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塚治虫代表日本动画协会赠予上海美影厂的画作
费那奇按：提起日本动画，年轻的读者也许会想到宫崎骏、高畑勋、大友克洋、今 敏等动画大师，没错，他们都是日本动画黄金时代的代表，但论起辈分来只能算第二代。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手塚治虫便作为日本漫画、动画的先驱，为世界第二大动漫帝国奠定了基业，成为可以与美国迪士尼比肩的第一代日本动漫超人。
而若论起渊源来，手塚先生也毫不避讳的称自己受到了中国动画的影响才开始自己的动画事业，并终生致力于推动中、日动画事业的交流和合作。手塚先生曾于1988年亲自来过首届上海国际动画节，并且担任终审评委。上海国际动画节，也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个动画节。
撰稿/傅广超
主编/卫诗磊
责任编辑/陈铭贤
本文原标题：《手冢治虫的中国情结 | 上海国际动画节考古行动04》
1988年11月初，手塚治虫再次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航班。第一届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召开在即，手塚将作为五位国际评委之一参与动画节的竞赛影片评选工作。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手塚悦子以及数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当时，手塚治虫还有几部连载漫画和动画项目在同时推进。
8个月前，手塚治虫因严重的胃溃疡紧急住院接受手术。出院时，他的胃部已经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受到癌细胞侵袭，家人也一直瞒着他。出院后，他一直拖着病体埋头工作，亲友们苦劝无效。这次的上海之行同样遭到了许多人的劝阻，但毫无疑问，没有谁能动摇手塚治虫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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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柏松所作的手塚治虫速写肖像及手塚治虫的亲笔签绘（1988）
航班顺利抵达上海，手塚治虫的老朋友，时任上海美影厂厂长、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组委会秘书长的严定宪亲自来接机。老友热情拥抱的那一刻，严定宪内心一阵酸楚。眼前的手塚治虫已经被病痛折磨得脱了相，以往圆润的脸庞已经变得消瘦而又憔悴，精神状态也今非昔比。
说来也巧，手塚治虫和严定宪的相识正好是在8年前的1980年。那年，手塚治虫在严定宪的安排协调下与儿时的偶像万氏兄弟在上海美影厂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正是这次会晤，正式奠定了中日两国动画乃至漫画业界官方交流的基础，也让手塚彻底喜欢上了中国动画。一旦了解了手塚治虫与中国动画人的惺惺相惜，也就不难理解他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光前来上海与会的举动了。
1980年，由中央电视台社教部少儿组译制的动画连续剧《铁臂阿童木》（1963年版）普通话配音版开播在即。同年10月，手塚治虫以日本动画协会会长的身份访华。在北京，手塚观看了译配完成的部分《铁臂阿童木》剧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并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旅游观光，而是心心念念地想参观中国的专业动画制作机构。当时的北京虽有几家电影制片厂下设动画制作组，但不生产动画影片，于是有关部门安排手塚前往上海参观美影厂。
代表美影厂前往锦江饭店与手塚会面的正是严定宪。毕竟是同行，两人的交流虽然要借助翻译，但不会冷场，他们很快就熟络起来。手塚主动谈起了自己与中国动画的渊源，特别提到了万籁鸣、万古蟾兄弟导演的《铁扇公主》对自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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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时经过装有《铁扇公主》大型广告的影院
（引自高纲博文编《战时上海》）
那是1942年，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的拷贝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当作“战利品”带回本土。日本片商瞅准商机，投入资金专门制作了《铁扇公主》的日语配音版，并将影片改名为《西游记·铁扇公主之卷》。
影片同时在东京、大阪、长崎、神户等地影院放映，盛况空前，中日两国的报刊杂志为此做了许多的报道和评介。时年14岁的手塚治虫就此与中国动画结缘，他曾回忆道：
“当时我还在读初中，也有幸观看了这部动画电影，影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就是我们的动画片啊！影片上映时盛况空前，连影院的走廊都挤满了观众，场场爆满……大人、小孩，外行的、内行的都入迷地观看电影，这就是我想做动画片的原因。”
1979年的日本期刊《电影月刊》上收录了一篇小松泽甫的文章，文中引述了手塚治虫在1959年铃木出版协会会刊束语中的一段话。从中可以得知，手塚不仅在影院观看了《铁扇公主》，还弄到了一部电影拷贝，用父亲留下的小型放映机在家里反复欣赏，他甚至从片子里敏锐地捕捉到了“抗日救亡”的主题：“抱着轻视的眼光去看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的人们，看到这部影片如此豪华，如此有趣，惊得目瞪口呆。我也有机会弄到了一部影片拷贝，一看就能清楚，地地道道，这是一个体现反抗精神的作品，粗暴地蹂躏中国的日本军遭到了中国人民齐心协力的痛击，这部影片的意图是一清二楚的。”
《铁扇公主》日文版海报
《铁扇公主》并不是手塚观看的第一部动画片，贝蒂小姐、大力水手、米老鼠这些动画角色对他的影响更早。然而，在美国动画长片还没有机会正式进入日本的历史背景下，《铁扇公主》给手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冲击。
一部70分钟的长片在叙事性上要远远胜于以滑稽噱头见长的喜剧短片，而“故事”恰恰是手塚最为热衷和执着的东西。同时，《铁扇公主》营造的神话意蕴加上亲切的日语配音，更满足了手塚对于东方冒险故事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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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手塚治虫定居东京，正式成为一名职业漫画家。同年，《铁臂阿童木》开始连载，《我的孙悟空》第一话也登上了《漫画O》杂志。手塚希望塑造一个脱胎于《西游记》而又区别于原作的孙悟空，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他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对西游世界进行了重构，漫画《我的孙悟空》里充满了戏谑、幽默以及颇具“后现代”意识的创作理念。他笔下的悟空，是一个在取经路上不断成长、不断完善人格的莽撞少年。
《我的孙悟空》单行本第3卷封面画，秋田书店
《我的孙悟空》（右）对《铁扇公主》（左）的致敬和戏仿
即便如此，《我的孙悟空》在描绘“火焰山”的相关情节时，仍旧出现了大量对于《铁扇公主》的戏访，比如剑龙造型的避水金睛兽，人格化的火妖等等。手塚治虫对此也毫不讳言，他在《我的孙悟空》单行本后记中说道：“《我的孙悟空》强烈受到《铁扇公主》的影响。尤其是写到“火焰山与牛魔王”的结尾时，这一部卡通的影像更是在我思考中跳跃，挥之不去。逼得我几近于模仿……现在讲到这一段都觉得不好意思。”
左：动画电影《西游记》（1960）；电视动画片《悟空的大冒险》（1967）
《我的孙悟空》也直接促成了手塚与东映动画的合作，加快了他跨界成为一名动画家的进程。虽然他与东映的合作并不太愉快，根据《我的孙悟空》改编的动画长片《西游记》也没有忠实地体现他的创作意图，但他通过这个机会熟悉了动画的制作流程和团队的运作方式，进而决定成立自己的动画制作团队。
《手塚治虫物语：我是孙悟空》前半部分以《铁扇公主》为线索叙述了手塚治虫的“孙悟空”情结，还把他与万籁鸣的会面戏剧性地安排在了长城
这些故事，在1980年的中国绝对称得上是特大新闻，即便是身在动画界的严定宪也是第一次听说。而当手塚得知万籁鸣、万古蟾就供职于严定宪所在的上海美影厂时更是喜出望外，便当即提出了拜会万氏兄弟的请求。严定宪欣然相助，当即联系了厂里的人事部门。
转天下午，中国动画人在上海美影厂放映间接待了手塚治虫，到场的不光有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三兄弟和严定宪，还有王树忱、何玉门、阿达、游湧等中青年创作骨干。
1980年10月，手塚治虫在上海美影厂与万氏兄弟会面
陪同的还有导演王树忱（前排右二）、摄影师游湧（后排左二）、导演阿达（后排左三）、导演何玉门（后排左四）等
由手塚株式会社提供资料，伴俊男执笔的手塚治虫传记漫画中描绘了手塚首次访华的经历
那一天，手塚治虫心潮澎湃。他不光与两位未曾谋面的启蒙老师进行了热情的交流，还观看了上海美影厂最新制作的几部动画片。中国动画的最新成就令他感到惊讶，他为日本动画人看不到形式如此丰富，手法如此多样的中国动画作品而感到遗憾。他希望做点什么，打破这个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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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手塚治虫的女儿手塚留美子回忆：“因为父亲自身也受到了很多中国老动画的影响，所以父亲尽力想让中国的优秀的动画作品被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另外，中国有这么多具有出众才能的人，也希望他们能从日本的动画中汲取营养。他想成为促进中日动漫界交流的桥梁。”
手塚治虫写给万籁鸣的信件，引自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纪录片《大师：老顽童万籁鸣》
手塚治虫回国后不久便以日本动画协会的名义邀请中国动画家访日。1981年3月底，上海美影厂厂长特伟、导演严定宪、摄影师段孝萱经文化部批准出访日本，并精选了《大闹天宫》《金色的海螺》《哪吒闹海》《小蝌蚪找妈妈》《牧笛》《三个和尚》《阿凡提》等十余部动画作品在东京展映。
1981年，手塚治虫（左一）、特伟（左二）、严定宪（右二）、段孝萱（右一）在座谈会现场
在中国动画人的老朋友持永只仁的协助下，此行非常顺利，展映活动和各类业界座谈会、记者招待会持续了十余天。大塚康生、高畑勋、宫崎骏等日本动画家正是借由这次机会对中国动画有了初步的认识，铃木敏夫当时所在的《Animage》杂志社还对活动进行了深度报道。
手塚治虫不光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不遗余力地为相关活动站台，还自费邀请中国动画家前往关西游览。此外，中国动画家们还参观了包括东映在内的大大小小数个动画工作室，对日本的动画产业有了了解。
《Animage》对中国动画进行的专题报道
4月19日，在欢送中国动画家回国的晚宴上，手塚治虫与严定宪合作了一幅阿童木牵手孙悟空的漫画，又在记者们的提议下按照画中的pose摆拍了一张照片。这两幅图为中国动画家的首次访日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揭开了中日动画业界互动的新篇章。
在记者的提议下，手塚治虫和严定宪按照合作漫画里的pose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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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几年里，手塚治虫频繁地往来于中日两国间，一边积极推动两国业界的交流，一边争取双方进行合作的可能。
从1962年到1988年，手塚治虫共制作了13部具有代表性的实验动画作品
20世纪80年代，也是手塚治虫实验动画短片创作的丰收期，《跳》《破烂电影》《森林传说》《按》等作品在动画影坛颇受好评，还拿下了多个国际动画节的大奖。手塚虽然推动了日本电视动画的繁荣发展，但他个人却对无限趋利的工作模式感到担忧，认为“对电视动画的一窝蜂关注，会扼杀动画丰富的可能性”。
他为自己的创作频频受到市场的牵制而懊恼，甚至说出了《铁臂阿童木》是自己最失败的作品这样的话。
但一系列动画艺术短片的创作无疑能够持续点燃他的热情，对于在国际动画节上获得的荣誉，他是无比看重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动画家也开始活跃在各大国际动画节上，手塚自然也会在这些场合与他们频繁照面。
《跳》（1984）
《森林传说》（1987）
《破烂电影》（1985）
1985年8月，日本广岛举行首届国际动画节，手塚治虫作为主要的组织者忙得焦头烂额。这次电影节邀请了中国动画家王树忱担任国际评委，上海美影厂副厂长王柏荣带领导演常光希以及北京电影学院教师蒋采凡等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广岛参会，王柏荣执导的剪纸动画片《火童》获得了儿童片组一等奖。
动画节上还专门举行了上海美影厂作品回顾展，放映了《三个和尚》《哪吒闹海》《网》等七部影片。
日本广岛举行首届国际动画节上的手塚治虫
剪自NHK纪录片《手塚治虫 创作的秘密》
剪辑：卫诗磊
1987年8月，第二届广岛国际动画节如期召开。此时，第一届上海国际动画节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上海美影厂艺术顾问特伟与厂长严定宪，参赛片导演胡进庆、马克宣以及第一届上海国际动画节组委会副秘书长金国平前往广岛与会，同时为次年举办的上海国际动画节积累经验。胡进庆导演的《草人》获动画节儿童片组一等奖，阿达、马克宣联合导演的《超级肥皂》获教育片组二等奖。
得知上海国际动画节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手塚治虫感到欢欣鼓舞。与他第一次访华时相比，中国动画在世界影坛上的知名度已经飞速提升，他乐见其成。所以就算病体沉重，他依然要坚持见证这个重要历史时刻。
第一届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五位国际评委，左起：约翰·哈拉斯（英国）、科·霍尔德曼（加拿大）、兹拉克·帕林克（南斯拉夫）、手塚治虫（日本）、靳夕（中国）
据1988年上海国际动画节综评委工作组组长强小柏回忆，手塚治虫来到上海以后仍旧保持着高强度、高效率的工作状态，除了参加动画节的评审及相关活动外，还要兼顾日本国内的漫画连载及诸多业务。每天的评审工作还没结束，手塚工作组的成员就已经早早地候在会场门外了。
手塚曾为自己的动画短片未能与中国观众见面深感失落，而这届动画节专门举办的“国际评委代表作品选”终于弥补了这一遗憾。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最后一次与心目中敬仰的前辈万氏兄弟会面。动画节结束后，手塚又坚持陪着第一次来中国的妻子去北京游览了几天。
1988年11月18日，手塚治虫刚刚返回日本便再度入院。12月5日，手塚再次接受了手术。他已经是胃癌晚期了，最好的医生也无力回天。手塚已经意识到自己走不出医院了，索性就在病房架起书桌继续工作，每逢剧痛就靠挂点滴来缓解。1989年2月9日，手塚治虫安详地离世，享年60岁。
手塚走了，但他与中国的缘分远没有终结。他在病中还留下了一部动画片的企划案，名为《手塚治虫物语：我是孙悟空》。这部作品前半部分艺术地再现了他与《铁扇公主》结缘的往事，重制了片中的经典场面，后半部则建构了一个“太空版”的《西游记》世界观。1989年8月，《手塚治虫物语：我是孙悟空》制作完成并在电视上播出。
1991年1月，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手塚株式会社出资成立了北京写乐美术艺术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以《三眼神童》中的主角命名，专门承接世界各地的动画项目，实现了手塚治虫生前与中国动画人合作的夙愿，当今许多中国动画业界的骨干就是从这家低调的动画制作公司开启职业生涯的。
1992年12月，第二届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组委会特意为王树忱和手塚治虫两位已故的动画艺术家举行了作品回顾展。手塚治虫的13部实验动画作品与中国观众悉数见面，手塚悦子与王树忱的夫人陆美珍受邀出席动画节并会面。手塚悦子说：“手塚先生对中国十分热爱，即使病重也来参加动画节，这其中不可磨灭的一点就是手塚先生小时候爱看万籁鸣的《铁扇公主》，而且1967年时他还创作了（电视动画片）《孙悟空的大冒险》，在日本放了九个月，影响很大。所以我和女儿也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古川拓、陆美珍、手塚悦子、钱运达等在“手塚治虫作品回顾展”期间合影
2003年，手塚株式会社推出了剧场版《我的孙悟空》。2004年，影片的普通话配音版改名为《孙悟空》在中国内地发行，这是手塚治虫笔下的孙悟空第一次正式回到“故乡”。这一年，也是万籁鸣的代表作《大闹天宫》问世40周年。
特向接受过笔者采访、为本文提供支持的前辈鸣谢：
严定宪（原上海美影厂导演、厂长，88’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组委会秘书长，92’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国际评审委员）
强小柏（原上海美影厂剪辑师，88’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综评委工作组组长）
金柏松（原上海美影厂理论研究室成员，88’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会刊撰稿、简报编辑）
参考资料：
《铁扇公主遨游海外 万氏昆仲心花朵朵开》，《中国艺坛》第2期，1942年9月24日。手塚治虫：《后记》，《我的孙悟空》（繁体中文版第8卷），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湾），1994年。
松谷孝征：《后记》，《我的孙悟空》（简体中文版第8卷），手塚治虫著，祁心译，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年。
万籁鸣：《我与孙悟空》，万国魂执笔，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
张浩音：《让“阿童木”永留世间——记手冢治虫夫人手冢悦子女士》，《上影信息》1992年12月15日。
万古蟾：《我的自述》，《上海电影史料（第六辑）》，上海电影志办公室，1995年。
中尾明：《手塚治虫——用漫画和卡通连接世界》，钱贺之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
杨晓林：《动漫大师手塚治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
海伦·麦卡锡：《手塚治虫的艺术》，孟笛、张婷婷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
手塚治虫：《我的漫画人生》，张苓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关中阿福、罗星海：《童话往事：中国译制动画片1979-1987》，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
持永只仁：《持永只仁先生传记》，陈祖蓓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
纪录片《大师：老顽童万籁鸣》,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
纪录片《泊客中国·我的孙悟空》，天津卫视。
费那奇2020北京动画周将开设线上学术论坛，主题为：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1988、1992年）及其相关的影像考古系列。我们希望与国内外优秀的动画学者、博士、研究生及其艺术家建立密切联系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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