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人打仗讲究“出师有名”，在战争之前进行舆论谴责是十分有必要的事，于是“檄文”便应运而生。檄文是一种专门用来声讨叛逆，声述自己起兵合理之用的文书，在历史上有许多名篇檄文，凭着犀利精彩的文辞流传于世，例如大家熟悉的三国陈琳《讨贼檄文》，与唐代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曌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清末时期，也同样有两篇引人瞩目的檄文，即太平军的讨清檄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曾国藩与之对应的《讨粤匪檄》。一般情况下持合法统治地位的清朝，发布讨伐太平军的檄文，占据道德高地，只要像前人一样打出“正统”牌，便可压制住太平军的嚣张气焰。但是曾国藩却未出这张“王牌”，而是退而求次打“卫道”牌。那么曾国藩为何放着利器“正统”牌不用呢？这背后透露出他的无奈与高明。

二檄文的立意特点差异

自古以来的“满分”檄文，大多都痛诉叛逆的残暴，再列出自身“正统”性，兴兵讨贼乃是出于大义，牢牢占住道德制高点，在舆论上为自己进行武装，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身的“正统性”。这个东西玄而又玄，它来源于皇家血统、天人感应与舆论宣传等因素，古人偏偏就吃这一套。太平军在1852年进入湖南以后，发布了一篇《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随后曾国藩为了压制太平军，也发布了一篇《讨粤匪檄》，双方打起舆论战。在清朝末期太平军四方为祸之时，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清军，完全可以使用“正统讨逆”这张牌，获得舆论上的支持，也为士兵们提供作战的合法与合理性，然而最后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曾国藩的檄文侧重点在于“卫道”，读起来并没有多么有底气。这两篇檄文的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太平军中虽然大多是目不识丁的糙汉，但那些半吊子文人谋士，发布的檄文却很犀利，在立意与行文结构方面，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算得上是一篇上乘檄文。

他们以“华夷之辩”入手， 以“胡虏、鞑”等词汇称呼清廷，明确清朝统治者的蛮夷身份，而后还表示自己誓要屠灭八旗以安九有。《讨粤匪檄》则满篇痛斥了太平军的残暴，着眼于文化层面，指责太平军信奉西洋教，无视伦理纲常，破坏中国数千年的礼仪人伦，使得“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而清军要做的就是匡扶纲纪诛灭贼逆。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全篇都在以太平军离经叛道破坏伦理纲常为基准怒斥，而未声明自身统治之正统合理性，仿佛是一支“卫道”势力。饱读诗书的曾国藩，为何要放着“王炸”不出，非要拆开出“小王”呢？其实他心中也知道自己打“正统”牌底气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受“华夷之辩”的影响

《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所以在古人的传统观念中，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被称为华夏族，而居住在中原周边地区的人，则被称为“四夷”。随着时代的发展，区分夷夏的标准，也不再单一以居住区域为准，而是从血缘关系、区域文化与地理位置一同判定。先秦时期的古人，主要以血缘与地域区分天下人，到了汉代开始主要以文化区分夷夏。所以在后来的王朝中，每当华夏一族遭受巨大威胁之时，血缘与文化便更加凸显差异，为区分夷夏的重要标准。在中原人的观念之中，华夏代表着文明与发达，而蛮夷则意味着野蛮与落后，因此中原人自认为高人一等，只有他们才有合资格成为天下之主，而蛮夷即使成为帝皇，却也是毫无正统性的僭伪之主。

到了清朝统治时期，清朝列帝们也对自己的出身耿耿于怀，雍正帝就曾经为自己的出身做出合理声明：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他不以血缘和文化入手，而是说满洲与舜帝、文王所处之地同为中国籍，以此自圆其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雍正其他清朝帝王，似乎都对“华夷之辩”十分避讳，并不敢轻易触碰此话题。所以身为清朝重臣的曾国藩，无论是否认同爱新觉罗氏的“正统性”，他攻打太平军之时，却也是不敢招惹非议，未对此敏感话题表态。

第二，清廷大力限制中原臣子，使得曾国藩心有芥蒂。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清朝统治者对中原大臣的警惕性越来越高，一些位高权重的官职，开始不对他们开放。雍正帝就曾说过：朕惟望尔等学为善人，如宗室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中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满洲；推之汉军、人皆然。意思就是说宗室、满洲出身的人，对比中原人，肯定是优先任用前者，在此也能看出中原官员，在清廷之中的低下地位。在19世纪中叶的清朝，中原官员的“存在感”并不高，大部分权利都集中在满人之手，不仅在帝都清廷、军机处、六部，还是地方督抚满员的比例，满人至少要占十分之七，在鸦片战争时期，军机大臣到地方大员，除了林则徐与邓廷桢之外，其余全是满人出身。曾国藩是个“人精”，长期浸淫清朝官场之中，对这种打压中原大臣的现象认识十分深刻。他虽然一生仕途未有较大坎坷，因为背后有穆彰阿作为靠山，在37岁之时就坐上了侍郎的高位，但饶是如此，自曾国藩就任侍郎，到发布《讨粤匪檄》这五年之中，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升迁，既不能成为封疆大吏独当一面，也不能成为尚书统领一处，不上不下有点尴尬。 自从穆彰阿倒台之后，曾国藩本人也意识到，自己为官的“天花板”就是侍郎之职了。

但凡有一些升官的希望，他也不会去操办团练，冒着巨大风险去前线打仗了，连他在家书中，都时常劝诫家人不要从军。曾国藩这是用生命作为赌注，他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原人若想加官进爵位极人臣，唯有博取军功一条路。他身为中原人，在讨伐太平军的战争中，若是打着清朝“正统”的旗号，想必也会被文人的“唾沫星子”淹死。况且他自己也对清朝的用人制度十分不满，才“富贵险中求”去带兵打仗，所以心中也是不情愿在檄文中，以“正统”为清朝助力了。

第三，清朝夺取天下的手段有些“不光彩”

无论是清朝百姓，还是统治者都不敢拍着胸脯，说清朝以光明正大的手段夺取天下。《能静居日记》记载，1867年江南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谈论时局，赵烈文感慨清朝气数已经到了尽头，而曾国藩对此也十分迷茫。赵烈文称清朝最多只能再支撑五十年，也无法效仿晋、宋南迁偏安一隅，因为清朝已经民心尽失。曾国藩“抬扛”强调“君德正”，其实当时的两位清朝帝王都不算德行之君，他在《讨粤匪檄》中说今天子尤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恐怕他自己都不相信这种场面话。而赵烈文言清朝失去民心，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却是事实。在清朝开国之初，就是与明朝官军、各地义军、民间组织互相攻伐，为了杀一儆百，清军往往一战就是屠灭满城百姓。无论是在扬州、嘉定、大同、广州还是四川，这些原本富庶的地区，在清军过后都几乎变成了无人区。对此清军拉张献忠来“背黑锅”，自己则扮无辜。不计其数的百姓丧命屠刀之下，老百姓纵是迫于清廷淫威不敢作反，但心中也对此也有仇怨，所以曾国藩的檄文，哪还好意思申明清廷的正统性。

第四，清朝已经不得人心。

清朝作为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也曾做出一些贡献，这是毋容置疑的事。一些清朝帝王，例如推行休养生息之策的雍正、乾隆、嘉庆，也的确能算是“君德正”，使得当时的经济、文化、艺术领域，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清朝初期，多尔衮制造圈地、剃发易服、禁关、屠戮城池等弊政，以此巩固自身统治，这些行为确是伤害了中原百姓。此外当时的吏治也是十分腐朽，全国上下贪墨成风，到了康熙至乾隆时期，都先后出现过徐乾学、高士奇、和珅这样的巨贪。下层官员也是大肆剥削百姓，在此贪污风气之下，老百姓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同时清朝的土地兼并情况，更是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漕运总督杨锡绂曾在奏折中说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到了乾隆末年，甚至占田的百姓都没有十分之一。田地都掌握在地主手中，例如帝都附近的怀柔地主郝氏，就占据了良田上百万亩，连和珅的家丁也有六万亩的土地。而那些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则沦为佃户，甚至成了乞丐与流民。如此困苦生活百姓焉能言足？仅是腐败的吏治，与土地兼并问题，就使清朝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本来就不伟岸的清廷形象，则更加不堪彻底失去了民心。所以曾国藩在檄文中，对此也是十分了然，要言清朝的“正统性”，恐怕是说不出口的。

尾声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迫使曾国藩放弃了“正统牌”，转而以“卫道”为武器。但仗还是要打的，人心也是要拉拢的，曾国藩的“卫道”也是有些高明之处，不过他拉拢的对象乃是士绅与文人。曾国藩在檄文中，以“血性男子”为名，号召义士助其剿匪，并申明“血性男子”可被他引为心腹酌给口粮。而那些怒卫吾道的“抱道君子”，也可以被吸收为幕僚宾客。这两类人毫无疑问都是士绅群体，在地方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的特点也是仇视太平军，因为太平军所到之处，正是要掠夺他们的财产。这些士绅阶层对皇家的尊严与正统不“感冒”，对爱新觉罗也没有何种感情，他们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曾国藩他们面前，要讲什么君恩似海，大清正统之类的话，也引不起士绅的任何兴趣。于是曾国藩打着“卫道”的旗号，给了士绅群体一个名头，吸引他们的加入，这种宣传效果才是最为合适。

【参考资料：《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讨粤匪檄》，《浅析曾国藩<讨粤匪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