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亢祖海 编辑|邓龙

1979年的夏天，大学三年学有所成，即将毕业分配。我们是恢复高考之前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同学们心情十分复杂，毕业后何去何从？每个人心中都很茫然，整天都在思索着工作、婚恋和前途问题。

毕业前的困惑

1979年的工农兵大学的毕业照

1976年9月，“文革”即将结束，我们是最后一批走进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入校前，学员的年龄、文化、阅历等方面参差不齐，有小学、中学、高中，年龄相差十岁左右，可以说是凭着一双生满老茧的手和基层历练的阅历，走进华中农学院襄阳分校的校园。全年级两个班一百人，有十几个是大队支书，四十几个大队副支书，其余都是大队的团支书和生产队长。推荐入学前必须是又红又专的好青年，一是听党的话，带头吃苦耐劳，二是立志扎根农村的青年干部，都是推荐上大学的对象。这些学生中有的已结婚，有的已有儿女，有的已经谈好对象。

当时，入学时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哪儿去，对于来自农村的学员又叫“社来社去”。1979年毕业时，国家急需各种人才，又改为按计划统一分配。刚开始入学时是“社来社去”，学员们的家庭婚姻波动不大，毕业时改为国家分配，学员们的思想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有的在农村谈好的对象一时间分手告别；有的家有妻儿却在学校找了意中之人。当时，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重点聚焦在婚姻、家庭生活上，就怕出现“陈世美”现象。三年的大学生活，男女之间、城市校园的生活圈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年我24岁。入学前在家里已谈好了对象，本村人，因是自已谈的，相互了解，互相信任，感情很好。入学后我们每星期书信交流，相互鼓励，寒暑假几乎都在一起，双方父母心里也踏实。女友经常去学校看望我，班上的男女同学十分好奇，私下的评头论足，说这才是郎才女貌。

我在校期间表现较优秀，除了学好功课，还经常去书店买一些书刊杂志阅读。文革后，国家百废待兴，书店里也没有多少书籍，最让我喜欢的是《名人传记》、《佛学文化》、《演讲与口才》、《报告文学》、《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等杂志。同学们经常三五成群外出，逛街、聊天、谈情说爱、拉关系。我总是一个人在教室、寝室或饭堂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刊，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知识。

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叫刘老师，是文革后平反的教师，我经常和他交流人生的意义，他博学多才，书法也很好，后来我们成为良师益友。学校语文课徐老师，植物与遗传课李老师，都是六十多岁平反后安置在学校的教授级老师。因为求知若渴，经常与他们交流，久而久之，老师和同学们私下议论我，“他怎么与一些平反的老人联系密切？”

农校的副校长是造反起家的，在校工作作风还是文革时的那一套，对我们管束很严。有人向他打小报告说我经常与那几个摘帽（平反）教师聊天到深夜，不知在干啥？

打这以后，副校长对我便有了成见。

班党支书是个女同学，又是同乡，我女友来校看我，晚上就与她同住女寝室。她入校前已谈有对象，男友是军人，转业在外地工作，婚姻相对稳定。她性格大大咧咧，开朗活泼，学习认真，工作踏实，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但女生都很嫉妒她。

有一个老师因夫妻分居，身边有个十岁的女儿。这个老师与我们也是同乡，所以经常约她到家里陪女儿玩。有同学将她告到副校长那里，副校长不分清红皂白，将她的班支书撤了，这事在学校引起一时轰动。她开始变得整天情绪低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愁容满面，时常泪眼婆娑，常常躲在寝室里不去上课。

班主任是我同乡，平时经常联系，他也深刻了解我们彼此的品德，他也很气愤，将我叫到他家里问我是什么看法，我一口否定此事，纯属无聊。我对副校长的所作所为一直很反感，当时面临毕业，出于无奈，只好忍气吞声......

三年的大学生活，学到了相应的知识，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和社会阅历。处在那个复杂多变的年代，整天的忧虑很多。毛主席去世后，很多政治变迁与过去完全不一样，好像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政治老师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领袖人物是怎样炼成的。语文老师讲的古汉语、近现代文学等课，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而我们这批人在初高中阶段基本上读的都是毛主席著作，那时候红宝书天天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那是一个英雄辈出、学习英雄的时代，对于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杨子荣、雷锋、王杰、焦裕禄、陈永贵、王进喜等英雄模范的事迹，倒背如流。而对于资产阶级、封资修、牛鬼蛇神等这些反面派，我却感觉很迷茫，现实中难以分辨出谁是谁非。于是，我便到书本里找答案，现实生活与书本上的差距太远了。祖国的命运，个人的前途，婚姻问题，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如何改变？唯一的办法是用笔写出来，才能释放内心的苦愁。

伤痕文学的伤害

1979年作者父子在隆中合影

那时候，伤痕文学流行，大多写的是文革前后的婚姻、家庭生活变迁的故事，伤痕文学深深的震撼了我。比如《第二次握手》描写主人公苏冠兰和丁洁琼的爱情故事。我一口气读了几遍，总觉得太像现实中的自己，于是模仿写作《爱情之歌》。整整十三天，不分白天黑夜，写了改，改了写，找刘老师，找徐老师，聊故事梗概，谈写作体会，写作技巧，完全进入了一种痴迷的状态。老师和同学都觉得我怪怪的。有时在教室一写就是一夜，因临近毕业，老师和同学们都在为个人的事情东奔西忙，也就没有人关注我了。

小说写的差不多了，令我十分兴奋。有一天晚自习，我突然走上讲台，大声的宣布:我要像天上的太阳一样，照亮全球，我要像浩瀚的大海一样，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我还向全班的同学们发出号召:同学们，你们即将走上各自的岗位，为党和人民承担重任。我要当你们的最高领袖。

我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了。越讲越兴奋，同学们都很震惊，他怎么了？平时他不爱说话，今天这是怎么了？该不是受啥刺激了吧？

得知此事后，学校副校长和班主任老师，将我诱至学校招待所软禁起来。我高唱《国歌》，出口成章，逢人就用顺口溜，对喜欢的就赞扬，对平时憎恨的人就指名道姓挖苦、指责。我素来对副校长恨之入骨，将他平时的工作作风编成顺口溜，用辛辣的语言指责他。第二天，学校要将我送精神病院，虽然我做出徒劳的垂死挣扎，还是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当时我看过日本电影《追捕》，影片中主人公杜丘在精神病院被害，于是，我拒绝治疗，拒绝打针吃药，医生注射高剂量的氯丙嗪，用电疗强制让我镇静下来。由于长时间没得到休息，我的双眼发红，虚火冲顶，痰迷心窍，整个人迷三倒四，情况十分危险，于是医院会诊，立即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十分痛心，谁也不知道病发原因。而我还是反复背诵在自己的作品《爱情之歌》，对班支书、刘老师和徐老师高度赞扬，对副校长十分痛恨。

女友和父母在得知消息后心力交瘁，像天塌了一样，不知所终。而医院下了定论，此病终身不会痊愈，不能安排工作，不能结婚生育。

我在学校患病后，学校通知我父亲说:“你儿在学校患精神分裂症，已送精神病院，请速来校处理"。父亲接到电话后如五雷轰顶，痛苦万状，心如刀绞，父亲立即向领导请了假，又在单位借了点钱，火速赶回家与母亲商议此事。父亲心情十分沉重，思前想后，这孩子命这么苦啊！从小三病六灾，长大祸不单行。如若落下终身后遗症，我这个家天可就塌了啊！

回到家里，父亲让妹妹把女友找来，弟弟去找姑父和舅舅来商议此事。母亲身体不好，有个三长两短，还有四个孩子怎么办？

父亲从小爹死娘改嫁，稍大些就去给本村地主当放牛娃，解放后，分了三间地主的瓦房才成了个家。

在旧社会，农村封建宗族势力强大，同宗同族的大小事情都由本族长说了算，如果哪一家男女中年去世，便由族长做主将同族同辈男女重新组建家庭，相互抚育后代。奶奶因生活所迫改嫁给本家爷爷，奶奶去世后，年幼的大爹去奶奶娘家由姨奶奶抚养，父亲和小姑则由继父抚养。

农村人性格坚韧，抗打击能力强。面临如此灾难，父亲冷静细心，一件一件的安排事情。他对我女友说：“他患这种病，不好治，医生说会有终身后遗症。你们后面路还长。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这一番话是父亲反复思考后说出来的，即不伤害女友，又给她一个选择的余地。女友十分痛心，心如乱麻。思前想后，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医生的话，她认为不可能好不了。她说:“叔，他好不好我都要跟他一辈子。他上大学一直没有抛弃我，我生是亢家的人，死是亢家的鬼！"母亲哭的死去活来，想想平时对女友的不冷不热，自已儿子如今都病成这样了，人家姑娘还死心塌地的不离不弃，母亲哭着说：“我真是对不住这姑娘啊！罪孽啊！”母亲的忏悔使女友心里更加难受，可怜天下父母心，谁的父母不希望自已的儿女们过的幸福啊！

姑父是村支书，舅舅、舅母、大爹、大妈，亲人们都来了。

因父母平时为人和善，经常接济亲朋好友们，所以他们决定都回家凑钱资助。

父亲带着凑来的钱和姑父两人赶到学校处理我的事情。班主任杜老师详细的向他们介绍了我三年来在校的表现，同学、老师和学校领导一致评价我，综合素质高，爱学习，团结同学，为人诚实。发病原因可能是临近毕业，思想压力大。

其实我的内心世界别人也不太了解。

学校领导也分别找了刘、徐、李三位老师。他们一致评价我是个综合素质很高的学生，几乎找不到什么毛病。关于病后所言副校长的工作作风之事，确实存在。副校长也承认他在校期间工作中存在的那些问题。

关于写小说一事，属实。因长时间没有很好的休息，肝火旺，虚火上顶导致精神失常，这是学校和精神病院的结论。在医院治疗缓解后，半年内不复发可以安排工作。

班主任杜老师陪父亲和姑父一起去精神病院看望我。通过一星期的高剂量用药，病情稳定下来了，但目光呆滞、眼睛发红，暗淡无光。在见到父亲和姑父来探视，我有点激动，但又不敢发作，便低声对父亲说有人要害我，我是基因突变，很快要去中央工作。你们想办法将我救出去，晚了他们会害死我。精神病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承认自己有病，疑心非常重，不相信别人。

三个月后，我的病情好多了，父亲、女友和妹妹来精神病院接我，告别医院，回到家乡。

学校毕业生离校工作结束了。十月是收获的季节，秋收很忙。家里也没有人照看。父亲就将我带到单位去，一边照顾我，一边工作。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按照遵照医嘱让我忌辛辣、烟酒，按时督促我服药，并尽量进行一些心理疏导。为了巩固治疗，姑父托人找了一个民间医生，采取中医巩固治疗。老先生采取清热泻火，去痰镇静的汤药，在汤药里下了巴豆霜，而巴豆霜是一剂毒药，剂量下的挺重。老先生说，这娃子体质好，要想断根必须下猛药。根据经验，老先生连续一个星期守在我身边。老先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治好的案例很多，他的妻子原本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治好后便与他成家生子。如今老先生已有两儿三女，在乡下靠治疗疑难杂症生活。那时候国家还没有改革开放，生活过的很清苦。他听说我是大学生，父亲是国家干部，姑父又是村支书，就答应尽最大努力，并提出把我治好后就搬到我们大队来住，也算是有个靠山。

家庭的清贫与婚恋

作者的结婚合影照

我和女友同在一个村长大，她比我小一岁。她幼年丧父，母亲守寡含辛茹苦地将她抚养成人，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家里还有两个姐，一个嫁在本村，一个嫁在外地。大姐与她相差二十多岁，像母亲一样呵护她。她只比大姐的大女儿年长六岁，外甥女上高中就在她家吃住，两人酷似姊妹。她堂哥将她介绍给本村与我同姓的一个老弟，那个老弟幼年丧母，与她堂哥是邻居。她开始就不同意，因是堂哥介绍，碍于情面，无法推托。两人也只是表面上来往，心里却是极不情愿。

我高中毕业后在县水利工地当电话员。高中时有一个女同学己谈好了，但她的母亲很保守，不想让女儿过早谈朋友。我逢年过节去她家，她母亲不冷不热。初恋很幼稚，那时除逢年过节有交往，平时书信来往，虽隔十几里确如相隔千里。

我在水利工地当电话员两年，工作时间很紧，基本没有时间回家，平时与女友只有书信交流。因长时间不见面，书信来往渐渐少了。

1974年11月的一天，公社办公室通知我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接班人回乡待命，11月底我办完了交接手续，高高兴兴的地回到了家乡。村里人都以敬仰、羡慕的眼神看我。因我父亲过去是本村老支书，是1958年的全国劳模，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合影留念，枣阳县有《十唱亢有贵》的歌曲。1965年父亲被招聘为国家干部，文革中他以劳模的身份保护了许多干部和亲人。

父亲是我一生的榜样。我时时处处听从父亲的话，以他为榜样。小时候，经常将父亲的奖章挂在胸前向弟弟们炫耀一番，教育他们以父亲为荣，像父亲那样做个有用之人。我家姊妹五个，父亲和姑姑常年在外工作，爷爷年老体衰，视力不好，只能做一些粗活。母亲身体瘦小，生育了我们五姊妹，由于产后缺乏营养，导致身体虚弱多病，但她每天早起晚归，忙里忙外，干完农活干家务，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操持。

1959年，母亲生下我不久，就把我带上修水库的工地上，我躺在摇篮里，母亲一边干活一边瞅着我，工地上人来人往，大家挑着担子经过我身边时，都要停下来逗逗襁褓中的我。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一岁时扁桃腺发炎，咽喉部肿得堵住了喉咙，呼吸极其困难，幼小的生命奄奄一息。母亲以为我活不成了，就含泪用席片将我卷起来，准备丢到野外。本村的表婶得知后，跑来用缝衣针刺破了扁桃体，排出脓血，救了我一命。

两岁的时候，爷爷抱着我去棉花地里打药，一位表叔不小心将药桶上面的螺钉扭脱了正好打在我的头上，表叔急忙送我去卫生院，头上缝了十针，又一次差点送命。我的一生命运多舛，与死神几次会面，都侥幸逃脱了。

女友好长时间没有收到我的来信，心里很不踏实。自打我上大学后她就很不放心。我母亲也不冷不热，认为自已的儿子上了大学，将来毕业后肯定是国家干部。母亲因我父亲是国家干部，她在乡下务农，一直很自卑，好不容易让儿子上了大学，千万不能再找个农村媳妇。

女友是本村人，早晚低头不见抬头见。开始显出不冷不热，有时说话也有意无意的流露一些口风。

本来不放心的女友心里更是忐忑不安。

我经常写信向她承诺：“如果我有了本事，还愁你不会有好日子过吗？何必天天纠结这些事呢？”

那时候，乡下还是很保守的，尤其是对待婚恋问题。两个大户姓氏在同一个村，况且女友的初恋对象又是本姓堂弟，若我们真的不能成全了这桩婚事，我们两家将在这个村无法生存下去。双方父母、亲朋好友、后代也再无容身之地。现代“陈世美”这个称呼会毁掉名声。

我无法面对现实，心如刀绞，整天郁闷，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读书、学习、干活，将心中的苦闷变成文字，以此抒发心灵深处的情感。给谁说？怎么说？如何做？怎么才能解开心中的结啊？

天昏地暗，无所适从。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苦闷而孤寂的心，有谁能来再次拯救我？......

上大学时父亲本就不同意，也许父亲早已预料有这么一天。公社党委艾叔和农技站段叔在我家吃饭，做我父亲的工作。“老亢啊，还是让娃子出去读书吧，这么好的机会难得啊，这娃子是块好料子，千万别耽误了他的前途"。

父亲沉思良久，“不能让他去，他母亲身体不好，家庭负担重，我供不起三年的学费”。那时大学生不但免费读书，而且每月还有十三块五角的助学金补助，医疗公费，无须家里负担费用，父亲心里的顾虑也可能最主要是我今后的婚姻问题。

经过一个月的悉心治疗，我的病情明显好转。临近年关，老先生说可以回去了，春节前后完婚，再去找县里安排工作，他的病就好了。

回家后，快过年了，父母与女友家人商议，双方同意正月初二举办婚礼。说是婚礼，什么也没有，家里一贫如洗。父母东拼西凑了六十块钱给女友办嫁妆。我和女友都非常高兴，终于可以成家了，成家就意味着我的病痊愈了。六十块钱办嫁妆真是不可思议。父母亲及家人忙着准备结婚待客，一切都是亲朋好友大帮小凑。1979年正月初二，婚礼如期举行了。

磨难后的起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者三口之家合影

1980年的开春后，我去县农业局找王局长，1958年他曾在我家乡担任过区委书记，非常了解我们家的情况，他让我去找县委分管毕业生分配的钱书记。那时毕业生分配档案在县委组织部。钱书记给组织部打个电话，然后通知农业局人事科。那个年代，办事只要手续齐全，不需请客送礼就能顺理成章地办成。为了防止病情再复发，王局长将我安排在父亲工作的乡镇农技站，我算是正式参加工作了，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时候，国家非常重视农村工作，农业局各单位经常下基层，驻队。我被安排与党委副书记同驻一个生产队，驻队工作很忙，一个月回家一次，与新婚妻子相互之间十分牵挂惦念。由于我生病住院和后期治疗，花费颇多，家里生活出现困难，妻子过门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母亲和妻子开始还相互忍让，时间一长矛盾越来越大。我一回家就见到妻子心情不好，泪眼婆娑，结婚后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她也不愿意回娘家住，她既担心自已的母亲心里难受，又害怕影响我的工作，婆媳之间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妻子一度想不开，服药自杀，有一天她吞服大量的安眠药，昏迷一天一夜没有苏醒，本家的嫂子守在病床前。通知我回家后，妻子已醒过来。我冷静处理，一方面劝母亲，一方面做岳母的工作。我们去岳母家住，岳母说她命不好，以后有什么事落埋怨。我心平气和的劝慰岳母。回到工作驻地，我找领导要求调回兴隆镇农技站，方便照顾家里。

妻子回岳母家住下，不久我们盖了一间小屋，收拾的干干净净。妻子和岳母心里不踏实，岳母总担心自己命不好，会影响我的前程和后代。我反复地劝她们母女俩，我们都是好人，老天爷会给我们添福的。我父母终日愁眉苦脸，充满了自责和愧疚，只因家里太穷，对不起儿女，好不容易成个家，就这样又成为倒插门的女婿。我说:“妈，莫自责，想我们了就去看一眼，等有孙子了一切都会变好的。"

母亲不识字，但性情清高，为人善良正直，街坊邻里大事小情都找她调解。我们家在农村也算是干部家庭，接触的干部比较多，比一般家庭受的教育不一样，再苦再艰难都要自己硬抗。

妻子内心的苦闷和压抑，我反复地劝告她，人生就是这样，人要自信，日子总要过下去。我们还年轻，上有老下有小，没有过不去的坎。我与妻子算是青梅竹马，对我的开导劝说也还能听进去。妻子觉得我说的也是对的，只是自己时常感到有些自卑。

1982年我从外地调回本公社农技站，组织上照顾将妻子安排在农技站里，边带孩子边做些简单的工作。我白天下乡，夜晚回到公社农技站大院里，一间小屋，一张床，一张小桌，几把椅子，一只煤炉，寒舍虽简陋，但充满了温馨的生活气息。岳母上街卖菜时送来一些鸡蛋和蔬菜，小日子慢慢有了起色，渐渐步入了正轨。

1984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家里人多，分的田地也多，我们只有三个人就分了三亩多田地。父亲和我农忙时就回家帮忙一起耕种收割。土地到户后，农村一缺劳力二缺技术，而我家里父亲是劳模，我又是农学专业毕业的，田地种得特别好。县农业局、种子公司、植保站、土肥站有什么好种子、好农药、新技术都找我家做示范，然后在全县推广。县里、公社和大队周边的老百姓都来参观我家的试验田。年轻的党委书记脸上也有了光，县里农业现场会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我们种的试验田里召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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