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我国通称为东洋车，上海则叫做黄包车，北平、南京叫做洋车，天津叫做胶皮，杭州单叫做车子。从日本引进我国之后，因初仅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租给车夫包拉，故又有“包车”之名。人力车在日本发明后，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传入了中国，也就随之产生了人力车夫。

这篇文章，以成都人力车夫的生活境况为例加以分析。

1873年，一位叫梅纳的法国商人从日本来到上海，觉得这种在日本已盛行的人力车，若引入中国以图获利，将大有可为。他在获得了法租界公董局的同意，并以发放牌照收税的方式来管理后，于1874年正式成立了公司，从日本购进了300辆人力车开始运营。

因为车是从日本引进的，所以国人就把它叫“东洋车”了。

1900年闹义和团时，因为“洋车”是洋货，被义和团大肆毁坏。庚子事变后，秩序稳定了，洋车重又出现，并且车辆猛增。

据当时统计，1917年北京共有人力车20274辆，其中自用车2286辆，营业车17988辆。

1923年9月北京有公用人力车24000辆，私用人力车6941辆，共计30941辆。

到1924年，在北京警察厅挂号的人力车达到36500辆，除自用车（即包车）7500辆外，其馀29000辆均为营业车辆。

1934年北平人力车54393辆，人力车伕108786人。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由人拉的洋车才完全消失，代之为人力三轮车。

要想靠拉车糊口，首先得给介绍人和车行老板送礼，才能租到车子，有时还要先付半年押租给老板，这样，没有拉起车子就已经负下了一笔债。拉车的收入，同样也是很难维持生活的。

一辆车子分日夜两班营业，每车每月约分60班，而每一车夫每月有车可拉时，平均不过15班左右。拉车次数少，收入就少，比如在上海，每一车夫每月净收入平均为9.45元，而自身生活费用就需10元以上，自顾不暇，如何能赡养家庭？

所以，车夫的妻子儿女，或拾荒，或乞讨，以维持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也正由于拉车克扣繁多，收入低微，所以车夫们的衣食住苦不堪言。

民国时期老北京的车夫，可以分为有家庭和无家庭两大类。显然，有家庭的车夫生活的压力会更大，迫于生活重压他们无论何种天气状况都得出去拉车，有时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

恩斯特·柯德士有一天要出门，但是正巧赶上天降大雨。他问男佣人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雇佣人力车对车夫是不太没人情味。佣人尴尬的笑着告诉他，只要天上不下刀子，车夫都可以拉车。

不一会男佣人就为他叫来了一辆人力车，两分钟后就出发了。雨越下越大，道路上的土变成了一团浆糊，车轮陷入了如稠的淤泥里，车夫艰难的拉着，身上的青筋暴起。

人力车伕是一个辛劳困苦的阶层，不仅拉车时间长，而且拉车时需长距离奔跑，劳动强度大，时有体弱生病的车伕暴毙在拉车的街上。上了年纪的车伕，跑不动了，只能租到破旧的洋车，帮人拉些家什伍的，一般没人坐他们的车子。拉车全凭力气赚钱，车伕早晚奔波，如果一天不拉车，便一天没饭吃。

胡适先生当时针对人力车伕的境遇大发感慨：“那些圆颅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弯着背脊梁，流着血汗，替我们做牛做马，拖我们行远登高，为的是要挣几十个铜子去活命养家……。无论晴天雨天，他们总是在路上奔跑，在阴雨的时候没有雨衣穿，在炎热的夏季没有凉帽戴。这样看来，人力车伕的生活简直和牛马一般，吃不饱，穿不暖，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的。”

至于他们的工作状况，就更苦了。酷暑也罢，严寒也罢，时时刻刻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他们身上抽打着。在火伞高张之下，喘气如牛、挥汗成雨般地拉着奔着，在朔风凛冽之下，也是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般地拉着跑着，纵然热死冻死，为活命养家而死，为偿付车租而死，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牲畜式的劳动”过劳过疲，人力车夫拉车的时间并不太持久。人力车夫开始拉车的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在上海平均拉车不到10年；在南京，拉至5年以上者，就不多见了。

这一点，外国人也有过观察，马扎亚尔就说，人力车夫平均只能拉5～6年，最多10年。这个时期过后，他们就不能够支撑，而变成跛子、乞丐、盗匪，或因饥寒贫病而倒毙。

人力车夫的平均寿命不过40，几十年前交警的平均寿命39岁，封建社会100多个皇帝的平均寿命39岁。现代社会的人力车夫就是：快递员、外卖小哥、出租车司机、滴滴司机。这是一个庞大的人力蓄水池，工资必定是社会平均工资，一旦收入上涨，其他行业的人员就会流入，一旦工资下跌，人力就会流出。一个人如果偶尔暂时失业，这几个行业起码可以暂时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