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有一个令人心痛的新闻。好多读者希望我写写，但我不忍，犹豫。

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在朋友圈留下一封长长的绝笔信后失联后不久，成都警方找到了毛教授的遗体，确系溺水身亡，排除了他杀。

毛书记选择这样一条不归路的原因，在其生前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中其实有明确的说明，读起来似乎字字泣血：

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到书生意气，看到理想情怀，只是在官场中，这些显得很不合时宜。本来以为高校是一方净土，我自己也身在高校，两耳不闻官场事，丝毫不知道政治生态的复杂。没想到一所大学的“一把手”，竟然惨烈到要用自杀的方式来表明心迹，并引发社会舆论关注。

“一直坚持原则，在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单位，真行不通”

“因为他们利益勾连，更坚定顽固”

”成都大学建立起了利益集团和独立王国，强力防御全面从严治党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政策要求”

“连续挤压三任党委书记，而我是被害最深，当然也是斗争最强烈的”

“虽然独善其身，两袖清风，但身陷污泥浊水，拼尽力气难以改造环境，日渐一日觉得无力无助。”

“甚至无助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上述话语，给人强烈的震撼。从此前的报道中，从其学生的追忆中，从事后媒体挖掘的素材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这位“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式书生，如何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是，这样的结局，太令人扼腕叹息了。很多人联想到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沉默的真相》，一位正义的检察官多年来追踪一起冤案，被人为多方阻拦，最后只能选择用自杀的方式引发社会的关注，这是多么悲凉啊....

电视剧《沉默的真相》剧照，检察官说自己太累了...

我对毛老师充满敬意。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充满书生意气，总是过于较真、正直而不善妥协。但我不知道该称呼他为毛洪涛教授，还是毛洪涛书记。很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身份。作为教授，他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他是博士，也是博士生导师，他带的学生都在称颂他的好，无疑，他是一个成功者。作为书记，他春风得意地上马，却在单位里被“二把手”压制，无比憋屈，权力处处受到限制，却要承受与此不匹配的政治风险。最后竟然发展到“死谏”，他无疑又是失败的。若他不做这个书记，在专业领域深耕，他最终会成为泰斗级的人物。只是，已经没有如果了。

中国的“学而优则仕”，是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其实，这句话的原意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学习好了就可以入仕”，里面的优字通“悠”，指的是有余力，简单来说，所谓的“学而优则仕”就是学习之余还有余力或者闲暇，就去做官，搞好学习的本身，才是学习的真正意义，有余力了，才可以进一步考虑出仕。孔子的理想就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但后来慢慢发展成了庸俗的读书做官论。科举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观念，因为行政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学”和“仕”是紧密相关的。古代考取功名后做官，跟现在教授、博士从政，其实有着很近似的价值取向。

但是，学术界，和官场，是完全两种生态。学术界看的是你的研究成果，官场看的是你的权谋。当有人把官场的欺上瞒下、尔虞我诈带到学界，就成了像湖南高院政治部主任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均抄袭这种现场翻车。当有人把学术界的那种书生意气带入官场，则可能变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中国传统哲学中，从来不避讳“权谋”二字，甚至经常把一些通过权谋获得成功的人树为榜样。中国的政治智慧，也称颂韬光养晦，卧薪尝胆，而不屑于鱼死网破。因此，若书生误入政界，是需要学术研究之外强大的心理淬炼的。

我把话说得直白一点，难听一点，就是若自己不是从政的料，就不要贪恋权力。若要从学界跨到仕途，就要学会官场的规则，否则注定是悲剧。当然，我这话不是针对毛洪涛老师，而是针对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我的导师何家弘教授，学满天下，但他却自认是官场低能儿，原则就是不从政。偶尔兼任过一次最高人民检察院侵权渎职厅副厅长，就不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因此，作为书生的何家弘教授，桃李满天下，而且潇洒自由。作为其不成器的弟子，我也对政治不感兴趣，打定主意不涉入官场，因此在博士毕业时放弃任何可以走仕途的机会，一头扎进了高校，做个兼职律师也是闲云野鹤。

我在上周的“ ”中曾经分享《明朝那些事儿》里的几个小故事。在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人性膨胀的阴暗面，尔虞我诈、玩弄权谋只是为了小人上位、排挤他人、争权夺利。 而在这本书中，你也可以看到正直如李东阳、徐阶等名臣清流也在运用权谋，不过他们是为了拯救大 明朝的黎民百姓和江山社稷，并且他们没有死谏，最后成功了。

李东阳是一个饱学之士，为人十分刚正清廉，更是当时的太子朱厚照的老师之一，朱厚照成为皇帝之后，成为内阁大学士。他忍辱负重扳倒刘瑾的事，或许对我们会有启发。

明武宗年间，十几岁的皇帝朱厚照沉迷于与宦官游玩骑射，导致了宦官之首的刘瑾独霸朝政，大肆敛财。百官多次上书进谏，皇帝均置之不理。就这样，明朝逐渐开始在刘瑾的操控下运转着。不管是公侯贵成还是大小官员，都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而唯一让刘瑾担心的人就是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因为李东阳曾经参与弹劾过刘瑾，而且李东阳在朝廷的时间长，地位很高，虽然没能弹劾成功，但一直令刘瑾心有余悸，于是刘瑾死死把持住六部和内阁的大权，从不让决定权落入李东阳之手。

而李东阳是怎么做的呢？

李东阳早就料到皇帝不会轻易杀掉刘瑾，他深知，对于朱厚照这样的年轻皇帝来说，太监陪他自小玩大，是比文官更值得相信的人，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扳倒的。李东阳的计谋就是委曲求全，一边投其所好，获取刘瑾的信任，一边耐心地等待时机。

有一次，刘瑾要在朝用门外建造一个玄真观，李东阳立即举双手赞成，还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极力称颂刘瑾的“美德”，通过这样一次次的阿谀奉承，李东阳成功打消了刘瑾对自己的疑虑。

李东阳表现出的忍让求全的态度，一度被世人讥为【“伴食宰相”】。【“伴食宰相”】是什么意思？就是形容李东阳身居高位却毫无能力，是个只会吃饭不会干活的高官。

然而李东阳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理解，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他只知道，现在他生命的全部，就是除去刘瑾这个毒瘤。

等到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 领导叛乱，由于不得人心，叛乱很快被平定。太监张永参与了平定叛乱，同时，张永也早就看不惯刘瑾独揽大权，于是趁机搜集了刘瑾的种种罪行，多达17条，利用平定叛乱，向皇帝贡献俘虏的机会，终于在皇帝面前揭露了刘瑾的罪状。

就在此时，李东阳见时机成熟，他也料到皇帝朱厚照一定还是会心软放刘瑾出来。于是他提前组织人马，做好了一击必杀的准备：他发动了六部六科、十三道御史同时上书，众口一辞弹劾刘瑾，制造舆论氛围；同时下令查抄刘瑾府邸，从其家里查抄出上千副盔甲武器，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玉玺、玉带等违禁物，堆在朱厚照面前，铁证如山，让皇帝终于明白刘瑾是真的想造反，从而下决心杀掉刘瑾。

李东阳靠忍辱负重，为了赢得时间，不惜委曲求全讨好自己的敌人，终于迎来了刘瑾的倒台。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以为只有奸臣才会“阳奉阴违”地欺骗对手，但实际上，我们也能从李东阳的故事里看到，就连一代饱学之士的李东阳为了除掉朝廷的毒瘤，也得靠忍辱负重赢得时间，不惜委曲求全讨好自己的敌人，直到敌人倒台。

另一位明朝重臣徐阶的权谋也不得不提。

嘉靖时期，大奸臣严嵩把持朝政。严嵩这个人，混迹官场四十余年，工于心计，城府极深，更有他的儿子，绝世聪明的严世蕃做帮凶。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任何敢于阻挡他们的人都会被绞杀。整个朝野上下一片乌烟瘴气。

时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徐阶决心要铲除严嵩。

起初，徐阶对严嵩表露出了很强烈的敌意，不肯依附严嵩，但是敌人实在太强大，所有直言上谏的官员都被打倒，徐阶自己也多次遭受陷害，处境一度十分危险。领教了这一切的徐阶终于明白，必须要在隐忍中等待机会。

从那一刻开始，徐阶开始改变策略，事事顺着严嵩，甚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对他多行无礼，几番试探，他也忍气吞声。徐阶这是在隐忍中积蓄力量，在日复一日的揣摩与观察中，他缩小了与对手的差距，也慢慢成为了一个足智多谋、深不可测的人物。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逐渐失去皇帝宠信，徐阶开始慢慢得到信任。于是他迅速展开攻势，支持御史邹应龙告发严嵩父子，让皇帝逮捕了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但是，严氏党羽众多，根基太深，徐阶还不能对他们进行致命一击，因此他选择继续隐忍。在严嵩退休，徐阶亲自到严家慰问。徐阶的儿子对徐阶说现在应该找严嵩报仇，他竟勃然大怒，破口大骂。戏演的足，连聪明绝顶的严世蕃也认为：“徐阶对我们没坏心。”殊不知，徐阶只是看皇上还怀念严嵩，皇上又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因此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等到严世蕃谋反事发后，徐阶密谋起草奏章，在揭发的奏章中加了两条嘉靖皇帝最敏感的罪名：犯上作乱、敌通倭寇，直抓严氏父子的要害。

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藩被执行斩决。严嵩被剥夺全部财产，靠沿街乞讨维生，受尽白眼，两年后死于荒野。

历史不断告诉我们的是，你只有比对手耐心更好，才能打败对手，成为权谋的最终胜利者。权谋不仅仅是小人上位的工具，也是皇帝、忠臣、奸臣相互博弈的战场。李东阳对刘瑾忍辱负重、徐阶对严嵩假意周旋，他们的深沉忍耐为正义赢得了时间，笑到了最后。

书生轻易不要卷入政治，除非你已经做好了运用权谋上位的准备，或者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我相信，毛老师也不会白死，随着此案调查的深入，很多光鲜亮丽下，藏污纳垢的地方，都会逐渐被公之于众。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