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平文琴是否為唐琴？|东大寺|唐德宗|唐琴|文琴|正仓院

▌[唐]金银平文琴变体神农式或变体递钟式日本奈良正仓院藏

尽管许多人相信，金银平文琴是来自唐朝流传有序的古琴，但它的身世依旧扑朔迷离。

据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一书介绍：

正仓院在日本古都奈良市东大寺大佛殿之西北，为日本皇室所有之一特殊宝库，……分北中南三部，即世所谓三仓。……就其所藏品物言之，所含各类亦极丰富。……此种品物，言其来源，有为中国隋唐两代产物，经当时之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及渡日僧等自中土将来者。

傅氏又称：

北仓所藏品物以天平胜宝八年(756)及天平宝字二年 (758)五卷《献物帐》所载各件为主，……入门第一触余目者，即“前棚”内陈之“金银平文琴”“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

傅氏提到的这件“金银平文琴”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唐琴，如日本学者林谦三《东亚乐器考》一书指出：

金银平文琴面，方形区划内，画有坐在树下的三个道士，其中一人弹着琴；散布在方区之外的人物，也有一人弹着琴。这都是置琴膝上而弹的。……平文琴是弘仁八年( 817) 换纳之品，表里面都满是金银平纹，装饰极其奢豪，世绝伦类。龙舌深没在龙唇之间，极见唐琴的规格。池内有墨书：“清琴作兮囗囗”，凤池内有：“乙亥元年”“季春造作”字样。乙亥当(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或当(唐德宗)贞元十一年。附属有残弦五条。

不过，谢孝苹先生《中国古琴流传日本考》一文却认为该琴不是唐琴，谢氏指出：

这张金银平文琴，确为一代尤物。然林氏断为开元或贞元所斫唐琴，似有未妥……

关于“乙亥元年”，这种仅记甲子失书年号的情况，实不多见。林氏只解释了“乙亥”二字。然“乙亥元年”四字连文，不能顾此失彼，取乙亥而舍元年。此琴制作年月，应既为乙亥，又是元年。开元廿三年、贞元十一年，虽为乙亥，然皆非元年。这两个年代，应予排除。今查公元 555 年，即后梁宣帝大定元年，其年甲子，正为乙亥。而从大定元年上溯五百年，则无既为乙亥，又是元年的历史巧合。

谢氏还指出：

又考古代社会侈靡僭越之风，盛于两汉，魏晋承汉之弊，衍及南北朝，至李唐始稍戢。……今故宫博物院所藏“九霄环佩”与“大圣遗音”二唐琴，都不加任何宝饰。……今正仓院所藏金银平文琴，装饰豪奢，世绝伦类，与唐代通用之琴，甚少共同之处，其非唐代所制作可知。

如此看来，谢氏的看法较林谦三更为可信。当然，金银平文琴墨书“乙亥元年”有的文献著录为“乙亥之年”，这就不好确定为后梁宣帝大定元年（555），从而大大增加了年代考证的复杂性。不过，谢氏通过古琴形制判断其大致年代仍是比较有力的证据。

天平胜宝八年（756），日本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将其遗物分几批捐献给了东大寺，是为正仓院北仓文物。《正仓院御物棚别目录》称：

据《献物帐》所载之银平文琴，弘仁五年（814）十月十九日出陈，后弘仁八年（817）五月十七日，易入此琴（金银平文琴）。

蹊跷就在这里，在东大寺献物帐记载中，由光明皇后捐出的是“银平文琴”，腹内有“司兵韦家造”字样。而该琴在弘仁时期被出藏未还，两年半后又纳回两琴，其中之一就是这件“金银平文琴”。显然，它是之前那件银平文琴的神秘替代。

金银平文琴的腹内题记云该琴造于“乙亥元年”或“乙亥之年”，此处所题之乙亥干支，对应到正仓院纳入记载的817年之前，最晚者也是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博士（R.H.van Gulik）于其《三古琴考》（On Three Antique Lutes）一文指出，其乙亥干支可推至公元435年（北魏太延元年）或495年（北魏太和十九年），认为其虽可以反映盛唐时期流行的宝装琴制式，但制造的年代可以前推到大约六朝末期到初唐之间。也就是说，高罗佩也认为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可能不是唐琴。

此外，还有别的证据。金银平文琴上的铭文“荡涤邪心”写作“荡涤耶心”，也被作为怀疑其非唐琴的原因之一。经考证，“邪”与“耶”有时候音相同，字义也相同。“邪”字的古字写法，从篆书到隶书到魏碑，如西汉马王堆帛书上的“邪”字，和“耶”字字体都很接近，甚至唐《房山佛经》上的“邪”字写法就是“耶”。金银平文琴上的书写体是北魏体，故而这张琴反而更可能是北魏到初唐之间的古琴。

▌ [唐]金银平文琴琴额和承露

以琴面的形制而论，古人有总结说“唐圆宋扁”，也即唐代的古琴以琴面弧度圆厚为特征。而正仓院金银平文琴的琴面扁平，属于另类。从琴额来看，传世唐琴额的长度，至少有相当于由额顶至一徽三分之一的距离，而此金银平文琴的琴额长度仅约四分之一。由于琴额过短，承露也相应变得极为狭窄，如此短窄的琴额和承露，在中国传世的历代七弦琴中都是罕见的。如此种种与传世唐琴出入极大的殊异之处，让人怀疑它的唐琴身份。北京故宫博物院郑珉中先生在《论日本正仓院金银平文琴兼及我国的宝琴、素琴问题》一文中，细数了金银平文琴之形制、髹漆工艺、装饰与铭刻等方面与今日所见唐琴的不同，推断说它并非唐人所制，甚至提出它“只能是日本的作品”。

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经济凋敝，唐肃宗和代宗吸取前车之鉴，崇尚节俭。在这种形势下，朝廷两次下令禁止金银平脱漆器等奢侈品的制作，富丽堂皇的宝装琴由此趋于消亡，以至于今日在中国已无唐代宝装琴传世。传世的唐代古琴，多为装饰简单的素琴，而奢华瑰丽的宝装琴，则唯有正仓院的金银平文琴一件。可以肯定的是，唐代的素琴要远远多于宝装琴。这在唐代出土文物中也能得到印证，如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唐代木质五弦琴模型，还有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唐墓壁画中的古琴等，就都是素琴。

▌ [唐]木质五弦琴、琴几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 [唐]抱琴侍女壁画 1985年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正因此，正仓院的金银平文琴可谓孤品，我们找不到同时期的宝装琴可做工艺与形制的对比。而学界长期以来就把它当作唐琴中的宝装琴典型器，这种观点早已深入人心。所以不论是不是唐琴，它的价值都是举世无双的。

备注：本文节选自吕埴《金银平文琴的今世前生》，原文刊登于《收藏》杂志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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