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张岱曾说过，“人无癖，不可交。”
癖，是人的真实表达。收集癖，既是一种癖好，也是人与物的对话，更是人与自己的对话。
专注于物，是因为物更能传递自己的态度，与物相处更自在。专注于自我，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抵御外界纷扰的侵袭。
在“断舍离”盛行的今天，“繁”已成累赘。虽然“舍”可以让生活更清静，但适当的“留”，也能让我们的灵魂更富足。
每个人最为本质和真情的一面，就藏在他的收集癖之中。当高高在上的帝王对一样事物有了痴迷之情时，就显得更平易近人了些，也更可爱了些。
这天底下，只有一个地方，能让乾隆皇帝每天一下早朝就钻进去，留恋不舍直到晚饭时间，那就是他的书房——三希堂。
别看三希堂只有八平方米大小，却是清代皇宫里字画收集量和收集价值最高的地方。这里聚集了共计晋以后历代名家一百三十四人的作品，包括墨迹三百四十件和拓本四百九十五件。
这些藏品中最有名的，便是“王氏三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旬《伯远帖》。听说乾隆尤为珍爱这三帖，就放置在书桌台前，每天都会摊开细细赏味一番。
除此外，乾隆也嗜好收集印章，不但书案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印章，并在每一个触手可得的书画作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章印，因此他也被称为“字画杀手”。
这些的小小收集之举，却展现了乾隆风雅和虔诚的一面。今天大家再提到这个千古一帝，想起的不仅是他所打造的“康乾盛世”，还有他藏在他喜好下的的独特个性。
乾隆收藏的印章
收集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属，即便是寻常人，也能在收集之中得到诚挚的乐趣。
“为石痴，为石醉”的林有麟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收录了102种类奇石，石类绘图249幅，编撰成《素园石谱》。浸淫在石头世界中的林有麟，尽管数十年光阴只与石为伴，却也在收集之中享受到了对事物虔诚的热爱所带来的快乐。
《素园石谱》内页
当然，字画、石头或是书籍，说到底都是雅致的喜好。但另辟蹊径的收集，也同样是人生一趣。
都说胡适是一个优秀的文人和学者，殊不知他也是一个别致的收集者。胡适的收集有三种：学历证书、火柴盒和怕老婆的故事。但胡适说，自己收集的三十多个学历证书，和五千多个火柴盒都不算什么，来自世界各地的怕老婆的故事才是自己最为珍爱的。提到这些故事，胡适甚至能一时兴起讲上数个小时。
风雅的收集也好，怪诞的收集也好，费钱的收集也好，费心的收集也好，都是人生的小乐趣。只不过有的人将小乐趣养成了小成就，有的人用这些小乐趣来丰富生活。
若一个人喜欢收集，想必他定是个值得交往的人。因为唯有对生活有着足够热忱和好奇之心的人，才会对某样事物产生执着。这份执着，是一个人想要将自己的痕迹深深印刻在世间的证明。
收集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从不以世俗的价值来衡量所爱之物的价值。一个执着的收集者，为了心爱的事物，是真的可以做到万物皆可抛。
以嗜书闻名的明朝文人王世贞，曾在一书商手中发现了一本宋代原版初刻的《两汉书》。该书曾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所藏，扉页上还绘有赵孟頫的小像。王世贞见到后甚为喜爱，但手头上又没带够足够银两，又怕该书被其他人抢去，不敢改日携银再买，竟同书商协定，用自己的一座庄园来换此书。
此事在当时的文人圈引起了极大轰动，世人皆笑王世贞痴傻，他自己却不以为然。王世贞曾称自己为“尽毁其家以为书”，也算实至名归了。
为藏品一掷千金还不足为奇，对收集者来说，面对真爱之物，是性命也比不上的。宋代书画家米芾又一次，和好友蔡攸乘船游玩时，蔡攸取出了自己收藏的王羲之的《王略贴》给米芾欣赏。米芾见了爱不释手，想以自己藏品与他交换。蔡攸不同意，米芾便一个箭步跃上船舷，大声叫道：“你若不给我，我不如跳江死了算了。”蔡攸见状，只得把《王略帖》送给他。
相比于米芾以性命相挟，家中收藏了上万个印章，被称为“印癖先生”的清人汪讱庵，甚至连古人最为看重的尊严也肯舍弃。
他曾在朋友钱梅溪家见到一方汉代铜印，非常喜爱，便一把夺过讨要。梅溪不许，他就“扑通”一下长跪不起。最后梅溪被汪讱庵的痴情所打动，便将印章赠予了他。
号称民国四公子的张伯驹的收藏
“宁自负抱，与自俱存亡”，对收集者来说，藏品就是同身体一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宋代文人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南渡逃难过程中，宁可将细软丢弃，也要保全藏品。清代收藏家吴珍鲁因舍不得家中的藏品，在当地放生寇乱时拒绝逃走，独身守护藏品，最后殉藏。对于他们来说，藏品早已不是外物，更像是具象了的自我。
能耗尽一生来热爱一样事物，实在是人生难得的幸运。说收集者执着也好，迂腐也好，最后说到底都不过是一种痴。是对收集的痴，也是对人世间的痴。正因为有这份超乎于普通人的热爱与激情，他们才能在痴迷之中，体验到了细微之物所带来的快乐，也在这份快乐中为生命寻找到了更高的认知和创造。
世有奇人当如王世襄。
他收集鼻烟壶，便写了《中国鼻烟壶珍赏》；养鸽子，便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斗蟋蟀，便写了《蟋蟀谱集成》。再后来，他对中式传统家具起了兴趣，就亲自去街头巷尾收集家具，并撰写了《明式家具研究》，成为继郭沫若和沈从文之后的第三位中国古物收藏和鉴赏大师。
有人说玩物丧志，王世襄却是玩物壮志。
除四旧时，那些精巧的明式家具被人们当成垃圾，随意拆散卖掉或丢弃。眼看着这些时代沉淀下来的精华就这样被人们毁坏，王世襄坐不住了。他先是写文章呼吁大家抢救古代家具，在响应的人寥寥无几之后，他干脆跑上街头，亲自将有价值的古代家具一件件抢救回来。
为了收藏文物，王世襄散尽家财。以王世襄为偶像的马未都曾讲过，“在北京通县，他看中一张黄花梨方桌，价格仅5元，舍不得运输费，就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桌腿，将桌扣在背上，推着车子一步步运回家。”
而如今，王世襄所收集的79件明式家具，却成为了明代家具工艺研究最为珍贵的文物。
“人舍我取，敝帚珍之。”
于别人无用之物，却是王世襄眼中的瑰宝。而这句话，也成了今天收藏家的座右铭。
尽管被称为收藏第一人，王世襄却不曾称自己的行为为收藏。他说，“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辨正文物之名称，或是坐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偶出把玩藉得片刻清娱。”
有一种收集者，唯恐自己的珍爱之物被夺走，恨不得将其吞入腹中。他们的收集，只是为了占有。还有一种收集者，通过拥有事物，来理解事物，只有经手，却从不妄图成为事物的主人。
王世襄的收集，最初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却在苦心钻研中成为了该领域的大师。他的研究成果也好，收藏经验也好，都在启发着更多的人去思考。到了晚年，他更将手中的藏品尽数留给了上海博物馆。明明是自己割舍千金，甚至丢下颜面才换来的藏品，为了能让它们流传下去，甘愿拱手让人。
伟大的藏家，大概就是在知道这些事物将不再属于自己时，给予它们更好的归宿。清人袁枚嗜好藏书，声称唯妻子与书籍不可外借。但在生命的后期，却把藏书尽数送人，只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读到它们。
收集到极致，想必就是一场循环。到那时，拥有不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热爱和品味，为了同物进行对话，也为了给自己和世界一份厚礼而已。
一位网友说，“功夫花在一处，不是高人，也是妙人。”
这句话实在概括了收集与收藏的真谛。从兴趣发起，是收集。将“集”发挥到极致，是收藏。它们的不同就在于，收藏的价值不仅仅在事物和自身上，也关乎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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