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柳文史
汉武帝时期，大将军卫青与冠军侯霍去病，奉汉武帝刘彻之命，深入大漠三千里，追击匈奴，并最终大胜而归，改善了汉王朝建立之初，一直受到匈奴威胁的外部环境。
但与此同时，国内局势却不容乐观，因为常年战争而被影响的国民经济，没有在对外战争中获利的门阀豪族，他们都不愿意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因此，在大将军霍光的暗中推动下，“盐铁会议”正式召开。
所谓的“盐铁会议”，其含义就是借着讨论盐铁官营的政策，来讨论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是否应该再继续下去，因为盐铁官营这个政策施行的理由就是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紧张。参与这场会议的双方，一方是以桑弘羊等当朝大夫为代表的主战派，另一方则是以全国选出来的贤良文人，也就是在野的政治势力。
“盐铁会议”中呈现出来的“武折”与“德怀”的辩论，是汉武帝强权政治后，在野的门阀们试图表达自己诉求的尝试
顾名思义，“武折”就是武力折服，“德怀”就是以德服人。
汉武帝末年，常年的对外战争已经使国内经济陷入困境，汉武帝为此不得不下了罪己诏，并且将主动出击的对外政策改为战略防守。
但是其浓厚的个人统治风格和强悍的手段，让国内对皇帝有意见的群体，并不敢直陈己见，虎死威犹在，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根据《汉书》中记载：
“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至此，民间在野的政治势力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一场关于“武折”和“德怀”政策的大辩论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时任大夫的桑弘羊和其手下御史。他们坚定的认为，匈奴狼子野心，畏威而不怀德，趁着此时他们被武帝打的正虚弱，而国内经过武帝末期的休整，已经初步恢复实力，所以应该趁此良机，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这个危险。
当然鉴于匈奴人逐水草而居，想要彻底清除是不可能，但至少应该无限的打压他们，至少打出一两百年的和平，给大汉国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另一方面，那些从全国各地被察举制选上来的“贤良、文学”们，却不这么认为、这里的贤良和文学都是指有德有才的在野人士。
贤良们认为汉武帝轻起战端，为了打匈奴将汉帝国自己内部打的千疮百孔，实在是得不偿失，不如按照汉朝初年那样，派公主和亲，开辟通商关口，加强双方交流，用德行感化匈奴人，这样等到后代的匈奴王，就成了大汉帝国的亲戚，自然不能再对汉帝国动手了，也就是所谓的“夷狄入中华，则中华之”，用先进的文化软实力，同化他们。
双方各持己见，主张“武折”的大夫桑弘羊们，认为贤良们所说的“德怀”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是酸腐书生躲在自己书房里想出来的臭主意。而贤良们，也认为桑弘羊等人根本就是不知民间疾苦，好大喜功，贪权恋栈的大汉蠹虫，必将带着大汉国走向毁灭。
经过一番友好而充分的交换意见后，“武折”派和“德怀”派，谁也没能说服对方，大家一拍两散，贤良们没能被当朝官员所认可，桑弘羊也在士林中坏了名声，当然他名声本来也不好。
盐铁会议后不久，桑弘羊因与霍光的政见不合，被卷入政治案之中处死，但“武折派”和“德怀派”在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武折”和“德怀”思想的交锋，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
武折派还是德怀派到底谁更有道理，到现在也不一定能分出对错，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些打着国家百姓旗号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和潜在的统治者们，没有一个是从真正的庶民百姓的角度出发的。
从真正的百姓角度上，汉武帝虽然有穷兵黩武之嫌，但他确实为百姓打出来几百年的太平，终汉一朝，从汉武帝之后，一直到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还是无法对中原形成大的威胁，这不能不说是汉武帝的功劳。
其次，大量的草原牛马等随着战争胜利被俘获到国内，实际上为百姓们带来很多利益，要知道在古代，骡马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汉书·匈奴传》中记载：
“虎牙将军出塞八百余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进，斩首捕虏千九百余级，卤马牛羊七万余，引兵还。”
由此，可见，当时的对外战争固然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并非没有益处，那么民间为什么还对战争如此反感呢？
问题就在于这些战利品，并没有真正填充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而是被皇室和军队给拿走了。
皇帝要让军队打仗，自然要赏赐他们，可是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然不佳，拿什么来赏赐呢，只能拿这些战利品，以及从其他豪门大族原本的利益之中，分割蛋糕。
这时候你再看“盐铁会议”的双方，就知道他们都跟百姓真正的利益无关了。首先桑弘羊代表的是皇室和军队中在对匈奴作战之中得到利益的人，而那些贤良们所代表的，自然是大汉国在武帝时代早已布满的士族豪阀。
双方为了自己各自的利益，都扯着为天下，为百姓的理由摇旗呐喊，实质上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大地主阶层的分赃不均导致的分歧罢了。
这一点从最后权臣霍光的作为就能够看出来，他鼓动了在野派出来与桑弘羊辩论，但实际上，自己主政的时候，并没有秉持德怀派的理念与匈奴谈和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此时的霍光，也已经成为了既得利益阶层。
宣帝本始二年，匈奴人再次犯边，霍光此时正在当政，他派出十五万大军出击匈奴。同时，当时的皇帝汉宣帝本人也认为因为“霸王道杂之”，而不能一味“德怀”，实际上是站在了武折派。
《汉书》记载，汉宣帝曾言：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当权者的皇帝和权臣，由于能从对外战争中得到好处，所以普遍上是支持对外战争的。而那些被排挤在利益之外，反而要用本身的利益去支持国家对外政策的豪阀们，因为从战争中得不到好处，反而有损失，所以是反对对外战争的。
综上可知，当时盐铁会议争辩的双方，其实还是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做出的选择，体现的是阶级诉求。
德怀和武折思想的较量，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百姓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谁代表了普通百姓的利益，谁就能占据上风
可是真实历史上，汉武帝之后，汉朝对外的政策虽然说有一些反复，但从根本上讲“德怀”的时候是多于“武折”的时候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是在野地的门阀世家的力量，大于皇帝和权臣了吗？
实际上并不是，汉朝时经汉武帝一朝对外发起战争，对内强势打压门阀士族，在汉宣帝，汉昭帝的时代，门阀贵族的力量是不够强大的，至少没有强大到可以和皇权掰腕子的时候。
之所以在汉武帝之后，德怀派能够获胜，是因为他们裹挟了民意，或者说顺从了民意。
固然，在封建王朝时期百姓们的话语权很弱，但孟子早就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的弱，是建立在个体之上的，当普天下的百姓都有了相同的意愿的时候，他们的力量是足以颠覆任何其他势力的。
而德怀派在汉朝武帝以后的胜利，无疑就体现了这一点。随着经过汉武帝打压，匈奴的势力迅速衰减，对外战争给大汉国带来的受益，远远比不上发动战争的耗费。这一点从皇帝层层传递，一直到百姓，处于下层的百姓是感受最强烈的。
比如汉武帝时期可能打了大仗，获得战利品十万牛羊，等到了汉昭帝的时候，匈奴总共都没有十万牛羊，兴师动众的打一回仗，只能俘获几千匹牛羊，这点东西分给军队和贵族都不够，哪里有百姓们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战争的耗费是不会减少的，也就是说在对外战争这件事情上，百姓们其实被迫跟豪阀贵族站到了一起。皇帝对于门阀们利益的分割，最终都被这些世家大族转嫁到了百姓身上，迫使百姓与他们站在了一起。
如此，反对战争不仅代表了士族的利益，还代表了天下统治基础百姓的利益，而唯一能够跟皇权掰腕子的，正好是民意。
汉武帝末年的《轮台罪己诏》，就是民意与皇权角力并获胜的例子。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由此可见，汉武帝后汉朝对外战争逐渐减少，对外政策从“武折”逐渐转向“德怀”，与其说是那些出身豪阀的，所谓的贤良们空洞的说教战胜了皇权君威成为主流，莫如说是在裹挟了强大的民意的基础之上，士大夫们对皇权的一次反攻。
综上，汉朝时盐铁会议中武折和德怀两派的大辩论，实际上是在经过汉武帝高压统治后，早就不满的士大夫阶层借着霍光与桑弘羊政争的机会，一次借机亮相，宣扬自己存在的尝试。
虽然争辩的双方都宣扬自己是为国为民，实际上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划分出了问题，在野的世家豪族们要求重新划分利益，而当权者们不允许的争斗。
而最终德怀派能够占据汉武帝之后汉朝对外政策的主流，也不是因为德怀派什么以德服人的理想化的口号，而是因为广大的普通百姓们，在对外战争中无法获利反而负担加重，因此与德怀派们站在了一起。
其后历朝历代，武折派和德怀派的争论一直没有断绝，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不管是那一派，只有当与普天下的黔首们站到了一起的时候，政策才能够真正的执行下去，这也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另一种解释吧。
参考文献：
《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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