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袁崇焕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从清末到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关于袁崇焕的研究一直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1903年至1904年，梁启超发表《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标志着二十世纪对袁崇焕研究的开始。纵观百年的研究历程，按阎崇年的说法，袁崇焕的研究经历了兴始期、发展期、沉寂期和活跃期。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研究工作是基础性和开拓性的，在史料收集上成就很大，而且在议和、斩帅、死因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八〇年代以后，袁崇焕研究更加深入，视野有所拓宽，论文数量也增加许多，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二百篇。在广西藤县、辽宁兴城、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袁崇焕研究论文集》、《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明末清初华南历史人物功业研讨会论文集》。阎崇年《袁崇焕研究论集》是第一本袁崇焕研究的个人学术论文集。东莞市政协编《袁崇焕研究论文选集》则选录近百年来袁崇焕研究的重要论文。史料汇编方面，则有阎崇年、余三乐编的《袁崇焕资料集录》。

总体研究方面，百年来出版了许多关于袁崇焕的人物传记，其中有严谨的学术论著，也有生动的通俗读物。但是大多数重复严重，并无新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伯陶《明季东莞五忠传 袁崇焕传》、张伯桢《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金庸《袁崇焕评传》、阎崇年《袁崇焕传》。以下笔者从籍贯、议和、斩帅、死因等十二个方面来介绍袁崇焕研究的具体成果，最后对百年袁崇焕研究史作一番总结和展望。

二、研究成果

(一)袁崇焕的籍贯问题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问题，主要有广西平南、广西藤县及广东东莞三种说法。

原先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东莞说。早在明末清初，多数文献都记载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但是，这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说法的文献记载，袁籍之争因此而起。其后，终有清一代，广西的方志或认为袁崇焕是平南人，或认为是藤县人，而广东的方志则认为是东莞人。

清末民初，在反清排满的情绪影响下，袁崇焕作为抗金英雄受到史学家的大力推崇。这些史学家多数都是广东人士，东莞说自然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梁启超到陈伯陶，再到张伯桢父子，都默认袁崇焕为东莞人。这个时候也有少数人提出了袁籍的问题。代表的便是 1925年9月13日，陈长在《社会曰报生春红》上发表的〈前明督师袁崇焕里居考正〉一文。少数持藤县说的有吴汝柏着《民族英雄袁崇焕》和1942年树立的藤县《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

建国后至七〇年代末，持东莞说的有羊弓〈论袁崇焕的爱国思想〉、中国历史小丛书《袁崇焕》等。持藤县说的则有莫乃群编《广西地方简史》等。

八〇年代初，随着平南袁子鹏墓以及藤县袁崇焕故居、袁氏家谱的发现，袁籍的争论空前激烈，藤县说、东莞说、平南说均各执一词。

藤县说的代表人物是阎崇年。阎崇年在 1981年发表了〈袁崇焕籍贯考辨〉一文，得出的结论是广东东莞水南是袁崇焕的祖籍，后其父袁子鹏徙居广西白马，广西平南白马圩是其父母坟墓所在地，袁崇焕籍贯是广西藤县白马圩。其结论的佐证是袁子鹏墓碑。〈袁崇焕籍贯考〉一文认为袁祖籍东莞，但其祖父早在嘉靖初便落籍藤县，众多的遗迹、文物、文献、碑铭、谱牒、自述都证明了藤县说，其中两份袁氏家谱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袁父墓文则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力证。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落籍藤县、实居平南、祖籍东莞。

东莞说的代表人物是谭世保和杨宝霖。谭世保写作了一系列考证袁崇焕籍贯的文章，这些文章为东莞说奠定了基础。〈袁崇焕籍贯东莞水南乡考〉一文中，作者指出籍贯主要是指祖居地，袁崇焕祖居东莞，又出生于东莞，故其籍贯应为东莞。并从几个方面来论证东莞说：袁崇焕的文章透露的信息；东莞是袁崇焕自身及父辈、祖辈居室、家业所在地，广西平南白马的袁父墓葬当是袁继嗣迁居平南后建立的衣冠冢；守墓人为广东人，广东人、东莞人建祠最多，袁亲故好友皆在东莞，袁诗文中的景物只有东莞附近有，袁遗文广东人收集最为得力，袁所引荐将官多为广东同乡，为袁翻案多为广东人。〈袁崇焕籍贯再考辨〉一文对藤县说所谓的力证一袁子鹏墓碑、袁氏家谱、进士题名碑做出辨伪和考证。〈袁崇焕的籍贯补辨〉收录在《明末清初华南历史人物功业研讨会论文集》中， "文中考订清代以来关于袁籍贯记载的方志、碑铭、家谱、传闻的错误，得出清代以来广西方面有关袁崇焕的史料记载多为错讹、可信度很低的结论。与谭世保意见相近的还有杨宝霖。杨先生先在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1期发表〈袁崇焕杂考〉 ，后又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6年第17卷发表〈袁崇焕籍贯考实〉。认为藤县说有八个不足信的理由，并从七个方面论证东莞说：袁自认是东莞人；袁之同僚、下属、好友都认为他是东莞人；明末清初人的记载；官方史学记述；袁出生于东莞水南；东莞多袁文物；袁与东莞有密切关系，如天启七年(1627) 冬回东莞、袁有妹嫁水南紧邻的唐洪村人唐庸行、袁部下多广东人东莞人、东莞多袁挽诗。

平南说的代表作是黄素坤〈袁崇焕籍贯新探〉。作者根据平南袁满庆家藏的《袁氏家谱》作判断，且引《游雁州》诗作为其有力证据之一，认为袁崇焕家住平南白马，非藤县新白马。袁寄籍藤县是因为商人家庭出身，应试被讦，故冒认藤县某袁姓大族而寄籍藤县。

应该注意的是，袁籍争端和袁崇焕的科举经历以及史学家对于籍贯的理解有关。主东莞说者不否认袁崇焕以藤县通籍，也不否认袁崇焕曾居平南，但是认为「某县人」的提法是表示其籍贯，而「某县籍」的提法则是表示其考试时户籍的所属。《明进士题名碑录》所记根据的是官方的科场案牍，但是这里的「籍」是科举考试所登记的「户籍」，而不是应试者的籍贯。主藤县说和平南说者也承认袁崇焕祖籍是广东东莞，不过他们根据家谱和墓碑的记载认为袁崇焕出仕以前家人已经迁居广西，籍贯应该是藤县或者平南，不存在户籍和籍贯的差异。而且他们还认为明代科举冒籍之事可操作性不大。

虽然这三种说法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相比之下，东莞说更具有说服力。他们提出的质疑理由是主藤县说或平南说者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而袁籍为东莞的理由又是持二说者很难绕过去的。所以，十几年来，东莞说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观点。

(二)宁远之战与宁锦之战

宁远之战、宁锦之战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舞台。对于两次战役的始末介绍得比较详细的是商鸿逵〈谈明末袁崇焕坚守宁锦的敢战敢胜精神〉，李鸿彬〈论宁远之战〉、〈袁崇焕与宁远〉。另外，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一书也有专章论述。商文认为袁崇焕的成功主要在于他的敢战敢胜精神。李文分析两次战役明胜金败的原因，及其对明金双方的意义和影响。朱清泽〈袁崇焕指挥宁远大捷的高超艺术〉则以宁远大捷为例，分析袁崇焕的指挥艺术，包括坚定正确的守城决心、周密细致的守城部署、奇妙制胜的守城战法、精辟独到的军事理论。阎崇年〈袁崇焕固守宁远之扬榷〉将袁崇焕固守宁远的方略分为八端，指出袁崇焕固守宁远有得有失，兵败觉华即是其失。

有一种说法，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 (1 559 -1626)死在宁远城下。这一说法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春坡堂日月录》中的记载，说朝鲜译官韩瑗当时曾在宁远目睹此战，说努尔哈赤重伤而毙。孟森〈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不确〉最早对此表示质疑。李鸿彬〈努尔哈赤之死〉一文认为努尔哈赤于宁远城下受重伤的说法不可靠，提出三个质疑点：韩瑗是否真有其人，是否亲自观战；袁崇焕与明廷均不提击伤之事；宁远之败后，努尔哈赤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和外交活动，认为他死于痈疽。但是不管努尔哈赤此战有无受伤，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后金的某个重要人物受了炮伤。阎崇年《努尔哈赤传》

采用了这个说法。

有的学者还探讨了西洋大炮，尤其是红夷大炮的引进及对宁远之战的重要作用。主要文章有任道斌〈「西学东渐」与袁崇焕〉、王兆春〈西洋大炮和宁远保卫战〉、马楚坚〈西洋大炮对明金态势的改变〉等。三文皆强调徐光启、茅元仪 (1594-16 40 )等人对红夷炮的引进和战术制定做出的贡献，认为袁崇焕思想开明，接受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将西洋大炮投入实战，并实施了创造性的战术，因而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王文进一步考证红夷炮属国是英国而非荷兰。马文则强调西洋大炮使得明金战争态势发生了扭转，形成辽西对峙之局。

(三)袁崇焕的军事思想和民族思想

袁崇焕军事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坚守关外以捍关内的积极防御方针；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主张；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策略；「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

关于袁崇焕的军事思想，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充分肯定其军事思想，认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是在实地考察和战火考验中形成的，是对熊廷弼 (1569-1625) 、孙承宗 (156 3 -16 38 )等人守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凭着这一套军事思想，袁崇焕在辽西建立起关宁锦防线，使得辽东战局进入相持阶段。袁崇焕军事思想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和他本人杰出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密不可分，袁崇焕具备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应有的品质。这些品质表现在英勇无畏，敢战敢胜，与士卒同甘苦、共命运，善于动员组织百姓参战。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主要有：阎崇年〈论袁崇焕〉、~黄国强、谭红儿〈试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与指挥才能〉、季士家〈袁崇焕战略战术思想研究〉、石斌〈袁崇焕军事思想简论〉等。季士家〈袁崇焕策略思想研究〉高度评价袁崇焕守为主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策略思想。马社香〈试论袁崇焕在辽东的军事改革〉一文阐述袁崇焕辽东军事改革，包括建立督师集权的三将制、屯田、整军。刘清阳〈试论袁崇焕「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政策在明与后金战争中的作用〉阐述袁崇焕对整顿辽东屯田和重建辽军作出的贡献。姜守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经辽研究〉一文认为熊、孙、袁三人不断完善明廷以守为攻、以辽人守辽土、以和为旁着的战略思想，立下了功勋。然而明末政治的腐败、党争的激烈、皇帝的昏庸导致三人守辽事业的失败。

另外一种意见是在肯定袁思想的同时，提出其存在着局限性。有的学者认为袁崇焕过于拘泥于宁锦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显得全局观不足，没有从全局上来考虑战守问题，也没有主动向后金发动进攻。持这一论说的代表是孙文良、李治亭〈论袁崇焕的军事思想〉。有的学者则对崇祯二年 (1629) 京师保卫战袁崇焕的防御部署提出质疑，认为袁崇焕在援救北京上犯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从而背上了违命和勾敌的罪名，也为皇太极施行反间计创造了条件。代表论著有范沛潍〈袁崇焕的悲剧〉、樊树志《崇祯传》。

讨论袁崇焕的民族思想主要是指他「抚西夷以拒东奴」的思想。这方面文章主要有何溥澄、谢肇华〈论袁崇焕的民族思想〉，陈安丽、石斌〈袁崇焕与蒙古〉。何文认为袁崇焕的民族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又有一定的民族平等思想。陈文认为袁崇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与蒙古的联盟，他抚西以拒东的策略思想是符合战争实际的，对抗金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明帝错误的政策和蒙古的内乱，导致明朝与蒙古的结盟最终解体。

(四)袁崇焕与明金议和

论述袁崇焕主持的明金议和的文章主要有阎崇年〈袁崇焕「谋款」辨〉，林铁钧、郭成康〈论袁崇焕的主和与斩帅〉，神田信夫〈袁崇焕与皇太极的往来书信〉等。50 这些文章基本上都认为袁崇焕与后金的议和之举是一种为争取时间、筑城固边的缓兵之计，而且是光明正大的，有原则的，同那种丧权辱国的屈膝投降有本质的区别。另一种意见，以林文为代表，认为袁崇焕在议和的过程中犯有严重失误。主要是天启末年与后金第一次议和时，放松警惕，让皇太极乘机东征朝鲜、东江，而袁崇焕株守宁远，没有积极援救，使后金解除后顾之忧，对明朝战略全局造成严重后果。另外，崇祯二年 (1629) 进行的议和，袁崇焕只是致书商量于内阁大臣，没有禀奏皇帝，这使他后来背上「擅主和议」的罪名。

此外，在一些谈论明金乃至明清议和的文章里面也有涉及到袁崇焕的议和。如李光涛〈清人入关前求款之始末：兼论袁崇焕、陈新甲之死〉、李鸿彬〈皇太极时期明清关系初探〉、姜守鹏〈辽西对峙时期的明清议和〉、张玉兴〈从袁崇焕到陈新甲〉等。李文洋洋洒洒数万字，为后世学者研究议和奠定基础。文中主要观点是金国汗被迫而求款，原因有四：明人敌忾；坚城难下；物资短缺；兵力有限。出于这些原因，所以金国汗被迫通过各种渠道与明接洽，甚至委曲求全以达到议和的目的。与李文持论不同，后三篇文章则认为明清议和是双方调整军事部署、巩固内部、解除外部牵制的需要，议和对于双方都是一种策略性的手段，明方议和手段拙劣，后金则灵活自如，明清和议之所以破裂责任主要在明方，崇祯帝不敢担当不敢讲和、廷臣浮议误国，最终导致和议的破裂。

(五）「斩帅」与毛文龙研究

「斩帅」是指崇祯二年袁崇焕斩杀毛文龙 (1576-1629) 于双岛。「斩帅」和毛文龙的研究成果很多，分歧也很大。后世的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斩帅」和毛文龙其人进行研究。

第一，关于毛文龙其罪是否该杀，应该怎样杀，什么时候杀的问题。有个别学者认为毛文龙罪状无实，功不可没，斩帅误国且自杀。代表性的论文是孟昭信〈试评袁崇焕的功和过〉、「东江移镇」及相关问题解析〉，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案考〉〃孟文前者认为袁斩帅是以复辽为名义的，真正原因是明末的党争。后者则就启祯时的「移镇风波」进行分析，认为移镇不利于辽事，主移镇者意在迫害毛文龙；颂扬了天启七年 (1627) 毛文龙的援朝之功，认为毛文龙的一些罪状要么是子虚乌有，要么是夸大其辞。结论是毛文龙无当斩之罪，斩帅乃历史性大错。尹文根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的记载得出毛文龙有功无罪的结论，认为袁崇焕为议款而斩帅，同时也夹杂了一些个人的恩怨。总之，毛被杀是政治阴谋，是袁一生中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另一种观点是毛文龙冒功糜饷，跋扈难制，通敌有迹，诛之实为复辽大局，可堪壮举。见之孟森〈明总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始末〉、邓珂〈袁崇焕诛毛文龙辨〉、关文发〈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阎崇年〈袁崇焕「斩帅」辨〉、陈生玺〈关于毛文龙被杀之前后〉等。李文洋洋洒洒十万言，最先梳理毛文龙的事迹，但是全面否定毛文龙的作用，认为他罪大恶极，死当厥辜。阎文认为袁崇焕斩帅是服务于复辽大局。对于毛文龙他本有四策，但结果只能选择易将驭军。易将之法又有四途，而袁崇焕出于全局的考虑，选择先斩后奏的方式。并对「功大过小不当杀」、「收抚为用不该杀」、「未经请旨不应杀」、「三将降清证错杀」四种说法进行辩骏。陈文、邓文、关文驳斥党人借袁崇焕迫害毛文龙的说法，认为毛文龙十二罪状皆言之凿凿，被杀乃咎由自取。

还有一种观点持中立态度，认为毛帅前期功大于过，后期罪浮于过，罪状非尽实，斩帅贻害深远。代表性文章是张介文〈论袁崇焕〉、陈涴〈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等。

罗继祖〈毛文龙功罪〉录出袁崇焕斩帅后致阁部要人的手札，对研究袁崇焕斩帅动机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毛文龙是否通敌？毛文龙来书是否真实？袁崇焕是否因其通敌而欲杀之以除后患？告密者又为何许人？

所谓毛文龙来书是指毛文龙致后金汗皇太极 (1592-1643) 的书信。合计《满洲秘档》、《明清史料》、《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中公布的毛文龙来书，共有八封。来书公诸于世之后，史学界意见不一。张伯桢、李光涛等人认为这是毛文龙私通后金的铁证，孟森则认为这是相互玩弄，非有意归降。八〇年代以来，关于这一问题又有不同的主张。

个别学者认为毛文龙来书非毛文龙亲书，实乃王子登伪造，欲使袁督中间翦忌。代表文章有孟昭信〈毛文龙来书试析〉、〈坚拒诱降与相机议和：三谈毛文龙的评价问题〉。孟昭信〈毛文龙来书试析〉一文断定毛文龙来书只有第一封真实，其他六封都有可疑之处，当系王子登伪造。后文则认为毛文龙坚拒诱降、相机议和、诱叛降官，他的议和并没有损害明廷的利益，不影响他身为忠臣、抗金将领的形象。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案考〉则认为毛文龙通敌说不合情理，表示毛文龙精忠报国不可能投敌。另一种说法认为毛文龙来书真实不容辩驳，毛欲降后金，斩帅为国除患。代表性文章是陈生玺〈关于毛文龙之死〉、姜守鹏〈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神田信夫〈清太宗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等。陈文依据《满文老档》、《李朝实录》的记载证明毛文龙一直与后金秘密通款，最后因为王子登告密被杀。姜文认为毛文龙来书真实性不容否认，毛文龙因不满于明廷的控制而有叛降之心，但是由于双方互相猜疑，谈判破裂，而阴谋未遂。神文详晰地叙述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活动，认为毛文龙议和主要是因为阉党倒台，想要借议和来保全自己的势力，并有意与皇太极合作，但是最后图谋未果而被袁斩杀。

有人也认可毛文龙来书的真实性，但认为告密者是刘兴祚 (?-1630)，见于林铁均、郭成康〈论袁崇焕的主和与斩帅〉，关文发〈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

有的学者则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毛帅虽然立场有动摇，但是叛降未遂，且当时人并不清楚此事，故不能一口咬定其欲降敌。如罗继祖〈十七世纪初辽东人民抗后金的斗争〉、许振兴〈论毛文龙的历史地位〉等文。

第三，毛文龙是否有功，东江牵制力、战力几何？己已之变 (崇祯二年，1 629 )是否由于斩帅所致？三王降金袁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帅有功，有一定牵制力，是后金的后顾之忧。袁崇焕斩帅使得亲者痛仇者快，让东江的牵制力量减弱了，导致后来的己已之变。而且斩帅导致皮岛的军心不稳，后来耿仲明 (1604-1649) 、孔有德 (1602-1652) 等人的叛变和袁之斩帅不无关系。持这一观点的人很多，前述第一个问题对毛文龙持全面肯定和中立分析的学者大多认可这个观点。另外，尚尔元〈尚可喜降金小议〉、李尚英〈明与后金对辽沈地区的争夺述评：兼论毛文龙与毛家军〉等也持类似观点。

另一种观点认为毛帅无功，只是实施一些小规模的偷袭行动，牵制力极其有限。就是为时人津津乐道的镇江之役也是破坏三方布置策，导致明廷失去辽西。毛帅在皮岛则祸害朝鲜，导致朝鲜遭受到后金的入侵。己已之变乃明金和议破裂和喀喇沁降金所致，与斩帅无关。三王降金事在斩帅数年之后，不应该由早已作古的袁崇焕负责。代表性的论著：民国时，有孟森《明清史讲义》、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八 年代以来，有关文发〈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李善洪〈试论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等。陈生玺是八年代后研究毛文龙用力最专的学者之一，他于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易代史独见( 增订本 )》收录了研究毛文龙的四篇文章，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另外一些学者则避免在毛文龙的功过问题上纠缠，而是从其他角度上考虑毛文龙和东江问题。

有些学者选择从毛文龙与避难辽人、制海权、东北亚格局的角度出发。如罗继祖〈十七世纪初辽东人民抗后金的斗争〉认为皮岛当时已经成为辽人反抗后金的中心据点，但是不幸遇上了毛文龙这样一位糟糕的领导者。郑炳喆〈明末辽东沿海地区的局势：以毛文龙势力的浮沉为中心〉则指出毛文龙海上势力的登场就是为了安置来海上避难的辽人，进而稳定地掌握制海权。赵亮〈浅析明末东北亚政治格局中的东江因素〉则强调皮岛吸纳辽民、袭扰后金、监视朝鲜的作用。

有的学者则从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的角度考查皮岛问题。王绵厚〈跋明新建望海寺碑记〉考证皮岛位置即今鸭绿江口东南之椴岛。陈涵韬《东江事略：毛文龙生平事迹研究》书中〈皮岛考〉一文考证皮岛位于西朝鲜湾，与朝鲜铁山半岛一海之隔，属平安北道铁山郡。并指出「皮」字乃「椴」字之音训，明人是取其读音并书写简便而称其为皮岛，「椴」字乃「椴」字之讹。魏刚〈毛文龙在辽东沿海地区的战略得失〉等系列文章认为皮岛主要的战略价值是联络朝鲜、牵制后金、开展游击战袭扰后金后方。但是由于远离本土具有五个局限性，同熊廷弼海上策略思想相比较，其战略局限性要大于战略价值。旅顺在明金战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忽视旅顺是毛文龙战略部署之失。与魏刚观点接近，喻蓉蓉在《熊廷弼与辽东经略》一书中也认为与熊廷弼全盘战略部署的三方布置策相比，毛文龙凭借军事冒险的空洞小胜建立起来的海上防线所失远过于所得。

有的学者则从中央决策层的高度来看待袁、毛两案。贾乃谦〈论袁毛关系与启祯决策集团〉认为袁毛关系之所以争执不已，根本原因在于背后的阉党与东林党的决策层斗争。正是由于阉党掌握了启祯决策层的领导权，才导致中枢决策层的连续失误。

还有人另辟蹊径，探讨毛文龙的形象建构问题。纪巍〈毛文龙形象的历史建构〉是作者的硕士论文，文中叙述毛文龙在明朝、后金和朝鲜的官方文献，以及私修史书中的不同形象，并分析造成形象不同的原因：信息来源渠道不同；感情亲疏影响；国家利益不同；史家关注点、研究方法、史料占有不同。

第四，关于毛文龙事迹的研究。

研究毛文龙生平事迹的成果有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始末〉、徐志豪〈毛文龙生平研究〉、陈涵韬《东江事略：毛文龙生平事迹研究》等。作为第一本研究毛文龙的专著，陈书对毛文龙的身世、历次战役、粮饷、难民、死因等各个方面做出了深入的探讨。

(六）关于袁崇焕之死

袁崇焕的命运和己已之变很有关系。论述己已之变的文章主要有李光涛〈论崇祯二年己已虏变〉、阎崇年〈论明代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袁崇焕〉。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一书中的相关章节也有论述。关于袁崇焕之死，明人的官方看法是有罪被诛，这些罪就是崇祯帝谕定的罪状。随着清人档案的修撰和公布，开始流行反间计一说。终有清一代，多种官方文献均承袭这种说法。清末民初，在排满反清情绪的影响下，人们将袁崇焕抬高到了极致，认为崇祯帝轻信反间，误杀袁崇焕，以致自坏长城。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独立一节，题名〈专辩正袁崇焕之诬枉〉，对袁崇焕的受诬和崇祯的中间不悟感慨不已。其后，又在〈袁督师后裔考序〉中提到在《明史》未出之前，发现反间第一人是黄宗羲 (1610-1695) 。李光涛〈清人关前之真相〉一文认为清人关前并非官书所言之无敌，而是有诸多的缺点，当时优胜在明，袁崇焕五年复辽切实可行。明方之败不在无人，而在于主昏臣暗，人心不固，清人借手辽人逃将以亡明。〈论崇祯二年己已虏变〉等文叙述己已之役与袁崇焕之狱，认为袁崇焕千里驰援为抗金做出重要贡献，而崇祯轻信高鸿中反间而自毁长城。此外，袁崇焕的被杀还因为温体仁 (1573-1639) 、梁廷栋 (?-1636)等宵小的馋害。

建国以后直至七〇年代末，反间说和宵小陷害说仍然在延续。这时候有人进一步考查袁崇焕之死与明末党争的关系，代表作是刘伯涵〈论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该文认为袁崇焕与东林党密切相关，他的成功与东林党的支持很有关系，他的冤狱是东林党和阉党、浙党的剧烈斗争酿成的。

八〇年代以来，随着明清史研究的繁荣，关于袁崇焕死因的探讨终于摆脱过去单线的思维，逐渐挖掘到本质的东西。

有的人仍然肯定袁死于反间计，即所谓「误杀论」。主要的论文有：王革生〈论袁崇焕之死〉，邢蒂蒂〈袁崇焕的冤死与后金贵族的反间计〉，于德金、于德源〈后金皇太极反间计考实〉等。王文肯定反间计，认为袁崇焕之死中有两个重要因素是崇祯不知人、后金反间，明帝、奸臣、内官形成了诛杀袁崇焕的联盟。邢文认为反间计是形势需要，即皇太极欲和不能，欲战不得，故出反间计这一王牌。于文则认为设反间计的人不是皇太极与高鸿中，而是范文程 (1597-1666) 。

有的学者则继续从党争的角度来看待袁崇焕之死。代表文章有：李绍强〈袁崇焕之死与明末党争〉认为袁崇焕被杀主要原因在于卷人明末党争。袁崇焕和东林党人有密切的政治联系，且因斩帅得罪了阉党分子，故阉党欲借袁崇焕之狱倾陷东林，抢班夺权。张德信〈袁崇焕之死与明末党争〉认为袁崇焕的命运与党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死正是阉党余孽利用崇祯帝的刚愎自用、猜忌和出尔反尔的性格而演变出来的历史悲剧。

多数学者则认为敌人的反间和朝廷的党争只是袁崇焕下狱的原因，而不是被杀的真正原因，袁崇焕之死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袁狱决定权在崇祯身上，主张从崇祯与袁崇焕的关系上寻找袁的死因。在他们看来，反间、党争只是外因，正是因为崇祯的猜忌、昏暴才造成了袁崇焕的冤案。他们的观点又可以分为「昏暴论」和「忌杀论」两种。

「昏暴论」以阎崇年为代表。他的〈论袁崇焕〉一文指出袁崇焕下狱原因与被杀原因不雷同。下狱原因是反间、都人啧怨、朝士诬陷、崇祯刚愎。被杀原因是后金仇恨、都人怨愤、权贵不满、同僚旧怨、阉孽忌恚、崇祯昏愦。〈袁崇焕死因解析〉一文则进一步指出袁崇焕孤耿廉直的性格和崇祯帝刚愎昏暴的个性的矛盾是导致袁崇焕之死的内在原因。

「忌杀论」以卢围〈论明思宗朱由检忌杀袁崇焕〉和颜广文〈袁崇焕死因试析〉两文为代表。卢文认为「误杀论」不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是给崇祯开脱罪责，并给清王朝歌功颂德，袁崇焕被杀是因为崇祯的猜忌。在这个暴君手下，他被忌杀是必然的结果。颜文认为从君臣的关系看，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是他和东林党人的行动妨碍了崇祯的独裁统治，所以崇祯蓄意杀之。

另外一些学者则不赞同「昏暴论」和。忌杀论」将袁的死因全部归结于崇祯皇帝的劣根性，认为袁崇焕的死有其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他们看来，袁崇焕再起督辽出现了一系列的军事失误「五年复辽」和己已之变的发生铸成了袁的悲剧。持这一观点的以李宝臣、余三乐、王昊等人为代表。李宝臣〈论「五年复辽」的君臣协定〉认为袁崇焕之死是因为「五年复辽」君臣协定的破产。五年复辽虽有自身经验的一面，但有较强的想像色彩，它的提出和袁崇焕的性格缺陷有关。他在〈论袁崇焕的个性〉一文进一步分析袁崇焕个性中的优缺点及其演变，认为正是由于他的性格弱点导致他悲剧

性的结局。余三乐〈袁崇焕死因再探〉认为袁崇焕因为骄傲轻敌，提出五年复辽的错误方略。他出关后又有三大失策，一是蒙古嘻喇沁部，一是蓟门防御，一是东江问题。袁崇焕要为东兵入口承担责任，托付不效言之有据。王昊〈崇祯帝与袁崇焕之死〉认为五年复辽的承诺与己已之变的发生足以使袁崇焕在自己的颈项上套上绳索，而崇祯帝的性格特点和朝论等因素则导致袁被磔杀。

(七)袁崇焕的人际关系

研究袁崇焕的人际关系对研究袁崇焕的籍贯、性格、功业和命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前人着力相对较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袁崇焕与皇帝、东林党、阉党、同僚下属、社会名流等之间的关系。

袁崇焕与皇帝的关系主要是指他与崇祯皇帝的关系。论袁与崇祯的关系基本上都着眼于崇祯为何决意杀袁的问题上，研究袁崇焕之死的文章在此可备一参。而专门分析袁与崇祯关系的文章则未之见。

研究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主要着力于袁之死与党争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章在前面的一节已经论及。而袁与上司孙承宗的关系则是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

研究袁崇焕与孙承宗关系的文章主要有：刘伯涵〈袁崇焕与孙承宗〉、余三乐〈也谈袁崇焕与孙承宗〉。刘文叙述袁崇焕与孙承宗协力守辽、己已之变合力抗金的事迹，对两人的功业、爱国思想、军事才能均做出高度的评价。余文则认为袁崇焕与孙承宗都是抗金名帅，但是他们在对蒙古各部策略和对待柳河之败上存在着差异，所以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袁在柳河一案的做法上有点不大光明磊落。此外，罗炳绵〈天启朝袁崇焕人际关系的变化〉一文则认为袁崇焕敬重孙承宗，但是坚持原则，与孙承宗在辽东某些军事策略上意见相左，对柳河之役也持否定意见。因此袁孙关系初则水乳交融，后则渐生嫌隙，但是这只是不愉快的插曲，并没有影响双方的友好关系。

研究袁崇焕与阉党的关系，主要是指袁崇焕天启年间疏颂魏忠贤 (1568-1627) 功，并为魏忠贤建祠之事。有的学者认为袁崇焕谄媚魏阉，史册倶载。不过大多数的学者仍然认为袁建祠是迫不得已的，并非真心，如羊弓〈论袁崇焕的爱国思想〉等。罗炳绵〈天启朝袁崇焕人际关系的变化〉一文则指出袁崇焕和阉党的关系是前后不同的。曾变为和洽，但是言不由衷的，是为了辽东抗金大局着想而做出的让步。由于他本性上不合魏氏，故终被排挤。关于建祠一事，罗文引据《今史》的记载认为这是阎鸣泰 (1572-?) 或者刘应坤、纪用主动陈请，袁只是逶迤其间。

关于袁崇焕与其同僚、下属的关系，主要包括袁崇焕与祖大寿 (?-1656)、赵率教(1569-1629) 、满桂 (?-163Q) 、王之臣、茅元仪、鹿善继 (1575-1636 ) 、刘兴祚等人的关系。

研究袁崇焕与祖大寿关系的文章主要有张敏〈袁崇焕与祖大寿〉。其文认为祖大寿坚守辽东十余年和以辽人守辽土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袁崇焕被杀后，中央政府和辽东地方实力派间产生嫌隙。而皇太极对辽人开明的政策，终于让祖大寿背明降清。罗炳绵〈天启朝袁崇焕人际关系的变化〉则从袁与祖的关系看出袁氏忠肝义胆，善待将士、了解体恤将士，故深得部属拥护，乐为效命。

袁崇焕与赵率教、满桂、王之臣的关系是天启末年的一个争议焦点，论者也多以袁与满桂、王之臣不谐为言，认为袁崇焕骄傲自大，没有处理好与同僚的关系是他的一个失策。罗炳绵〈天启朝袁崇焕人际关系的变化〉一文指出袁满构隙与袁王督抚不和的原因，认为袁崇焕个性直率、坚决自信以致独断独行，因而不善处理人际关系，但是宁锦一战他毫不掩盖满桂之功，可见袁崇焕是光明磊落、是非分明的。

至于袁崇焕与茅元仪、鹿善继等人的关系，可参看任道斌〈「西学东渐」与袁崇焕〉、罗炳绵〈天启朝袁崇焕人际关系的变化〉。任文认为袁崇焕与茅元仪关系非同一般，罗文则认为袁与茅元仪、鹿善继关系很微妙，并进一步认为袁崇焕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和他直率刚烈的性格有关，这给他的命运和功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研究袁崇焕的人际关系，还要考虑袁崇焕和刘兴祚的关系。姜守鹏〈袁崇焕与刘兴祚〉认为袁崇焕留间刘兴祚与后金，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袁崇焕本人很欣赏刘兴祚，斩帅后曾有意让刘兴祚掌管皮岛。

考察袁崇焕的社会关系，主要涉及到《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的研究。关于图诗中人物和他们与袁崇焕关系的研究有汪宗衍〈袁崇焕督辽饯别图咏卷〉和颜广文〈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历史人物考述〉。尤其是颜文，对饯别图诗中的人物事迹进行较为详确的考证，认为图诗反映出了广东士人的大汉族主义民族优越感与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

除此之外，袁崇焕和他的幕僚门生也都有密切的关系，专门论述他们关系的文章未见，大多在谈论袁崇焕籍贯时提及。

(八)袁崇焕的平反

关于对袁崇焕的平反问题，通行的说法是乾隆皇帝 (1711-1799) 为袁崇焕平了反。至于乾隆帝为什么会为他们满洲昔日的仇敌袁崇焕平反，学者们认为他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将反间计昭示天下，说明太宗皇帝是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比袁崇焕更胜一筹。二是通过发扬袁崇焕忠贞报国的思想，树立一个忠君爱国的精神偶像，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有重要意义。

另一种说法是早在明季就已经为袁崇焕平反了，但是在平反的时间上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是崇祯年间，如王贵忱〈袁崇焕画像及其疏稿〉；有人认为是福王时，如杨宝霖〈袁崇焕籍贯考实〉有人主唐王说，如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吴天任《邝中秘湛若年谱》；还有人主桂王说，如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姜纬堂〈袁督师遗诗稽实〉；另外有人认为福王时袁崇焕已平反，得服爵赐葬，桂王时赐谥号为襄愍，如〔民国〕《东莞县志》、钱海岳《南明史》。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袁崇焕明季平反的不同说法都是由于对邝露《留都赠梁非馨》一诗的不同理解所致，而据全祖望《跋〈明史 袁崇焕传〉后》的记载，似乎袁崇焕是在永历二年至永历四年(1648-1650) 之间得以平反。关于袁崇焕的平反问题，如今尚无专文考证，看来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九)关于袁崇焕有无后人问题

关于袁崇焕后裔的问题，也是长久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大体上有三种说法，一是有子说，一是可能有子说，一是无子说。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材料依据，但是整体来看，无子说是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说法。

时人的记载、明清的官方材料多持无子说。清末的时候，开始流传督师有子之说。发其端者为屠寄《袁富将军战略》一书。屠寄在书中说，袁崇焕被杀之后，妻子流寓汝宁，鼎革之后，督师子以从征有功，被编入宁古塔正白旗汉军，黑龙江将军富明阿 (?-1882)乃其六世孙。无独有偶，陈伯陶修《东莞县志》则记载督师死后，其妾生一子匿都城民间，清兵入关被某掳走，得以隶籍于旗。富明阿和其子永山都向人声称自己是督师后裔。张江裁据此写作〈东莞袁督师后裔考〉，认为督师有后，且说袁崇焕被逮之后，妾子往依祖大寿，后大寿降清，一起入了旗籍。张氏又说乾隆时寻找袁崇焕后裔无得，原因有几个：督师抗清，怕有所不测；远窜边疆，不及见此诏书；子孙孤弱，不审世系而没有应征。其文之后叙述督师后裔流徙本末与世系沿承。孟森的〈袁督师后裔考序〉辩驳督师妾子往依祖大寿而入旗籍的错误猜测，但是也主张有子说，认为《袁富将军战略》一书所言并非附会，证之《东莞县志》知其说法不孤。

章炳麟〈记袁督师家系〉一文则对寿山自称是袁崇焕七世孙的说法表示质疑，认为可能是近属降清而传至寿山，督师可能有遗腹子，也可能无子。与章炳麟意见相近，〔光绪〕《重修吉林通志》对此也表示存疑。

八〇年代以来，关于袁崇焕是否有子的说法大概有四种意见。一种坚持《明史》等书的记载，认为其无子，这是通行的说法。一种则继承了张文，认为其有直系后裔，是其妾的遗腹子所传，代表作是王钟翰〈论袁崇焕与皇太极〉。薛衔天〈名将筹边继祖风：从袁崇焕到寿山〉则发展王的观点，并对有人所说的从袁崇焕到九世孙庆恩只有三百年的说法不对做出解释。吴雪娟〈寿山家族世系研究〉一文则通过对黑龙江满文档案的翻译，获取关于寿山家族的人口资料。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袁崇焕无子，富明阿有可能是袁氏的过继子。如闻衡〈寿山是否为袁崇焕裔孙〉。而李向辰〈黑龙江将军寿山研究点墨〉则延续之前传疑的说法，认为寿山可能是袁氏过继子，也可能是遗腹子。

(十)袁崇焕诗作的研究

袁崇焕生前并没有诗集传世，他诗作得以存世要归功于亲友和后人的收集。关于袁崇焕遗诗的流传情况可参看姜纬堂〈袁督师遗事稽实〉。姜文认为袁遗诗有粤东、粤西两大系统，粤东可靠性相对高些，粤西则难免附会。遗诗中不论粤东还是粤西所传，皆有诸多的不合与可疑之处，其中当有伪托之作。

关于袁诗的伪作问题，除了姜文提出的一些质疑，还有杨宝霖〈袁崇焕杂考〉考证〈南还别陈翼所总戎〉一诗为伪。此外，阎崇年在为《袁崇焕诗赏析》一书所写的序中也对其中的四首诗做出辨伪。

关于袁诗的写作年代问题，刘映华〈袁崇焕诗编年管见〉一文将现存的袁诗分为三类。一类是可以考知其年代的，一类是可考知年限的，剩下的一类则是难以断定年代的作品。

关于袁诗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怀和艺术风格，广西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略论袁崇焕的诗〉将现存的袁诗分为六个时期来评述，并分析各个时期袁诗的不同思想。谭声荣〈试论袁崇焕的诗〉一文则从缅怀国事、战斗生活抒情、寄情山水、狱中杂诗对袁诗的思想内容进行分类阐述。151* 认为袁崇焕丰富的生活经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和艺术素养，赋予袁诗进步的思想内容和感人的艺术力量。彭伟宗〈谈袁崇焕诗中的爱国思想〉和刑凤梧〈无限忧虞期报国：读民族英雄袁崇焕的诗〉二文则对袁崇焕诗中所表达出来的浓厚的爱国思想进行分析，刑文并指出袁崇焕爱国思想的局限性，那就是夹杂着忠君、天命、功名，乃至大汉族主义的思想。

关于袁诗的整理和注析方面， 1983年《藤州史话》第3期第一次将袁崇焕的遗诗汇辑成七〇五首，加上注释，登报刊载。其中一些地名、人名、典故的注释有解释得不到位，刘映华〈关于袁崇焕诗注的补充和商榷〉一文对其中的注释进行考订。'阎崇年、余三荣编《袁崇焕资料辑录》著录了《袁督师事迹》和《三管英灵集》所收的袁崇焕诗，另外增附《临刑口占》一首。这给研究袁崇焕的诗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石瑞良的《袁崇焕诗赏析》是第一本关于袁崇焕诗的集注，每篇按照原文、赏析、注释的结构进行解读。

(十一 ) 袁崇焕的历史地位

袁崇焕死后，在大多数明人眼里，他是误国的罪人。清初修《明史》，对袁崇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乾隆时，专旨为其平反昭雪，嘉、道时又允许袁入祀乡贤祠，社会关于袁的评价越来越高。清末梁启超为其作传，称赞袁崇焕为「千古军人之模范」。* 民国时，张伯桢父子不遗余力地为袁宣传，人皆谓倘使督师不死，满清难以入关。这样的评价囿于英雄史观，不免将袁崇焕神化了。建国后，确立了唯物史观，对袁的评价渐趋公正。有的学者认为他是民族英雄，有的说他是爱国将领，还有人说他是抗金名将。

主张民族英雄说的人，他们认为袁崇焕大智大勇，敢于担当，誓死报国，为保卫民族和人民而洒尽一腔热血，纵观他的生平事业，可歌可泣，是一位岳飞式的民族英雄。首先，他抗击后金的事业是正义的。其次，他的思想和行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他们也指出，袁崇焕的爱国思想具有局限性，就是爱国与忠君融会在一起，有的时候过于愚忠。持民族英雄说的文章主要有：阎崇年〈论明代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黄国强〈论民族英雄袁崇焕〉等。

在有些学者看来，民族英雄应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中华民族同外族的斗争中产生的，才是民族英雄；另一种在国内民族斗争中产生的，这只能说是某一民族的英雄。袁崇焕是后一种类型的民族英雄。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作是王钟翰〈论袁崇焕与皇太极〉。

很多学者则试图回避这个争论，只强调袁崇焕的爱国精神，评价他为爱国将领。这一类的文章有：羊弓〈论袁崇焕的爱国思想〉、张正明〈抗清名将袁崇焕〉、石斌〈试论爱国名将袁崇焕〉、陈家经〈试论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思想〉等。

有部分人则认为，明亡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不能过分夸大袁崇焕的作用。而且袁崇焕有功也有过，不能把他过分拔高，而忽略了他所犯的错误。持这一观点的文章有：孟昭信〈试评袁崇焕的功与过〉、张介文〈论袁崇焕〉等。

(十二) 其他方面的研究

第一，文物方面。

现存的所谓袁崇焕文物多为赝品。主要有壬申手书条幅、赖文光题袁崇

焕藏砚「听雨」匾。考证真伪的文章有：于夫之〈赖文光题袁崇焕藏砚是

假的〉、谭世保〈袁崇焕壬申手书条幅辨伪〉、杨宝霖〈伪托袁崇焕诗文物品雑考〉。

邵武聚奎塔的塔额是至今袁崇焕留下的唯一可信的墨迹和文物。关于它的介绍和研究可参看阎崇年《袁崇焕传》。另外一件关于袁崇焕的重要文物是《肤功雅奏图》，即《东莞袁督师督辽饯别图诗》。后人的研究已在前面人际关系一节谈及，不再赘述。

第二，遗著遗事的搜集和整理方面。

关于袁崇焕遗著收集整理和张氏父子的贡献，硏究的文章主要有姜纬堂〈论东莞张氏之表彰袁督师：兼考袁督师在京故迹〉、〈袁督师遗诗稽实〉和王贵忱〈袁崇焕画像及其疏稿〉。姜前文叙述张伯桢父子在搜集和整理袁崇焕遗作上的贡献。后文则认为袁崇焕的遗诗、遗文乃蔡均所收集。王文则认为袁崇焕幕下的王予安和广东人屈大均 (1630-1696) 对袁遗作的收集做出了贡献，《袁督师事迹》乃据自屈大均旧藏本。

第三，在京故迹方面。

关于袁督师在京故迹的研究，主要的文章有姜纬堂〈论东莞张氏之表彰袁督师：兼考袁督师在京故迹〉、谢立红〈袁崇焕京华故迹考〉。姜文详细地介绍督师在京故迹，并突出张伯桢父子营护故迹所作的贡献。但对北京的袁墓、袁故居、袁庙是否真迹提出了质疑。谢文叙述袁庙、袁墓、故居的来龙去脉，对张伯桢父子的附会做出辨伪，特别针对袁崇焕故居。另外，阎崇年《袁崇焕传》对此也有相关的论述。

第四，国内外纪念袁崇焕的活动。

后人纪念、缅怀袁督师的地方除了北京的督师故迹，还有东莞、藤县、兴城等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和介绍可以参考阎崇年《袁崇焕传》。谭世保、杨宝霖讨论袁籍的文中有涉及到东莞地方纪念袁崇焕的活动。2006年4月7曰《广西日报》载有〈藤县袁崇焕故里揽胜〉一文，对藤县纪念袁崇焕做了介绍。关于兴城纪念袁崇焕的活动，兴城历史文化学会的网站有详细的介绍。关于海外纪念袁崇焕活动的介绍，可参阅阎崇年〈香港袁汝南堂宗亲总会与袁崇焕〉一文。

第五，守墓人方面。

关于守墓人的籍贯有广东潮州和广东顺德两说。介绍守墓人主要的文章有张天〈奇迹：372年传忠义，17代人苦守将军墓：记抗清大将军袁崇焕墓第17代守墓人佘幼芝〉。

第六，关于袁崇焕的民间传说。

这方面的文章有朱钢〈历史英雄的民间传奇：袁崇焕故里调查报告〉，该文对了解东莞水南有关袁崇焕的民间传说做出了贡献。

结语

纵观百年来的袁崇焕研究史，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三十年，研究成绩尤为显著。比较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投入和产出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籍贯、斩帅方面研究很多，但是各执己见、分歧很大。议和、军事思想、两次战役、后裔、历史地位等方面文章比较多，虽有个别不同的意见，但总体上观点比较一致。诗作，遗文、遗物、遗迹，民间传说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成果比较突出，可挖掘的空间较小。死因方面，仍然是众说纷纭，尚无定论，看来今后还有讨论的必要。人际关系方面，罗炳绵等人的文章已经阐述得很到位，但是袁崇焕和崇祯关系、以及袁和广东士绅文人及其幕僚门生的关系至今尚无专文论述。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

第一、加强对袁崇焕性格的研究。按照现代气质类型理论的说法，袁崇焕属于典型的胆汁质一类人。胆汁质的气质对崇焕行为方式与能力发展的影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袁崇焕的性格有高度敢为性、独立性、尽责性、宜人性的一面，也有自恋、高幻想性和神经质的一面。性格的两面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袁崇焕的荣辱浮沉，乃至他最后悲剧的结局。如果能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剖析袁崇焕的人格，也许能更深刻地了解他的为人与其悲剧之所在。

第二，加强对袁崇焕与广东、东北关系的硏究。广东是袁崇焕的故乡，明末广东不仅出了袁崇焕，还出了黎遂球 (1602-1646) 、张家玉 (1615-1647) 、陈邦彦 (1608-1647) 等一大批抗清义士，明亡后广东的遗民更是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可以说这和当时广东尚义利而轻身命的地域人格有关。广东人的地域人格、东莞尚武的民风、商人家庭出身、良好的封建学校教育，这些社会文化环境和早期经验对袁崇焕能力、性格、价值观的影响值得深入讨论。同时，袁崇焕对黎遂球、张家玉等人的影响也应注意。辽东战场是袁崇焕功业的舞台，加强袁崇焕与东北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如果能从东北亚格局和辽人的角度来考虑袁崇焕建立的关宁防线的价值和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决策贡献，或许能对袁崇焕的历史地位作出一番新的探讨。

第三，加强史料收集工作。对于袁崇焕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史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些争议往往是史料的不完整性所导致的。例如，《度支奏议》中有关于袁崇焕抄家的官方案牍，对了解袁崇焕的家庭情况和籍贯都很有价值，据此则督师有子说和籍贯藤县、平南二说皆不攻自破。又如，《清流摘镜》一书中节录袁崇焕上请为魏忠贤建祠的奏疏，由此可知袁崇焕与阎鸣泰联名请建是肯定的，而建祠奏疏更是出自袁崇焕的手笔。如今古籍数字化成就喜人，这为我们运用数字化的检索手段搜集袁崇焕的相关史料和遗诗遗文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第四，加强总体研究。研究历史人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便是要写出一部客观的人物传记。近三十年袁崇焕研究成果迭出，但是还没有一部集大成的《袁崇焕传》。这是与袁崇焕研究高潮不符的，有待后来的学者努力。

第五，整理出版《袁崇焕集》。袁崇焕生前并没有文集传世，被杀之后疏牍又散落不少，所幸身后有亲友幕僚的保存和收集，袁崇焕的遗作才得以传世。其后，又经过蔡均、袁玨、张伯桢、张江裁等人不遗余力的收集网罗，督师尚存人间的诗文还是比较可观的。阎崇年等编《袁崇焕资料集录》一书较全面地收录督师的章疏、诗文，这为整理袁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整理出版《袁崇焕集》实为时下袁崇焕研究一紧迫之事。

第六，加强学术组织建设。2004年，兴城举行袁督师蒙难370周年纪念会，成立了袁崇焕研究会。北京市崇文区也成立了袁崇焕研究会。但是作为袁崇焕故乡的广东，至今尚无研究会建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东莞石碣镇水南村目前正在筹建袁崇焕研究所，相信建成后的研究所将进一步推动袁崇焕研究的发展。

来源：《明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