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节选

3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上海时，在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下榻。当时的中国仍在摆脱政治上的自我孤立。

就像这座城市本身一样，这座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年久失修，工作人员对于一位外国住客的到来似乎不知所措。但这家酒店保留了一丝昔日气派，尤其是它能俯瞰黄浦江的壮丽景色，还有一些昂贵的细腻之处，比如卧室门上黄铜打造的等长排铰。前台接待员无法——或者是不愿告诉我，是谁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出资建造了这栋奢华的建筑。后来我知道了答案，此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一个在史书上本该更有名的男人。

二战前，上海是金钱、冒险和魅力的代名词。它名义上属中国主权，但有4万名外国人居住在一个不受当地法律管辖的公共租界里。这些人最初通过致命的鸦片贸易赚得了第一桶金，然后获利于主宰中国的商业、金融和旅游业。当时上海公认的大亨是两位富有的犹太商人：沙逊和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埃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他们的风头盖过以怡和集团凯瑟克家族为首的老牌殖民贸易家族。

乔纳森·考夫曼的《最后的上海王》生动再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时代，这是一部关于沙逊和嘉道理王朝的跨代史诗。它正确地让商业从阴影中走出，将其置于现代中国历史的中心。

维克多的家安置在时髦的华懋饭店（今为和平饭店），当时他住在九层的豪华套间里。除了跑车、美女和赛马，他还喜欢前卫的化装舞会，在其中一个化装舞会上，他本人拄着拐杖，扮成校长的样子。嘉道理的品位要节制一些，不过他也经常在名为大理石宫（现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所在地）的家里的层高20米的舞厅里举办奢华招待会。

考夫曼是一名美国记者，报道中国事务已有30年。在本书中，他描写了这两个家族如何从遥远的巴格达——曾在几个世纪期间是一个犹太人生活中心——的一个塞法迪犹太人社区（在15世纪被驱逐前落户伊比利半岛，遵守西班牙裔犹太人生活习惯的犹太人社区）转移到中国。

为躲避奥斯曼帝国的迫害，大卫·沙逊逃离了巴格达，并于19世纪30年代在英国控制的孟买重建家族财富。早已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他，在印度学会了印度斯坦语，但不懂英语。他靠着纺织业、房地产业、银行业发家致富，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对中国的鸦片贸易。

他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慈善家，在印度捐助了多家学校和医院，后来在英国也是——大卫的后代后来进入伦敦上流社会。他的长子阿卜杜拉改名为阿尔伯特，成为一名准男爵。英格兰贵族对沙逊家的犹太身份嗤之以鼻，但乐于享受该家族奢华的款待。不过沙逊家族的生意仍留在亚洲，并将他们的儿子派往香港，后来又派往上海。该家族还招募了一些前巴格达犹太人，其中包括年轻的嘉道理，他在1890年左右来到上海。他一心要发家致富，因此很早就与沙逊家族分道扬镳，后来更是超越了前雇主。

作者将沙逊家族的散漫与嘉道理及其儿子劳伦斯和霍勒斯的严谨进行了有趣的对比。时至今日，沙逊家族的财富已基本分散，但劳伦斯的儿子米高·嘉道理是亚洲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之一，其家族在香港主要电力公司、半岛酒店连锁和山顶缆车都持有股份。

相比之下，书中对孟买和伦敦的描述没有写上海的章节那么准确。英国错综复杂的阶级制度——这对两个家族都很重要——让他出了错。埃利的活跃太太劳拉·莫卡塔被写成“受过教育的英国贵族”。莫卡塔家族是知名的英国犹太人，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同，他们并不是贵族。

这本书原本可以获益于更好的插图。两个家族都以建筑物来展示自己的财富，它们的地标性建筑装点上海和香港天际线的照片，会唤起一些回忆。

尽管如此，考夫曼还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梳理了一个本该更加广为人知的故事。如果说身为一名嘉道理最终会更幸运，那么当一名沙逊很可能会更好玩。除了诞生了诗人西格里夫·萨松，该家族还可以炫耀他们有蕾切尔·沙逊·比尔，《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报》的主编。遗憾的是，理发师维达·沙宣与该家族没有亲戚关系。身为一名犹太人，考夫曼看到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和反犹太主义如何影响了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甚至包括维克多·沙逊这样对宗教不太关心的人。

最终而言，这本书做了一项伟大的工作，它将商业置于中国重新崛起这一关键发展的核心。政客和将军常常霸占历史舞台。而本书提醒人们，商人也可能在重大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