪法签署、领袖诞辰……当然大部分都与政治军事相关，毕竟民族与国家在独立的过程中少不了鲜血与战火。那么，国庆日还有没有文艺一点的打开方式呢？

当然有。国庆日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脉络，故也是艺术家们所钟爱的题材之一。关于国庆日的故事，可以写成小说，可以拍成电影，可以谱成歌谣，当然也可以画成油画。

独立宣言：人与上帝的诗性契约

与众多在历史上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一样，美国的国庆日也与源于其独立战争，只是美国并不将其称为“国庆日”（National Day）而是以“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冠名。虽然有着独立日之名，但这一天既不是独立战争的起源——“莱克星顿枪声”爆发的1775年4月19日，也不是独立战争的结束——《英美巴黎和约》签订的1783年9月3日。美国的国庆日被选定在这两个日子之间：1776年7月4日。在这一天，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的代表齐聚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并在会议上批准了一份特殊的文件，正是这份文件，使得7月4日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

这文件的名称，便是《独立宣言》。作为一份宣告国家独立的法律文件，《独立宣言》的内容显严谨而不失浪漫。短短的一页纸上，以细腻而坚决的笔触罗列了英国统治者的罪行以及殖民地人民反抗的正当性，同时也阐释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及开国元勋们对于自然权利学说和主权在民理论的思考。这其中，便有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那句被传颂了无数次的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而在罗列英国罪行的条文中，《独立宣言》更用了一连串气势雄浑的排比，二十七个“He has”与“For”开头的段落中如同两首言辞锋利的十四行诗，将殖民地历史切割得干净利落。从中不难看出，在“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的美国国父们心中，这一纸宣言与其说是法律，更不如说是信仰，是与神的契约。

正是出于这种神圣性，华盛顿国会大厦中央大厅中的八幅巨型历史油画中，便赫然摆放着一幅同样名为《独立宣言》的作品。这幅油画出于美国画家约翰·特朗布尔之手，画的对《独立宣言》进行评议时的情形：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五人起草宣言委员会正在向国会提交宣言草案，国会的四十七位代表肃穆地环坐于四周——这其中有五位代表最终没有签署这份文件。

这幅《独立宣言》所描绘的场景其实带有一定的臆想成分，因为宣言提交之后国会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当时参会的代表们也并没有如画作中表现的那样聚在一起。显然，约翰·特朗布尔希望这份对美国意义重大的文件具有更强的仪式感，所以将四十七位代表齐聚一堂；更为用心良苦的是，画中的人物无论远近大小，均通过人物所存的肖像画创作，故而具有极强的写实性。

很多人会误以为这幅油画画的是宣言起草时的场景，这也与《独立宣言》起草过程的复杂有关。早在1776年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便提出了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独立宣言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三天之后的大陆会会议上通过，实际起草工作主要由托马斯·杰佛逊负责， 7月4日这份筹备了近一个月的文件最终被正式批准——但实际上美国国会早在两天前就已经对外公开了《独立决议》：“兹决议：合众殖民地是且应当是自由独立的国家，故免除其对不列颠王室之拥戴；其与大不列颠国之一切政治联系无效且应当无效。”

《独立宣言》

攻占巴士底狱：一次起义里的黑色幽默

《独立宣言》通过审议之后的第十四年，在大西洋另一岸的法国巴黎爆发了一次规模并不算大但却影响深远的起义：攻占巴士底狱。这一次起义一方面点燃了长达五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从此进入了朝代更迭如同走马灯的华丽时代；另一方面更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孕育了世界新时代的曙光。近一个世纪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正式通过法令将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定为法国的国庆节，这一天便是1789年7月14日。

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源于英国的殖民统治，那本身便是殖民帝国的法国为何会爆发出这样的的起义呢？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源于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傲慢；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源于欧洲封建社会在瓦解过程中所出现的动荡与混乱。

1789年6月17日，因为在税收上与国民议会出现了争执，路易十六索性将议会关闭并宣布其为非法；而国民议会则反戈一击，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国王与贵族、市民均不让步的态势导致巴黎的治安每况愈下，终于使路易十六做出了将军队调回巴黎的决定。路易十六此举究竟是为了维护治安还是镇压市民已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决定深深激怒了巴黎市民，最终导致了起义。

1789年7月13日，起义者陆续占领了巴黎的各个要塞，整个首都只剩下巴士底狱一处还掌握在忠于国王的军队中。在市民们眼中，巴士底狱无疑是王权的象征，只有攻下巴士底狱起义才算是真正取得了胜利，于是一支近千人的队伍自发组织起来，开始进攻巴士底狱。最终，在一片混乱中，巴士底狱中的守军竖起了白旗并被愤怒的市民打死，巴黎由此“全境”光复。

而直到此时，在凡尔赛宫优哉游哉的“事主”路易十六依然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起义的通知。对于这位精于工匠之道的国王来说，这一天实在过于沉闷，以至于只在当天的日记中草草记下了“无事”一词。当然不是真的“无事”，就在这一天，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而这也意味着路易十六悲惨命运的开始。

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巴士底狱会成为法国王权的象征呢？其实巴士底狱本是在百年战争中为防范英国军队进攻而修筑的要塞，“巴士底”即“Bastille”，为法文中的“城堡”之意，无论是“巴士底狱”还是“巴士底城堡”的中文译名都有些将“列昂那多”翻译成“达芬奇”的幽默了。

随着巴黎的扩建，这座巴士底城堡渐渐便被“吸收”进了城区之中，又在14世纪里被改建成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一代文豪伏尔泰与神秘的“铁面人”都曾经被关押在这座监狱中。城堡变成了狱，战争要塞自然也便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将攻占巴士底狱视为起义胜利的标志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占领巴士底狱后不久，巴黎市民便拆毁了这座曾经固若金汤的城堡，并改建为巴士底广场。而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幕令人“热血沸腾”的场景则由罗拜尔的油画《攻占巴士底狱》记录下来。画作上市民们群情激愤，与装备精良却慌张不安的士兵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一派革命气象。

《攻占巴士底狱》

开国大典：方寸画布上的历史浪潮

将视线转向东方，近两个世纪后，遥远的中国同样诞生了一幅与国庆相关的油画：《开国大典》。相比于《独立宣言》与《攻占巴士底狱》，这幅画作的名字更为开宗明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宣告国家独立而举办的典礼仪式。

1949年，经过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争之后，解放军终于击败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10月1日，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而这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幕，最终在1953年在中国画家董希文的画布上被呈现出来，成为共和国艺术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与《独立宣言》相似，《开国大典》中“出镜”的人物都是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每一个人物也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当时董希文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画家——中国文物局甚至还规定其画作“一律不得离境”，不过为了力求完美，董希文还是广泛征求了众多美术界及文艺界专家的意见，最终在构图上达成了两个突破：一是将出场人物均“压缩”在画面左边三分之一，以烘托节日气氛；二是将右边本应出现的柱子抹去，以衬托视野开阔。对此，梁思成还有专门的点评：“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不过，作为一个历史文物，《开国大典》更为珍惜的不是其艺术造诣，而是其修改历程。作为一幅政治意义深厚的画作，《开国大典》并非一比一写实绘制，而是对出场人物进行了谨慎的选择与排列。这一点与《独立宣言》中将四十七位代表尽数绘制不同，第一版《开国大典》中出现了十一位领导人，除了毛泽东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和林伯渠。

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翌年董希文便接到了将画作中高岗“删除”指令。于是，身着丈蓝色人民装的高岗便在画笔下变成了蓝天与菊花——为了让修改不留痕迹，董希文在其它画作上进行了多次练习才动笔，而第二版《开国大典》果然也极为自然，看不出任何异样。

“文革”爆发后，下一个被删除的人变成了刘少奇。因为站位在人群之中无法随意涂抹，于是董希文便将刘少奇改画成了董必武。此时董希文已经身患癌症，但其在病痛中修改出的第三版《开国大典》依然画风自然，毫无修改的痕迹。

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历史终于给了这幅油画以回归真实的可能。当时董希文已经去世数年，其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中国革命博物馆于是辗转找到了阎振铎、叶武林两位画家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这便又诞生了第四版《开国大典》，此时距开国大典举办的那一年，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年。

《开国大典》

结语

《独立宣言》、《攻占巴士底狱》与《开国大典》来自三个不同的大洲，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同样是立国纪念，美国人以一份法律文件的通过为标志；法国人以攻占王权的象征为标志，中国人则以胜利时的宣告为标志。如果是法国大革命发生在美国，大约独立日会变成《人权宣言》分布的1789年8月26日；如果是法国人领导解放战争，说不定会以解放军攻占南京为国庆日；如果是中国人打响了“莱克星顿枪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