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科学教育专栏
在科学史上，18—19世纪是博物学蓬勃发展的时代，博物学是人类通过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进行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分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在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英国，博物学吸引着社会大众关注和参与科学文化活动。另一方面，伴随着英帝国向全球伸出触角，博物学也成为世界各地自然信息向英国流动的管道。
通常看来，帝国主义常与血腥、野心、掠夺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但以博物学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的跨文化交流，又为我们展现出文化间互动中好奇、理性和善意的一面。近代许多来到东方的西方人，在拥有航海家、商人、军人等职业的同时，也业余从事科学活动，约翰·布拉德比·布雷克（1745—1773）就是其中一位。
植物商人
1768年9月初，伦敦富商约翰·海德在家接待了一对父子，其中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资深船长，年轻的儿子则子承父业，担任货监，刚从第一次到广州的航行返回。他们带来的是一些图画，上面准确绘出了植物从播种到结籽各个阶段的模样，以及植物的中文名称，显然这些植物都来自于中国。
海德对这类绘画并不陌生，中国庭院错落跌宕的美学正风靡于英国，不久前皇家园林邱园里还新建了一座引人注目的中式宝塔。从东方进口的卷轴、瓷器等工艺品上绘制的菊花、茶花及牡丹等中国花卉，则更是激起英国绅士们的好奇心。他们的胃口随着东印度公司商船带回的新品种而被吊得越来越高，而新奇的东方物种正在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海德或许知道，面前这位年轻人约翰·布雷克在8年前，也就是15岁时，就曾向皇家文艺制造商业学会提交过一份从中国进口有用植物种子的方案，当时他还附上了91幅家藏绘图供人参考。随后他在大英博物馆观察了更多来自中国的植物标本，还得到一位熟悉植物分类学的瑞典科学家丹尼尔·索兰德亦师亦兄般的帮助，这为他后来的广州之旅打下坚实的植物学基础。
布雷克称，他很快即将返回广州，如果海德对所展示的哪种植物感兴趣，他可以帮助搞到相应的种子。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商务总监，他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博物学帮助英国，那个遥远国度的植物可以提供油料、药材、食物、染料等许多产品，而这些在欧洲却罕为人知。海德非常欣赏布雷克的殷勤态度和旺盛的求知欲，便把消息扩散到包括捕蝇草的命名者、亚麻商人约翰·埃利斯在内的圈子，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布雷克的主顾。
10个月后，布雷克回到广州，他从当地贸易伙伴、园丁和朋友那里大力收集植物，把它们运送回英国各家植物园。通过亲自种植，布雷克获得了种子发芽、出苗、修剪和养护的一手知识，并尝试改变生产条件和时令，为这些植物移栽到北美等英国殖民地提供建议。
尽管孜孜不倦地搜集种子，但布雷克显著地意识到从科学角度对这些植物的已有描述仍相当匮乏。他试图把植物特征与带到广州的几部植物分类书籍进行对照，但仍需要与索兰德等专业学者系统性地合作。因此向英国运送的物品，除种子外又增加了绘画，这开启了布雷克新的行动计划。
壮志未酬
大约在1771年，布雷克形成一个设想，即“形成一部描绘自然物的《中国物种全集》，内容应包含标本、植株、种子，以及对它们用途、优点、文化、时令、果实和成熟时间的所有必要描述”。在植物生长的各个阶段，都要绘制彩图予以显示，因此预想中的全集里的一幅插图，都要贯穿植物生命的整个周期，即可能需要几个月、1年乃至更久才能完成。
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布雷克受公司规章和清朝法令约束，只能在11月到次年3月的贸易季留居广州，其他时间必须离开。布雷克可以选择转移到最近的澳门，他可以在不同地方继续未完的工作，例如对龙眼的绘图中，果实画于1771年8月6—8日，而花及其剖面图完成于次年4月21日。
布雷克计划得以实施的一项有利条件在于，广州作为清朝最主要的外贸商埠，以外销瓷器和瓶饰绘画为基础，已经出现一批懂得西方绘画技巧、熟悉西方客户喜好的画师群体。布雷克很容易找到技巧娴熟、价格低廉的画师，协助他持续工作。据一位画师说，在澳门他们和布雷克经常每天要用10个小时作画。
与绘画的技术细节相比，更重要的问题是画什么，也就是挑选那些能够生产有用产品的植物。布雷克从中国本草著作中寻找资料，但他不懂中文，这就需要一名中国助手，帮助他挑选植物，并向他解释这些植物的经济价值和文化意义，这位名叫Whang at Tong的助手提供的注释，在布雷克留下的手稿资料中几乎随处可见。但他们如何结识，后者怎么学会英语和相关植物学知识，甚至于他的中文名字（可能是“黄亚东”），我们都缺乏足够资料。
最后，是如何保证绘图和植物辨识的科学性。布雷克与索兰德一直保持联系，他不断地把作品寄给索兰德，获得绘画准确性方面的建议，以及其他反馈意见，索兰德还可以帮助把描绘的植物与已知物种相匹配。当时索兰德刚刚与约瑟夫·班克斯共同完成了对南太平洋物种的调查，班克斯后来曾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41年，对英国博物学发展贡献很大。布雷克的成果由此与学界前沿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可惜的是，布雷克的宏伟计划因其英年早逝而遽然停止。1773年11月，布雷克在广州死于胆结石的并发症，年仅28岁。这时他的名字正位列班克斯等推荐的皇家学会会员候选人名单之中。他去世的消息传回伦敦后，学界对他的工作予以高度认可和赞扬。
身后余响
短短2年间，布雷克与中国画师合作完成了4卷150多幅中国植物彩绘，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原生植物，少数则是几个世纪间从其他地方引入广州和澳门的物种。
布雷克带来的中国与西方间的交流，并没有因他的去世而完全结束，这构成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布雷克留下的包括画卷在内的遗物，很可能由其中国合作者（以下暂称之以黄亚东）带回欧洲。一般认为黄亚东于1774年8月抵达伦敦，受到布雷克父亲的招待。
1775年1月，老布雷克陪同黄亚东出席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开年会议，当晚他们还与包括班克斯在内的皇家学会学者共进晚餐。这次活动的异国情调除来自黄亚东外，还部分来自于库克船长在第2次太平洋航行中带回的塔西提人奥迈。1776年前后，著名肖像画家雷诺兹给这2名东方人绘制了肖像。从肖像中可以看出，黄亚东尚为约20岁的青年，恰与布雷克初到中国时年纪相近。
雷诺兹所绘黄亚东肖像
据记载，黄亚东引起布雷克的老同学萨克维尔的兴趣，被后者招揽为书童，还曾进入文法学校读书。当时很多贵族都有黑人僮仆，能拥有一个中国僮仆是相当新颖别致的事情，故而黄亚东在上流社会很引人注意，经常出没于贵族聚会。但黄亚东不仅是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观赏物，他自身的文化背景让他能够获得真正的尊重。班克斯把黄亚东引入到他的社交网络中，带他结识许多学界要人。黄亚东可以提供诸如瓷器、中医、中国画、汉文古籍等关于中国问题的解答，他的丰富知识和英语交流水平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黄亚东本人并无投身学术的大志，而是想为日后从商铺路。不久，他就返回广州成为一名商人，但他与班克斯的通信并未中断。班克斯显然主动给他写过信，这从1796年黄亚东的回信中可以知道，在这封回信里，黄亚东提到托英国商船送给班克斯中国史书、茶叶、牡丹花等礼物。此后黄亚东的行踪就不为人知了。
布雷克的活动为我们揭示了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中国知识的渴求，反过来当时中国人整体上还很缺乏近代科学意识，虽有黄亚东等人前往英国，但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这展现出18世纪后期不对称的文化交流面貌。
陈 巍
理学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科技知识在古代世界的传播并把世界连为一体的历程。喜爱“上穷碧落下黄泉”，品鉴各个文明在应对相似问题时展现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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