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件来自乾隆三十四年的皇家佛龛，供奉的是文殊菩萨——佛教中掌管着大智慧的重要神明。整件佛龛主体使用紫檀木，部分构件结合黄花梨木，显得大气稳重。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这一件佛龛的造型，精准还原了传统的中式宫殿建筑，其造型设计中暗含的黄金比例、精致的微缩技术、细巧的雕刻工艺更是凸显了东方美学中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无声证言着这个强盛帝国的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交融与璀璨。而要真正欣赏这一件佛龛独特的建筑、文化、宗教和哲学的价值所在，就需要从理解这件佛龛的起源开始。
缘起得诸法：
皇家和藏传佛教的联结
在这件佛龛的背面，以满、汉、蒙、藏四种刻款文字，“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 欽命章嘉胡土克圖認看供奉利益新造文殊菩薩番稱嘉穆揚清稱訥蘇肯和隆鄂拂薩蒙古稱曼珠施哩”。讲的便是该佛龛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开始供奉文殊菩萨。世人皆知乾隆帝佛缘颇深，而与之交往六十多年的高僧便是这位“章嘉胡土克图”。
“章嘉胡土克图”，即第三世章嘉国师——若白多杰。自元朝起，中原的帝国政治便开始影响西藏，但直到清朝年间才真正确立下了联系，形成了驻藏大臣、达赖与班禅的僧官系统、噶厦俗官系统三者制衡的状态，藏满之间的文化交融也自此开始。得益于清廷对藏族重要的活佛转世的认可系统，藏传佛教在清朝影响极大。若白多杰少年时便被雍正帝接入北京，并与诸皇子一同读书，其中便有后来成为乾隆帝的四皇子弘历。年少的同窗之交，大概就是伴着清朗的读书声、热闹的学理讨论，结下再深厚不过的友谊。雍正十二年，若白多杰正式被封为国师。此后，他研习诸多法理，严格遵循修习次第，恪守戒律初终不二，证悟生起圆满见解，终成一代大师。
想来乾隆帝也是极为依赖章嘉国师，待章嘉国师回京后，改雍和宫为藏传佛教的寺院，交由章嘉国师掌管京师诸喇嘛寺庙。岁月匆匆，转眼即逝，彼时的少年各自成长为帝王和高僧，但佛法不变，仍旧讲“一切有为法”，装下天地悠悠、世间众生。经年再叙，能从中读到的奥义便也更深更透，这也大抵是乾隆帝越发潜心向佛的缘由罢。
璧房锦殿相玲珑：
佛龛与中式建筑的设计融合
让我们更进一步地仔细审视这一件佛龛的造型。自清朝的《造办处活计档》的记录来看，佛龛造型几乎都是现实建筑的微型复刻，宫殿式、楼阁式、塔式等等，而复刻的建筑均是皇室中已有的标志性建筑，这一件佛龛采用的便是极为规范的皇家殿宇造型。以外形的庄重威严来衬托所供奉神明的高贵，足可见礼佛之诚。
按宋朝李诫所写的对我国古代建筑技术进行详解的《营造法式》来讲，殿宇被划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即指殿顶、中为屋身、下为台阶陛级。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重檐歇山顶，故宫中的核心建筑保和殿也是这样的结构，其在等级上仅次于重檐庑殿顶，是规格地位都极高的九脊顶。歇山顶造型流畅，如同燕翅舒展欲飞，上下檐角均放置了皇家传统的瑞兽，还原度十足、做工精细，令人叹为观止。
其次再看屋身，单开间的主体由六根圆柱围绕，六抹隔扇、飞簷、斗拱、栏杆、须弥座等部件一应俱全，各建筑构件如粱枋、雀替、栏板等等皆浮雕卷云龙纹、缠枝莲花灯各种显示皇家身份的装饰纹样。其特殊的装饰花样与雕刻工艺之精细、繁复体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尊贵出身。最后是殿宇的底座部分，浮雕造型的莲花瓣和舒展蜿蜒的藤蔓为主，再次强调了其作为佛龛的功用。
这一件佛龛便是多文化、多民族融合中璀璨的珍藏。汉族传统的高规格建筑造型、藏传佛教的福瑞莲花纹装饰、满族皇家的龙纹雀替等建筑装饰元素，都在这一件佛龛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而其比例完美的设计、难得贵重的木材、精湛的雕刻工艺，又使得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元素融合在了一起，自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与艺术感染。
画栋雕梁今犹在，却是经年隔世，当时其中供奉的佛像已经不见，只留下精美又空寂的供龛继续经历世事变迁。微缩的殿宇尚且如此，真正的宫殿又何尝不是呢？烟愁雨啸奈华生,宫阙簪椐旧帝城。曾经的帝王与繁华早已逝去，只留下了宏大又寂寥的宫殿楼宇默默诉说着历史云烟。
自清中叶起，民生日困，民变四起，继太平天国等事件之后，清政府权力衰退，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以军事行动侵入中国，以参观名义公然抢劫大量皇家珍宝，造成了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失窃破坏。而这一件制作精良考究又富有独特文化内涵的紫檀佛龛便是来自承德的皇家避暑山庄，在联军入侵的动乱之中被军阀汤玉麟所窃。万幸的是，这一件珍品得到了传世者的精心保管，安然度过所有的战火喧嚣、人事动荡，流传至今。现在，在两依藏的展馆中，更多观众能够与我们一同细品这一件精致却又不失厚重底蕴的皇家藏品所拥有的独特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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