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者、思想家吴虞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鼓吹新学,成为抨击封建礼教的先锋,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实在上不得台面。

他与父亲形同仇敌,在日记中称父亲为“老魔”,更为争家产而与父亲打官司,闹得很是难堪。更过分的是,父亲死后,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此事在当时影响很坏,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抵制他,骂他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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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他的才学,北京大学仍愿让他任教,但他自私、专制、守旧的性格与他鼓吹新学的行为严重矛盾,也让他与以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为首的新文化交际圈格格不入。时间一长,人们发现他所谓的“才学”也不过是绣花枕头罢了。他那些曾轰动一时的抨击封建礼教的文章,除了一股“狠劲”外几乎乏善可陈,正如聂绀弩一针见血的评价,“没有什么议论,甚至可说没有什么文采,甚至还有错误。”最初中国青年崇拜他,只因他喊的口号太响、营造的冲击力太大,又恰好出现在文化、思想新旧交替的关头,这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

吴虞对父亲如此痛恨,那他自己做父亲又如何呢?他有一个儿子、九个女儿,儿子早夭,而这些女儿在他眼中都不是省油的灯。有个女儿要来北京上学,他不是高高兴兴地帮女儿张罗,而是在日记中抱怨女儿“不甚解事,字尤恶劣”,来了不会有啥出息、只会连累自己。虽然他曾声称提倡男女平等,但打心底里并不支持女性学习进步,即使月薪200大洋且在北京广有田产,也不愿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致女儿要“革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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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父亲都是“女儿奴”,他提起女儿却是“粗解书画”“自高自满”“务外事,慕虚荣”,甚至骂女儿“艺伎行径”。对女儿吴楷,他的言辞更是刻毒,说她“不知改过勤学”,根本不配当自己的女儿,以后她的教育、医药等一切费用,他统统不管不问,也不打算再与她见面。他向来冷心冷肺,对亲情的认知凉薄至极,“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他尤其厌恶女儿向他要钱,给女儿买文具都要抱怨半天,嫌她们“任意乱放,毫不爱惜”。衣服够穿就行,至于头饰、化妆品等物,在他看来更是毫无必要。但他自己花起钱来却大方得很,在他于北大任教期间的日记中,常出现“娇玉处用洋XX元”的字样,“娇玉”正是当时京中有名的青楼女子。按他的记录,不过10天,他就为娇玉花光了一个月的薪水。为讨娇玉的欢心,他给她写了几十首艳诗,还公然在《顺天时报》等报纸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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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59岁时还纳了个16岁的小妾,但仍是烟花之地的常客。他自己都恬不知耻到这种地步了,竟还有脸拜托亲友调查他的妻妾是否“出门应酬”。亲友们看不惯他,他就拉同事垫背,说哪些同事也有狎妓的行为,得罪了一大帮人,最后在北京混不下去,只好回到成都老家。

众叛亲离,他余生的境遇可想而知。史料记载他晚年“贫病而死”,也算有因有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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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世存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