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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1934年的预测一样，在进入湖南后，日军的侵略步伐开始变得异常艰难，对长沙的两次作战行动都并未取得太大的进展，1941年，为了实施对香港的侵略，阻止中国军队南下，日第11军决定向汨罗江一带进攻以牵制中国军队南下，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参加本次作战的日军主力是由阿南惟畿率领的第11军，日军本次作战的目的是牵制中国军队南下，以便其能更顺利的占领香港，按理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此次作战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但是，最初的进展顺利让阿南惟畿自信心爆棚，他认为应该改变作战计划，一举拿下长沙，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一个能将他们烧成灰的“天炉”，而阿南惟畿正一步步走向天炉的正中心……

“天炉战法”

1939年与1941年，日军就曾经发动了两次长沙会战，两次作战的过程和结果都差不多：日军开始进展顺利，中国军队层层退守，并试图对日军进行反包围，日军战线拉的过长，最后只能撤退，日军撤退后，中国军队还会进行追击，最终双方大致回到原来状态。

虽然薛岳组织的是正面战场的抗日，但是这种打法已经有那么点“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意思了。

前两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都不满意，日军不满意是因为其打垮第九战区主力，占领长沙的战略目的没有实现，通过进攻长沙来实现“以武迫降”的计划更是变成了一句笑话。

而中国军队不满意的原因则是虽然日军没能占领长沙，但是中国军队也同样没有对日军形成太致命的打击，日军来了走了，损失并不十分巨大，而中国军队的损失却明显超过日军。

在这种背景下，中日双方都希望通过一次胜利来打破僵局，日军想占领长沙并消灭第九战区主力，中国军队则想在长沙围歼日军。

作为两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薛岳在前两次长沙会战中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

长沙附近的地形保证了中国军队可以很好的实施“层层退守，伺机反攻”的战略方针。中国军队在执行“层层退守”这一战略时总体上并无太大问题，问题是反攻时没有章法，只能将日军打退，却没能达到击溃并大量杀伤日军的效果。

反复思索后，薛岳将“层层退守”的战略方针与长沙外围的地形相结合，形成了著名的“天炉战法”。

所谓“天炉战”，按照薛岳自己的解释：“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网形据点或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致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

得意忘形的阿南惟畿与错综复杂的江南水网

要拿下长沙，日军需要渡过四道水上屏障，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1941年12月24日，日军开始向新墙河以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激战一天后，占领新墙河以北的渡河地点，25日，日军第3，第6师团渡过新墙河。

渡过新墙河后的日军留一部分军队对侧击日军的我58军作战，然后大部日军向汨罗江移动。

27日薛岳命令，第37军加强汩罗江南岸防守，令第20军、第58军向东南山区撤退，准备尔后对日军的反击。

28日，日军占领汨罗江渡江地，但是在渡江的过程中，遭遇了我第37军的顽强抵抗，渡江作战进展缓慢。

进攻受阻的日军转而采取迂回战术，第3师团向左移动至第30军后方的福临铺。薛岳则命令第37军向金井以东山区撤退，转至外线待机反击日军。

12月30日，日军第3、第6、第40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守军发动猛攻，并于当晚分别进至福临铺和金井一带。至此，中、日两军在新墙河与汩罗江地区的作战告一段落。

本来，日第11军牵制中国军队南下，让便顺利占领香港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

但阿南惟畿过于得意忘形，他认为日军进展顺利应该顺势直接拿下长沙，遂不等总司令部的命令，擅自决定继续进攻。

30日，日军渡过捞刀河，日军以第3，第6师团为进攻长沙的主力，第40师团则负责牵制中国军队，日军两个师团即将渡过浏阳河，发起对长沙的进攻。

但是，日军发动此次进攻的兵力有限，所以其不可能占领沿途的每一个阵地，也不能消灭所有沿途的中国军队，就在日军先头部队已经高歌猛进到浏阳河附近时，驻于新墙镇东南长胡镇的辎重兵第40联队被我第20军一部于雪夜中偷袭，第40联队联队长在战斗中被击毙。

激战长沙

一路急进的日第30师团，终于31日赶到长沙城下，成为了第一支威胁到长沙的日本部队，但是由于行军太急，再加上道路的限制，第3师团的炮兵火力不足，而由于之前已经进行过两次长沙会战，长沙外围的工事都经过加固，而且，而负责守卫长沙的我第10军在岳麓山上布置了大量炮兵阵地，有重型山炮4,50门，炮火上，日军反而处于劣势。

1月1日，以第3师团为主力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发起进攻。

在阿南惟畿看来，能快速攻击至长沙附近是“重大胜利”，于是其在长沙前线战事正酣时就向司令部发出了“元旦攻势进行顺利”的电报。

但事实上，阿南惟畿的第11军已经陷入了薛岳为他部下的口袋阵的底部，而就在阿南惟畿得意洋洋的向司令部炫耀作战顺利的时候，薛岳同时命令第九战区各部队开始向日军侧背部移动，准备对日军进行合围。

合围要想成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10军能够守住长沙城，为此蒋介石和薛岳分别电令第10军军长李玉堂要务必保证长沙不失。

1月2日，日军第3师团虽然占领了长沙东郊、北郊，但是在城墙外的进攻遭到我第10军的顽强抵抗，战事陷入胶着。

而第3师团的弹药与粮食即将耗尽，这样的背景下，第3师团不得不孤注一掷全力进攻长沙，而在第3师团攻击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阿南惟畿试图让第6师团也加入到进攻行列以扭转颓势，但第6师团的进攻同样不顺利。

其在3日拂晓占领长沙城北部阵地，但在攻城时同样遭遇中国军队在岳麓山上重炮的猛烈轰击，城中守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第6师团同样在胶着的战事中难以前进半步。

岳麓山炮兵阵地上的150毫米口径重炮

4日，中国方面的援军第4军已经抵达长沙南郊，并与守军取得联系。

同时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向日军后方的辎重部队发起攻击，如果后勤被彻底切断，日军将陷入绝境，于是第3师团于4日下达了撤退命令，但此时，第3师团很多部队已经与参与合围日军的中国军队交火，撤退进行的并不顺利。

第6师团的撤退相对顺利，很快经经榔梨军桥集,结在浏阳河右岸地区。

负责掩护第3，第6师团的第40师团在接到撤退命令时同样与中国军队纠缠在一起，撤退进行的比较艰难。

4日夜，薛岳下达了对日军的追击令。

全面反攻

第6师团事前已经赶到了渡河地点，所以撤退较为顺利，5日凌晨即退至榔梨市。

而第3师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其在负责追击日军的第我第4军与第79军的夹击下陷入混乱，死伤惨重，并且由于其预先设定的渡河地点的渡桥已经被中国军队炸毁，其不得不改变路线，向第6师团所在的榔梨市退却。

6日，日第3，第6师团汇合后向北撤退，于7日到达捞刀河北岸，而第40师团在撤退的过程中，遭遇了我第37军与第78军的多次打击，在付出了不小的损失后，终于于7日夜间脱离了与第我第78军的混战。

1月8日，向北撤退的日第3、第6师团被我第4、第26、第78军包围，面对如此危机形势，阿南惟畿急令第9混成旅团解围，但是第9混成旅团同样遭遇了我第20、第58军的堵截，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第9混成旅团被击溃，其中山崎大队除一名军曹逃脱外，另外的包括大队长山崎茂在内的200余人全部被击毙。

10日，日第6师团试图向北突围，但是被我第20军与第58军分割包围，阿南惟畿命令第40师团，第9混成旅团出击以帮助第6师团突出重围。

11日，日第3，第6师团终于突破了突出拦截线，第40师团也脱离与中国军队的战斗向被撤退，我第20军、第58军、第73军、第4军、第37军和第78军一路尾追至汨罗江南岸，并在此向日军发起攻击。

直到15日，一路狂奔的日军终于撤退到新墙河以北的阵地，中国军队一面消灭汨罗江以南的参与日军，一面向新墙河以北的日军阵地发起进攻。

战至16日，双方几乎回到长沙会战的态势。

阿南惟畿的第11军由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一路进攻，又沿相反的路线仓皇撤退，除了几万具尸体，什么也没有留下。

为什么是长沙？正面战场如何打击日军更为有效？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日的信心，让全民族更加坚定了抗日战争终会胜利的决心。

第三次长沙会战能够取胜与薛岳战略战术应用成功有很大的关系。

战略上，中国地域广阔，士兵人数众多，但武器装备落后；日本则兵力不足，但武器先进，部队机械化程度高。

这样的背景下，就应该避免与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决战，而以运动战的方式将战线拉长，让日军兵力不足的劣势充分暴露。

所以在战术上，不应该集中大兵团与日军在某一固定阵地决战，而可以采取适当的战术后撤，层层退守，不断的消耗日军，再伺机反击。

而长沙外围的江南水网地形，简直就是采取后退，包围，反攻，围歼战术的天造地设之地。

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在中国军队防御时可构成天然屏障，而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日军后撤时，又成为了迟滞日军撤退的路障。

有此四道水上屏障，日军进攻时不能快速突破，后撤时不能迅速回退，确实如同在架在火炉上烤一般。

因为有这四道水上屏障，中国军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调集部队合围日军。被架在炉火上的日军注定损失惨重。

但是，天炉战法能够成功还有另一个因素，后勤，理论上讲，日军在渡过四道水上防线后，同样可以以这些天然屏障为依托阻击中国军队，但是日军并没有，或者说并未大规模这样操作，其根本还是其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无法跟上，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日军都只能速战速决，一旦不能速胜，就必须寻求速退，而四道水上防线又恰恰不能让其速退。

其实仔细想想，在长沙保卫战之前，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的方式也大同小异，既诱使部分日军孤军深入，然后利用地理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对方。

台儿庄大捷中，版原师团本欲与师团在台儿庄汇合，但版原师团被死死挡住，造成了师团孤军深入，进而被合围。

万家岭大捷中，也是师团孤军深入试图偷袭中国军队，结果弄巧成拙，撤退时迷路，被中国军队合围。

万家岭大捷的指挥官同样为薛岳

而武汉会战的本意也是利用各个要塞层层消耗日军，然后伺机对日军进行反包围，只是在实施时屡屡出现失误，最终让日军占领武汉。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成功证明这种层层退守，诱敌深入，再实施反包围的战术不仅仅能够在一次战役中击败日军，如果能够合理应用这样的战术，中国军队可以打赢一次大会战。

除了长沙附近的特殊地形，以及中国军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外，其实长沙会战能够战胜日军的另一个原因是日军的战线拉的过长，兵员和补给都难以跟上。

日军兵力有限，又需要占领大量的城市和交通要道，故越到战争后期，日军为一次作战而集结起来的兵力越有限，此次行动的本来目的只是牵制中国军队南下，如果条件允许，设法消灭中国第20军与第37军，只是在前期进展看似顺利的情况下，阿南惟畿临时改变了战争意图。

此次作战，日军参战的主力部队是日第11军下辖的第3、第6和40师团，总人数约7万人，在战斗进入胶着（围绕长沙进行争夺）时，日军出现了明显的补给不足的问题，这在之前的战斗中并不多见。

日军补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孤军深入，长沙外围又有四道水上屏障阻隔，导致其陆上补给线很难保住，而单纯依靠空投又难以满足日军的作战需求。

可以说，打到长沙，或者说打到湖南时，日军其实已经明显出现后劲不足了。

长沙附近地形优势，中国军队战术运用得当与日军后劲不足共同促成了第三次长沙会战这次正面战场上的重大胜利。

某种意义上讲，薛岳的“天炉战法”的实施标志着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已经找到了对付日军的方法。

而在敌后战场，中国军队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对付日军的有效方法，而这些方法也将让日军痛苦不已。

此时日军面临一个窘境，既在正面战场上向前推进已经十分困难，因为战线过长，有太多地方需要把守，兵员数量又相对不足，无法一次性调集太多兵力投入战斗，日军虽然凭借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同样可以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大多与国民政府指挥失误有关，而通过一次打击迫使中国屈服，更是变成了笑话，恐怕在战争进入1941年之后，日本人自己都不会相信其能够通过军事行动让中国屈服了。

但日军面临的困境还不止这一个，由于初期占领地区过多，无法全部有效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名义上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地区不断行动，日军只能勉强维持大城市与主要交通线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进行几次大扫荡也不可能彻底消灭这些行动灵活的游击队，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日军不可能一直扫荡，但一旦扫荡停止，这些游击队就会立刻恢复元气，日军占领区不但没有成为日军后方，反而还成为了时时可能有战事发生的前方。

这样一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全部意义都已经失去，这场战争已经注定得不偿失，但是喜欢赌国运的日本人绝对不甘心就此认栽出局，因为那样一来就意味着之前的仗全白打了，之前死的人全白死了，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日本国民一定会把将他们拉入战争的日本右翼分子全部绞死，而为了弥补自己的失算（日本军方认为对中国的战争会很快结束），日本右翼分子只能将全部国民绑上战车，用亿万人的生命为自己的错误埋单。

多年以后，当军国主义分子走向绞架时，不知他们是否会后悔他们在多年以前下达的侵略中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