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

中山大学教授

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三、“本心之明”的两轮照耀

你爱自己的父母与爱邻居的父母是同等程度、同类方式吗？假如有人硬着头皮承认，我们可以再问：你能将这种亲亲之爱推广到所有人的父母吗？答案显然是推广不了。换句话说，爱自己的父母永远是最真切、最本质的，你爱自己的父母必定胜过你爱其他任何人的父母。所以，对于夷子将“爱无差等”解释为“我爱我的父母，我也会以同等程度、同类方式爱他人的父母”，孟子深知仁爱与兼爱这一矛盾要通过厚葬与薄葬之辨予以解决。

仁爱与兼爱的矛盾如何体现？孟子说：“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滕文公上》）这段话很难理解，直译是：况且上天生养万物，让它们只有一个根源，但夷子是因为有两个根源的缘故。通俗地说，任何人只有“一个”父母，这是“一本”；而夷子认为人有“两个”父母，这是“二本”。从古往今来的人类繁衍看，人只有“一个”父母，这是常情常理；而夷子认为人有“两个”父母，这不是常情常理。至少有史以来，在生物学意义上，没有人有过“两个”父母，任何人都只有“一个”父母。对于孟子的这段话，朱熹的注释第一次提到“本心之明”。

朱熹写道：“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于先后之间，犹知所择，则又其本心之明有终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也。”（朱熹，第245页）夷子在哪个地方体现了本心之明呢？就是“施由亲始”。夷子虽然在理论上坚持墨家的兼爱主张，但他认为落实这个主张要从自己的父母开始。因其“知所先后”，在朱熹看来，这就是本心之明对于夷子的照耀。

朱熹说：每个人都是由自己的父母而生，父母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自然之理”，上天让你如此而已。然后，朱熹进一步解释：正因“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所以人类对于亲生父母的亲亲之情由此成立；每个人确立了对于父母的亲亲之情以后，就会推己及人。在推扩并充实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差等之爱。简而言之，爱的差等表现为：在家人当中，你最爱自己的父母；从直系亲属到旁系亲属、乡里乡亲，其爱转换为不同的类型，爱的程度不断降低；对于不认识的人，自然也有爱心，但它不可能与亲亲之情同日而语。

在朱熹看来，夷子说的“爱无差等”是将自己的父母当作路人甲、路人乙对待。父母怎么能与路人甲、路人乙毫无差别呢？如果认为自己的父母无异于路人，这就是“二本”。朱熹批判“二本”之后，接着讲到夷子在先后次序上的选择。夷子尽管认为“爱无差等”，但其行动是“施由亲始”。夷子为什么讲究先后次序？他为什么理论上相信墨家的兼爱，实际对待自己的父母又是按照儒家的仁爱呢？朱熹认为原因就是“本心之明有终不得而息者”：夷子的本心之明一直都在那里生生不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熄灭夷子身上固有的本心之明。无论是十恶不赦者还是道德楷模，本心之明都真实地存在于人之身上。本心之明有时会被异端邪说、感情用事遮蔽，但它始终在那里，如其所是地在那里，只是未被唤醒罢了。朱熹认为：正因夷子身上真真切切地存在本心之明，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最终在孟子的教导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人为什么会埋葬自己的父母？孟子说：“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蘽梩而掩之。”（《滕文公上》）远古的时候，有人不埋葬自己的父母。父母死了，就抬着尸体扔进山沟。过了一些日子，他路过那里，看到狐狸在吃尸体，苍蝇、蚊子在叮咬尸体。他的额头冒汗了，斜着眼睛，不敢正视。这汗不是为别人冒出来的，而是内心的悔恨表露到了自己的脸上。于是他回家拿来畚箕、锄头，掩埋了尸体。

对于这个故事，朱熹说：“不能不视，而又不忍正视，哀痛迫切，不能为心之甚也。非为人泚，言非为他人见之而然也。所谓一本者，于此见之，尤为亲切。盖惟至亲，故如此。在他人，则虽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朱熹，第245页）以“不能不视，而又不忍正视”解读“睨而不视”，就是为了让那颗再也不能自已的哀痛迫切之心显豁出来。眼泪不是被人看见后流下的，而是因为内心已经十分懊悔。心有所思、面有所示，诚于中、形于外，这就叫作“中心达于面目”。朱熹警醒人们：“一本”难道不让人觉得无比亲切吗？唯有关涉至亲至爱的父母，你才会这样做!你对待其他人，即使有不忍之心，但那颗哀痛迫切之心，哪会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势不可挡呢？

假如走进山沟的不是孝子而是其他人，情形又会如何？他看到人家父母的尸体被狐狸、苍蝇、蚊子又吃又叮，会不会额头冒汗、心头懊悔呢？这里不会有唯一的答案。但是，孟子将孝子而不是其他人设定为故事中的主角，就是因为他深知亲亲的特殊性在于：无论人们对于他人父母的感情有多深，也肯定没有对于自己父母的感情深。所以，夷子施由亲始、葬其亲厚，针对的是自己的父母而不是其他人的父母。

孟子讲完人为什么埋葬父母的故事，徐辟把它转告给了夷子。夷子听了以后，怅然若失，沉思良久，终于说道：“我受教了。”这就是《滕文公上》第5章的最后一段话：“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在如何埋葬父母的问题上，夷子由墨家的信徒变成否定者，由儒家的否定者变成服膺者，“命之矣”三字是画龙点睛之笔。朱熹在此第二次提到“本心之明”。

朱熹写道：“盖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学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同上）这堪称夷子的思想大转变，这个转变是如何实现的？正因内有本心之明，外有孟子的教导，夷子得以知道自己以前接受的“爱无差等”存有内在的缺陷。唯其意识到墨家理论存在缺陷，他才会接受“爱有差等”的儒家理论。换句话说，墨家理论的不实，儒家理论的切己，这个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经本心之明的照耀，夷子以前的困惑一扫而光，固有的本心之明真正清晰地呈现出来。经过孟子的点醒，夷子的本心之明不再处于遮蔽状态，而是被唤醒并进入到一种自由自在地展现、敞开自身的境域。

本心之明就是“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见《尽心上》）《孟子集注》只用过两次本心之明”，而且都用在墨家信徒夷子身上，这是意味深长的。夷子的本心之明以前为什么会被遮蔽，现在为什么会被唤醒？本心之明以前被遮蔽，关键在于夷子是墨家信徒，既相信墨家的薄葬理论，又相信墨家的兼爱理论。但是，知与行、理论信仰与伦理实践在夷子身上存有内在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是根本性的。这个根本性漏洞就是：夷子在理论上相信墨家的薄葬理论，而在实践中按照儒家的厚葬理论对待他的父母。正因实践高于理论，亲亲的特殊性是人所不能自已的实然实事，所以本心之明虽然在夷子求见孟子之前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其真实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恰恰隐藏于这个根本性的漏洞之中。经过与孟子的辩论，夷子的本心之明完全被儒家的仁爱之道所唤醒。从此，本心之明将在夷子的人生中如其所是地安定下来、推扩开来、充实起来。

四、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的价值与意义

在先秦儒学史上，孟子最先点明“儒”作为儒家的学派含义，且以“距杨墨”为己任。（参见杨海文，2014年，第78－89页）他说：“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能够义正词严地拒斥杨朱、墨翟的，就是圣人的门徒。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尽心下》）逃离墨家必定归向杨朱，逃离杨朱必定归向儒家。如果夷子没有与孟子进行辩论，而孟子又不是义正词严地与夷子辩论，夷子能够“逃墨归儒”吗？有鉴于此，朱熹因为夷子接受过本心之明的两轮照耀，又将他视作孟子所说“私淑艾者”（《尽心上》）的唯一例子。虽然这个例子是唯一的，但它对于我们确证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具有重要作用。

《滕文公上》第5章说的“命之矣”，是否确指夷子在相关问题上已经“逃墨归儒”呢？赵岐注云：“以直正枉，怃然改容，盖其理也。”（见焦循，第408页）孙奭疏曰：“夷子乃怃然而觉悟其己之罪，故顷然为间，曰：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见阮元校刻，第5889页）从传统的三大注疏看，赵注、孙疏之意实则朱熹《孟子集注》说的夷子因其本心之明“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觉其非”。但因《滕文公上》第5章涉及的大问题太多，以致历史上几乎无人关注并追问夷子“自觉其非”之后究竟如何安顿自己的本心之明。与朱熹同时代的张栻甚至认为：夷子的结局是“而其陷溺之深，终无以自拔”（《张栻全集》上册，第329页）。

朱熹通过注释“私淑艾者”说道：“人或不能及门受业，但闻君子之道于人，而窃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诲之所及，若孔、孟之于陈亢、夷之是也。”（朱熹，第339页）这里的“私淑艾”亦即孟子所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的“私淑”。唯有认同儒家，方能称作“私淑”“私淑艾”。《论语》有三章涉及陈亢（字子禽）其人其事（《学而》《季氏》《子张》）。众所周知，陈亢最初未能及门受业，但最终成了服膺儒家的孔门弟子。朱熹借助陈亢与孔子的关系，是要揭明夷子与孟子的关系，尤其是夷子“自觉其非”之后业已在相关问题上“逃墨归儒”，只是表述有点含蓄。如果夷子最后不是在相关问题上“逃墨归儒”，朱熹从道德自信、道路自信的儒学高度，唯独拿夷子当作本心之明从遮蔽走向唤醒的例子，就会变得不好理解。

这里讲一个墨家信徒皈依儒家的故事，源自《孟子外书·孝经》：“孟母之丧，门弟子各治其事：陈臻治货，季孙郊治车，咸丘蒙治器，万章治缞，充虞治榇，公都彧治馔，陈代治牲，乐正克治仪，公孙丑治宾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门弟子请曰：‘古者五十不毁。’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犹孺子也。’子吊，见之，流涕自责曰：‘今而知圣人之道。’遂弃墨而归儒。”（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第380页下）孟子的母亲死了，很多学生参与丧事。孟子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哭得很伤心。有学生对孟子说：“您五十岁了，不要伤了自己的身体。”孟子说：“五十岁了，又怎么样？母亲死了，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墨家信徒子前来吊唁，目睹孟子为母亲治丧尽孝，感动得泪流满面，十分懊悔以前的所作所为，说道：“我今天终于知道什么是圣人之道了。”子于是背弃墨家立场，皈依了儒家。

人们一般把《孟子外书》视作伪书，也从未有人将子与夷子联系起来。不过，笔者认为，子的“弃墨而归儒”可与夷子的经历嵌入同一思想史图景之中。子观看孟子为母亲举办的丧礼以后，何以觉得圣人之道就该如此？唯有儒家的仁爱之道征服了子，他才会自觉地抛弃墨家的兼爱之道。

回到儒墨之争的关键问题：究竟仁爱好，还是兼爱好？“仁爱”是一个很好的词，“兼爱”也是一个很好的词。仅从字面意思看，人们无法判断两者的优劣，也不忍心把这么好的“兼爱”一词打入贬义之列。所以，判定仁爱与兼爱的优劣，突破口在于：最能彰显亲亲的特殊性，并且由此推扩并充实性善的普遍性的，究竟是厚葬还是薄葬？

黄宗羲曾经一语破的：“墨子著书，有《尚同》《兼爱》《非乐》《尚俭》《薄葬》。孟子置其余者，单就‘薄葬’一节，发其恻隐之心，所谓攻其瑕则坚者自破。”（《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第82页）孟子批判墨子，不向其他问题开火，而是将火力集中对准薄葬。他认定薄葬是不对的，亲亲就得厚葬，借此唤醒了夷子的恻隐之心，其本心之明得以从遮蔽状态走向自身澄明。在黄宗羲看来，孟子独拿墨家的薄葬开炮，这个点抓得相当好；拿下了这个堡垒，墨家的其他思想就会不攻自破。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即是厚葬胜过薄葬、仁爱高于兼爱的有力证明，这也正是孟夷之辩最重大的思想史价值。

所有的思想史都是复杂、多面的。夷子并不是彻底的墨家信徒，这意味着什么呢？朱熹说过：“夷子学于墨氏而不从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诘之。”（朱熹，第244页）又说：“夷之云‘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不是他本意。只为被孟子勘破，其词穷，遂为此说，是遁也。”（《朱子语类》第4册，第1273－1274页）既然不是彻底的墨家信徒，夷子怎么可能真正了解墨子的兼爱主张呢？在墨子那里，兼爱原本只是上行路线中的圣王之事，而不是下行路线中的百姓之事；它主要是讲国家治理，而不是讲伦理践履。对于百姓来说，兼爱是力不从心的，而不是力所能及的；是外在于自身的，而不是内在于自身的；是高调伦理，而不是底线伦理。像夷子这样的平头百姓，能有几人里里外外、自始至终都是墨家信徒？既然如此，兼爱就不可能推而广之。相反，我对我的父母比对别人的父母好，人人都是这么做的，这是人之常情，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事实。从现实性、可推广性看，儒家的仁爱绝对不是墨家的兼爱所能望其项背的。汉代以降，墨学中绝，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史已经反复证实：以性善为体，以亲亲为用，经由亲亲的特殊性推扩并充实性善的普遍性，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哲学最能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是中华文化自成体系而且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滕文公上》第5章包含的伦理学意义亟待得到现实的敞开。设想一下，我试图推广我的观点，通过什么人的传播是最好的？其实不是盟友，而是对手。如果连对手都认为你的观点对，其传播效果就会事半功倍。孟子在传播仁爱之道的过程中，最初就是把夷子当作对手看待的。如果误入歧途而不迷途知返、好高骛远而不反求诸己，人人都会是夷子，每个人都将是自己的对手。但是，夷子因其本心之明而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不仅真切地验证了亲亲的特殊性，而且切己地体证了性善的普遍性。很多时候，我们何尝不是夷子？又该如何战胜作为对手的自我？孟夷之辩给予的启发是：我们必须回到生活本身，唤醒被遮蔽了的本心之明，把它召唤回家。平常心是道，本心之明就是爱父母、尽孝道，以亲亲为体，以尽孝为用，这是我们过一种道德人生的必由之路。夷子在“亲亲”等问题上“逃墨归儒”最切要的伦理学意义，莫过于此。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