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5岁参加地下党，18岁成为华东局干部，20岁参加“青代会”，受毛主席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1岁考入上海医学院，精通中、俄、英、德四国语言。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人物就是天之骄子，前途不可限量。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人生也有四季，我25岁之前的人生，一直是人们羡慕的春天”。
然而，24岁那年的一场变故，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转折，栋梁之才一夜间变成了阶下囚。他不甘心失去自由，也不想向命运低头，14年间先后越狱4次，逃亡3万里，最终完成了自我救赎。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徐洪慈，下文讲述的便是他的故事。
谁能救我出去？
1958年冬，安徽白茅岭农场。
8个月前，徐洪慈还是上海医学院的高材生，此刻却在白茅岭接受劳动改造，这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还是个未知数。“谁能救我出去？”漫漫长夜，他苦思自己的前途，突然想起校党委副书记吕锦艺对他说的话：“到了农场好好改造，如果表现好，学校会出面把你要回来。”
徐洪慈来了精神，给上海的母亲写了封信，让她去找吕副书记，看学校能不能把他捞出去。来往信件都是要检查的，徐洪慈脑筋很聪明，他将信封剥成两层，普通的家信放在信封里，另一封则藏在夹层里。
信，顺利寄了出去；事，却黄了。
母亲带着儿子的诉求找到了吕副书记，却遭到断然拒绝，说：“你儿子的事由公安决定，我们学校不再负责！”一向温文尔雅的徐母，这次动了怒：“我们在国民党时代，把儿子培养成了地下党，怎么上了你们的学校，就退步成了“右派”？这是你们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
办公室死一般的寂静。
第一张大字报
时间调到1957年，这一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国高校掀起了一场学生参加整风运动、向党提意见的“大民主”盛况。然而，上海医学院却一片冷寂，无人响应整风不说，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
转眼到了6月，校党委副书记汪珊坐不住了，她召开学生党、团干部大会，严厉批评了本校学生干部麻木不仁、缺乏朝气，丝毫不关心整风运动。会议结束前，她号召大家：如果对党有“忠诚热烈的感情”，回去立刻展开行动，第二天要看到成效。
徐洪慈受过毛主席接见，一直是学校里的大红人，也有不小的影响力，此番被鼓动的热血沸腾，他决定要带头“鸣放”。回到宿舍，徐洪慈召集庄德润、徐学仁、周钦宗以及女友戴安娜等14位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提了51条意见，第二天就贴了上去，这就是上海医学院史上有名的“第一张大字报”。
这51条意见（实际上只有50条，周钦宗誊写时漏掉了第23条），有的是对党的意见，比如竞选不民主，“肃FAN”错了要平反，党代会报喜不报忧，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等等；有的是对学校的意见，比如每个国家都有学术精英，学校不能只引进苏联专家，不能只开设俄语课程，可以增设日语、英语、德语课程等。
这51条意见几乎都是正确的，可徐洪慈的人生却从此走上了拐点。
批斗
一石激起千层浪，徐洪慈的大字报被扣上了“反动”、“反革命”的帽子，又因为在学校掀起贴大字报的热潮，51条意见也成了他反党、反SH主义的证据。一波又一波的批斗汹涌而来，徐洪慈始终不认罪，心中的苦闷也只能向女友倾诉。谁曾想，给他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他的女友戴安娜。
徐洪慈曾对女友说过两句话，第一句是：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主席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他说这句话时，指的是不要对苏联盲目崇拜，并非对毛主席不敬。第二句话是：开除我的党籍就如同开除我的国籍，马克思说过工人无祖国，我在这要待不下去，就出国继续搞革命！然而，他当时正在被批斗，出国就意味着叛国。
1957年7月16日，学校召开3000人师生大会，准备批斗徐洪慈。他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响应校党委号召的经过，又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质疑校党委违背党内民主，保留自己向上级组织申诉的权利。眼看势头不对，吕副书记放出了杀手锏。
徐洪慈死也没想到，女朋友戴安娜会走上台，指着他的鼻子“大义灭亲”。看着女友痛恨的眼神、慷慨的语调和激越的手势，徐洪慈崩溃了。尤其是那两句话，更是让徐洪慈彻底坠入深渊。
“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徐洪慈叛国投敌罪该万死”！随着台下几千人的怒吼，徐洪慈被打为“极右”，判处入狱劳教。
第一次越狱
镜头再回到白茅岭农场。收到母亲的回信，徐洪慈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可他不甘心就此“投降”，决心逃出去“继续革命”。只是没想到，这一逃，就拉开了逃亡三万里的序幕。
在白茅岭农场，徐洪慈认识了一个小他2岁的“狱友”，名叫陈香斋。此人打过抗美援朝，因舅舅曾是伪镇长，镇压反革命时受牵连，被强令退伍，后来安排进华师大学习俄语，因为发表不当言论被划为“极右”。两人都不甘心在农场改造，一拍即合，决定一起越狱。
1958年12月14日清晨，两人趁看管不严，成功越墙逃跑（当时的农场没有电网）。他们沿着芜—杭公路，疾步向东，越狱的亢奋让两人几乎没感觉累，走了一天一夜，于15日清晨抵达湖州泗安。接着，他们坐大巴到了嘉兴，然后再转火车，到上海北站时已经是15日的傍晚。
在一家杂货店，徐洪慈给家里打了电话，跟家人约在火车站见面。他告诉母亲，自己准备从西藏前往印度，再设法前往香港。母亲虽然觉得前路漫漫、希望渺茫，但为了儿子着想，还是把家中的500元钱积蓄拿了出来给儿子当盘缠（当时一顿早餐才一两毛钱，500元是一笔很大的数字），还约定明晚再见一面，商量一下具体事项。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徐洪慈拿了钱就此逃走，或许后面也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当晚，徐洪慈在火车站睡觉（不敢回家，没证件也不能住旅馆），被车站派出所带走了，就在排队等候审问的时候，徐洪慈越窗而逃。此时，他逃出上海还来得及，可他还惦记着第二天的约定，结果在大光明电影院与母亲碰头时，被便衣警察抓个正着。
第二次越狱
在那个年代，越狱就等于对抗政府，是不可想象的反动行为。徐洪慈被转回白茅岭，立刻被关进了禁闭室，等待处理结果。监狱还调来4个武装民兵轮班守卫，并警告他：“看到了吧，真枪实弹，再敢越狱，就地枪毙！”
徐洪慈暗自琢磨，自己可能会面临的4种处境：第一，是入狱加刑；第二，被调到其他监狱；第三，调去其他中队；第四，关上几个月，根据他的表现再做处理。他觉得，监狱为了制止越狱行为，肯定会杀一儆百，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徐洪慈就算老老实实地“劳改”三年，也未必能如期释放，因为当年还有“留场”一说。所谓“留场”，就是刑满释放之后，继续留在劳改农场工作，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甚至可以上街购物，但跟蹲监狱相比也好不了太多。很多劳改人员甚至“留场”留了一辈子，而徐洪慈这样的反面典型，“留场”的可能性自然更大。另外，白茅岭农场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许多犯人都被拉去批斗，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永远失去自由，他再次决定逃跑。
关押徐洪慈的禁闭室，其实就是农场的仓库，分为里屋和外屋，徐洪慈与其他3名狱关在里屋，守卫的民兵住在外屋。仓库里贮藏着几万斤花生，徐洪慈和狱友闲着没事，天天跟耗子似的偷偷磕花生，结果个个吃的拉肚子，不是你打报告要上厕所，就是他说要憋不住了，惹得守卫不胜其烦。
1959年1月27日凌晨4点，外屋的两个民兵正困得遭不住，徐洪慈又拍门大叫：“开门！开门！我要上厕所！”民兵一拉枪栓，打开了门，徐洪慈进了厕所一阵噼里啪啦，外面看守的民兵忍不住皱起眉头，把脸侧了过去。
就是现在！徐洪慈趁民兵不注意，一个箭步窜了出去，以堆肥为掩护，徒手攀上3米高的围墙，仅用了2分钟就消失在夜色之中。当年农场条件差，既没电网，也没探照灯，等民兵缓过神端着手电筒追出来时，哪里还能找到他的踪影。
在泸水束手就擒
徐洪慈顺利越狱后，为了防止警方在广德方向堵截，特意走相反的方向，从芜湖坐车再次返回了上海。这一次，他从家人手里拿了钱没有耽搁，立即踏上了逃亡之旅，却没想到又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在泸水这个地方束手就擒。
1959年2月5日，徐洪慈抵达逃亡第一站：成都，准备从这里入藏，然后前往印度。不巧的是，当年正好发生了达L喇嘛P乱事件，从甘孜向西到处都有叛军活动，徐洪慈只好决定改变计划：从云南逃往缅甸。
抵达云南泸水后，徐洪慈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买新地图，手上的旧地图显示，泸水距离边境还有200公里，可在新版地图上，泸水已经属于边境了。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他一个外地口音的陌生人，又是一副邋遢模样，还总是在边境晃悠，特别引人关注。可徐洪慈误以为距离边境尚远，不仅没有注意隐蔽，反而大摇大摆的去理发店，还去了县政府食堂吃饭，结果被人盯上了。
1959年4月10日，徐洪慈在距离缅甸仅“半步”之遥的地方，再次被抓。
第三次越狱
徐洪慈被抓时，使用的是伪造证件，名字叫李卓丹。泸水看守所一时搞不清他的来历，所以没把他转回白茅岭农场，而是关在了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是栋2层小楼，上层是所长办公室、警察宿舍等，下层是19间囚室，徐洪慈被关在10号监。从监房的窗子往外望去，就是高黎贡山，越过山就是缅甸。
徐洪慈心有不甘，既然缅甸就在眼前，他可不能轻易放弃，决心再次越狱，到缅甸继续搞革命。他仔细观察着囚室，发现围墙是土夯的，一排木桩贴墙嵌入地下，防止犯人掏洞越狱。徐洪慈拿头试了试缝隙，发现第二与第三根木桩之间的缝隙比较大，侧首可以伸进去，如果把洞再挖宽一些，身体也可以进去。于是，一个挖洞逃跑的计划又出来了。
那段日子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身份暴露，一旦泸水公安局确认了“李卓丹”的身份，他就露馅了。为了与时间赛跑，徐洪慈决定冒险挖洞。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拿着不锈钢调羹，像个土拨鼠一样不停地挖，土质太硬就撒泡尿，挖出来的土推入床下或者塞进通铺的缝隙里。
要命的是，墙虽然是土夯的，可也太厚了，徐洪慈的手臂几乎全伸进去了还是没挖通。可一想到自由，一想到外面的蓝天白云，尽管十指磨得鲜血淋漓，指甲外翻，他仍强忍剧痛，挖洞不止。奇怪的是，他挖了三天三夜，狱警和狱友居然都没有发现。
第四天清晨，洞终于挖通了，可接下来的一幕，他却怎么也没想到。就在徐洪慈兴奋的把手伸出去时，一把刺刀刺穿了他的右手，剧痛让他缩回了手，一群警察冲了进来，将他拖到门外劈头盖脸一顿打，然后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原来，徐洪慈的小动作早就被发现了，警察就等着“人赃俱获”这一刻呢。（下图：徐洪慈妻儿）
获刑6年
1960年3月，泸水县检察院以“反党反社会、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不知悔改，掘墙越狱”等罪名，对徐洪慈提起公诉，每一条罪名都足以让他吃枪子。但事实证明，知识确实能够改变命运，徐洪慈仅仅被判了6年。原因很简单，他是精通多门外语的大学生，又是边境地区奇缺的医疗人才，留他一条命更有用。
宣判之后，徐洪慈先后辗转去了几个关押地。在大盐农场，他遇到了管教王金如，此人对徐洪慈不错，不像别人那么歧视他，还把他调进医务室工作。但王金如被调走后，徐洪慈周边的环境又开始恶化。在艰苦的拉马古铜矿，他又遇到了管教梁满杞。（下图右：晚年的徐洪慈，左：王金如）
梁队长和他有过一次很诚恳的对话。“很多人说你的坏话，我看你不是。我认为你只是处处有自己的思想，处处显得与众不同而已。在别人眼里，你是个不服从管教的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希望你能好好工作，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这番话，对徐洪慈触动很大。
在梁队长手下，徐洪慈干的是地质队的工作，平时能在矿区自由走动，与一般的囚犯还是不同的。他的内心充满感恩，认为这是一种知遇之恩，又找到了被信任的感觉。所以，在王金如和梁满杞的感召下，徐洪慈决定安心服刑，不再越狱了。
“就你这态度，还想回家？”
1965年4月10日，徐洪慈刑满该释放了，他迫不及待的想回家，看望久别的亲人。然而，监狱领导却拒绝了他这个正常要求，让他继续“留场”，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监狱领导撂下一句话，“就你这恶劣的态度，还想回家？继续留场！”于是，徐洪慈又变成了留场人员。
留场之后，徐洪慈的处境更糟了。管教木世勤对他偏见很深，徐洪慈也毫不服软，俩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更糟的是，第二年“WG”爆发，徐洪慈“当仁不让”的成为第一批运动对象，常常被五花大绑着游街示众，甚至在万人公判大会上遭人踢打，随后又被判刑20年。
这对徐洪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觉得：“我再怎么听话，再怎么好好改造都是没用的”。徐洪慈有些绝望了，而狱友偷偷的报信，更让他感觉到了生命危险，他决定铤而走险——再一次越狱。
监狱长李光荣
1969年1月27日，徐洪慈被押送至“507农机厂”，这是丽江有名的重刑犯监狱，只有“最坏的人”才会被关进这里。而李光荣，就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号称“劳改铁腕”，他对徐洪慈的事迹了如指掌，而且看法很坏，两人之间的冲突更是不可调解。这还没完，随着“WG”步入高潮，徐洪慈的处境也越来越糟，种种迹象表明，监狱有可能要拿他开刀。
徐洪慈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动手能力又强，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而监狱里的犯人是无处不在的，有的负责烧饭，有的负责理发，还有在医务室工作的，总有些人会知道一些内幕。1972年的一天，一名狱友冒着风险告诉他一个坏消息：关于你的报告中，说你组织大家越狱、组织暴动。
监狱里最犯忌的就是暴动，想置一个人于死地，就说你搞暴动，报告只要打上去，人就没有活的。所以对徐洪慈来说，若这份报告递上去，等待他的唯一结果就是枪毙。他再次动起了逃跑的念头，尽管曾对王金如和梁满杞这两位管教发过誓，一定会好好改造，不再逃跑，可眼下的形势，再不走小命就没了。
逃跑的路线徐洪慈早就想好了，缅甸虽然近在眼前，但边境封锁太严密，根本没法出境。他想搞个大迂回，从云南转战西北或者东北，路线有三条：第一，从新疆伊宁进入苏联境内；第二，从海拉尔经满洲里出境，躲到西伯利亚去；第三，从二连浩特出境，躲到蒙古去。
路线确定了，徐洪慈又开始准备证件，不然路上经不住盘查。徐洪慈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他以肥皂为章，刻出了“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几个字。信笺上只要有这几个字，再写上“兹由徐洪慈从某地至某地探亲，特此证明”，一封通关的介绍信就完成了。（下图：徐洪慈手稿）
第四次越狱
在暗流涌动的日子里，徐洪慈不动声色的准备着，有了介绍信，他还得攒粮票、备干粮，翻墙的梯子也得准备。另外，507农机厂可比白茅岭农场森严多了，除了四面高墙外，机枪、警犬、电网、守卫样样不少，想从这里逃出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徐洪慈在等，等一个停电的契机。
停电，这事看上去挺不靠谱，但徐洪慈预感到：一旦步入盛夏，用电量激增，没准哪天就停电了，他要做的就是提前准备好一切，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果不其然，8月7日这一天，监狱一大早就通知拉闸断电，把电拉给附近一座工厂开工。
徐洪慈很激动，机会终于降临了。白天，他把准备的东西转移到了钳工车间，可拆卸的梯子漫不经意的丢在一个死角；晚上，谁跟他说话都不理，就一个人躺着睡觉，给人一种闹情绪的错觉，点名的时候却答的震天响，目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他在。点完名，大家洗脸的洗脸、睡觉的睡觉，他却偷偷溜出了监房，躲进了花坛里。
在此之前，他已经用衣物卷成了一个人形，放进了被子里面，别人看到以为他还在睡觉呢。待到夜深人静，徐洪慈用梯子越过了墙，又去钳工间拿上准备的物资，顺利的翻过电网，逃出了监狱。在这个过程中，只发生过一个惊险的小插曲：越墙的时候梯子不够高，墙高3.5米，自己准备的梯子才2米，幸亏墙角有两根扁担，这才救了他一命。
生死考验
逃出了监狱是第一步，要如何走出金沙江的群山，才是一场生死考验，没有一点野外求生的本事，就算出了监狱也会困死在山中。但徐洪慈命不该绝，他跟随梁满杞搞野外测量时，梁队长曾给他看过一本《野外生存手册》。就是凭借这本手册，他们在深山大谷中寻矿时，才分得清什么样的动物、昆虫可食，什么样的野菜无毒，而且徐洪慈掌握了药鱼绝技（用草药使鱼昏厥浮起），还学会了隐蔽生火，这对他的逃亡帮助极大。
徐洪慈说，凡是昆虫的幼虫，只要是不长毛、颜色不鲜艳都可以使用，最好吃的就是天牛的幼虫，白白胖胖的，蚯蚓也不错，吃的时候放进开水里烫熟，嚼起来味道不苦。带壳的昆虫不能吃，身上布满了病菌，生吃会出问题。
野外生火有烟，容易暴露位置，最好是找一棵树冠浓密的大树，沿着树根挖十字槽，这样既能形成穿堂风，也不用搭砖垒灶架树枝，操作也简单。产生的烟雾经过层层树冠过滤和疏散，从远处也就不容易看到了。
徐洪慈越狱而逃，这是507农机厂从未发生过的事，李光荣恼羞成怒，一场地毯式的搜捕大网很快展开。徐洪慈也没想到，居然会在深山里碰到搜查的民兵，幸好民兵不认识他，加上他带着“介绍信”，虽然有惊，但是无险。他一路风餐露宿，靠着太阳辨别方向，还差点淹死在金沙江里，走了足足14天，终于走出了云南，从四川再一次坐车回到了上海。徐洪慈又见了母亲一面，徐母老泪纵横：“我的儿子有骨气啊，你是男人，你还要逃啊，娘都服帖你了！”
拿着母亲给的100元钱，徐洪慈再一次踏上逃亡路，他一路北上抵达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9月10日这天夜里，他正愁着怎么混过边防站，探照灯突然断电了。你说这事有多巧，好几年才出现一次的情况，居然就在他出边境的那天发生了。徐洪慈贴着岗楼，误打误撞的出了边境，到了蒙古国。
更巧的是，蒙古当年9月份颁布了新的法律，其中有一条：凡是越境被抓的人，未经审判，不得立即遣返。徐洪慈虽然很快被蒙古人抓获，但得益于这条法律，他没有被遣返回国。而且在法庭上，他的遭遇引起了蒙古法官的同情，允许他留在蒙古生活。
一转眼过了11年，上海、云南两地都给徐洪慈发来了平反通知书，却始终找不到他这个人。与此同时，在蒙古的后杭盖省，安吉尔、博彦特兄弟俩有一位漂亮的蒙古妈妈和一位帅气的中国爸爸，这位中国爸爸就是徐洪慈。
1984年，徐洪慈夫妇带着2个儿子和刚出生的女儿返回上海，妻子奥永当了一名护士，徐洪慈进了上海石化总厂担任高级讲师。2008年4月17日，徐洪慈因癌症引发呼吸衰竭去世，一个时代的传奇就此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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