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伯嘉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编者按：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新时代中国史学，既要立足中国，又要放眼世界，推动历史学相关学科融合发展。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与融合，是历史学永恒的命题，将中国史与世界史互寓其中，有助于对中国史有更深刻的诠释，有助于对世界史有更全面的认识，有助于在对人类历史的科学探索中，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解释人类文明的真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碰撞和交融，既是历史学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学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本刊始终秉持的理念。新时代中国史学呼唤新理论、新思想、新阐释、新方法，希望更多史学同仁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术鸿沟，在促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有机融合中，达到追求真知的新高峰。为此，本刊约请五位学者围绕“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展开讨论，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系列的第四篇文章《比较历史研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通之道》分享给大家。

一些史学工作者将世界史简单视作国别史的累加。 19世纪后半期，德、法、英、美等国历史学家皆以研究本国历史为主要任务。 早期历史学期刊如德国的《历史杂志》 （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59） 、法国的《历史评论》 （Revue Historique，1876） 、英国的《英国历史评论》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886） 、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 ，大部分版面用于刊发本国历史的研究成果。 日本的历史研究分为本国史、东洋史（主要是中国史）和西洋史（主要是欧洲史）。 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研究主要是国史和西洋史，但是专修后者的寥寥无几。 纵观20世纪早期的史学发展，可以看出，历史研究以本国史为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西方的欧美和东方的中、日。 除少数几部探讨伊斯兰文明和美洲殖民史的著作外，世界其他地域的研究多为空白。

一、超越国别史与世界史的分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国别史研究为主导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但其范围波及亚、非两大洲。新一代欧洲历史学家在国际主义影响下弃旧图新，发展新方法，开拓新领域，以突破国别史的狭窄与局限。1929年在法国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conomique et sociale）代表了跨越国别史研究的新潮流，引领者是著名的欧洲中古史专家布洛克。布洛克在《封建社会》中将欧洲的封建制度与日本的封建制度作了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学派的后继者实现了布洛克的愿望：展开跨越国别的欧洲史研究，并与非西方历史研究展开对话。布氏的后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成名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中，把西方基督教国家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纳入16世纪的地中海历史之中。在《地中海》中，地理环境失去了历史的主导作用，历史发展背后的根本推动力，是远远超越统治者和单个国家的长期性社会与经济发展。《地中海》对比较史学具有重大启发意义，下文将详细讨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世界史——开始被列为科研教学的重点项目。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瘟疫与人》将欧亚大陆的历史连为一片，描述了数百年的移民和疾病史。历史人类学学者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提倡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知识与方法来弥补一些非西方民族和国家在文献上的不足。

到了20 世纪80年代后期，两本著作可以说代表了世界史和比较历史的研究。1987年开始陆续出版的《黑色雅典娜》，作者为专治政治史的英国学者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他提出了一个挑战西方古典研究的理论：古希腊文明（以雅典娜女神为象征）源自历史更久远的古埃及文明，故西方所崇拜的古典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洲。换言之，贝尔纳将西方古代史还原到欧、亚、非的大区域，强烈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古史领域，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亦提出了一个挑战传统观点的看法。在1989年出版的《夜里的故事》中，金兹伯格严厉批评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中古西方文明，认为欧洲权威性教会建立的背后，是对民间传统宗教1000多年的迫害。金兹伯格此前发表过16世纪末期意大利天主教教会封杀民间巫术和宗教礼仪的研究成果，《夜里的故事》将这种镇压上溯至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年代，而镇压最严酷的是14—17世纪，被迫害对象遍及欧亚古代农业社会。金兹伯格不单引用大量史料立论，更广泛地以考古学（包括甲骨文研究）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他的论述。

世界史研究近年来又有明显进展。一方面，欧美学者开创的大西洋历史研究，将移民史、奴隶史和航海史整合到一个研究领域，并启发后来者将欧陆宗主国和美洲殖民地的历史贯通起来，进而推动法、西、葡等本国历史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是宗教改革的历史。改革先驱马丁·路德一直是德国史研究中的重要人物，宗教改革是德国史研究的重点。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两个重要的学术会议都以超越国别史为宗旨，或比较欧洲宗教改革和其他地区的异同，或将宗教改革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中讨论。

二、中外历史比较研究

当今国际史学界的一大潮流，是将国别史和世界史相结合，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新的研究问题，累积新的学术成果。最近十多年间，全球史风靡国际史坛。投身于全球史的学者，都是从自己专门的领域走到较广阔的学术空间：《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创办人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专家，《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的发起人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研究的是英法近代经济史。以下就中外历史比较研究提出若干看法，希望能够推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交流与融合。

按照时代，先从上古史谈起。何炳棣在《东方的摇篮》中讨论中华文明起源，将黄河流域养育成长的中国文明与两河流域的古中东文明作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更可延伸至与尼罗河古埃及文明和恒河古印度文明的比较。除了考古和物质遗存，学者亦对古代思想与宗教信仰作了对比，如蒲慕洲比较了古埃及、两河流域古文明与古代中国对“异族”的看法。最近十多年来，一些从事古希腊和古罗马研究的学者，开始注意中西古史比较，希腊城邦的人文哲学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罗马帝国与秦汉王朝的异同等问题都被纳入比较研究的视野。

魏晋南北朝时期和西方中古早期，也有很多值得比较的地方。首先，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的崩溃都是因为内部动乱和北方民族的内迁。从三国鼎立到晋室南渡，大批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同一时期，各日耳曼民族与匈牙利人渗透罗马帝国边境，进而瓜分帝国西部各省，这两个历史过程持续200多年。人口大迁徙是否与气候、环境变化有关，是一个值得中西学者共同关注的题目。也是在同一时代，基督教在西方获得国教的权威地位，佛教也在中国社会开花结果。种种变化都显现出世界史从上古到中古的转变。

隋唐统一结束了南北对峙，大致同时，西欧也建立了统一的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和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但此后东西方的历史发展却并不一致。唐代大族门第衰落，科举制度成型，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此后虽有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但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相反，在欧洲建立的庄园与封建制度以及12世纪后的城市自治，将欧洲历史推向本土化、地域化，像罗马帝国乃至查理曼帝国这样的统一政权，在西方再也没能出现。

自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外部沟通的重要渠道，陆路、海路并相繁荣，至魏晋南北朝也并未中断，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人群。大食建立后，唐王朝通过丝绸之路开始与伊斯兰文明接触，阿拉伯商人成为连接欧亚非的纽带。中西交流互动在元朝达到新的高峰，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欧洲与中国的交流互动更加频繁。许多西方商人与天主教传教士东来旅华，他们的游记和见闻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并且为15—16世纪欧洲人前往中国铺平了道路。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比欧洲大航海要早半个世纪。明朝建立了以朝贡为核心的秩序，明中叶以后，市舶贸易逐渐取代朝贡贸易，闽南海商船只远出琉球、日本、东南亚与印度，华人也大量移居海外。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远航印度，其后不到20年，第一个葡萄牙使团来到中国，1553年葡萄牙在澳门建立了据点。20多年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等沿着元代意大利修士的足迹再次来到中国，将西方的科学、地理与文化知识带到中国，西学东渐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这一次的中西文化交流并不是单向的，中国的瓷器与丝绸风靡欧洲，传教士同时也将中国思想、宗教、文学、医学、历史与政治制度等介绍到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带动了欧洲的中国热，儒家经典亦被翻译成拉丁文，深深启发了西方思想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裹挟入资本主义扩张的世界浪潮中，长期面临西方殖民扩张与资本掠夺的困扰。不过，剧变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历史的连续性，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从心学到考证学，转到汉、宋之争，再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后来的“整理国故”，这一演进历程与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转进有异曲同工之妙。传统与创新，权威与批判，皆是中西思想史的主旋律。

21世纪，采取比较方法将国别史纳入世界史的考察，并作出贯通的解释已取得不错的成绩。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是代表作之一。该书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运用比较方法探讨了18—20世纪欧洲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历史走向，从资本、劳工、市场、技术、环境、资源等出发，分析了西欧（英、法、德）与中、日、印的经济统计与史料，并引用了大量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以构建他的宏观理论。彭氏利用法国与广东的粮食生产、英国和江南的棉织业，以及其他大量的农、工、商数据作为论据，得出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在19世纪之前很相似的结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足以与西欧媲美；而经济较落后的东南欧，亦与中国内陆诸省相类。至于19世纪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原因，彭氏认为是西欧（特别是英国）以殖民地为后备资源，通过帝国主义剥削积累了大量资本，推动了19世纪中后期的高速经济增长。

三、15—17世纪的全球史

15—17世纪的全球化将世界各地域历史初步联结成一个大网络，这个大变局的主要推动力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如今，全球史已成为一门显学，其首倡者应该是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的著作是推动比较历史与世界史研究发展的重要成果。《地中海》是布罗代尔的代表作，书中展现了他的结构主义历史观与历史演变的三时段理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27—1598）于1556年登基，统治帝国42年，是西班牙帝国的鼎盛时期。布氏研究最初是想利用西班牙档案文献，重构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在地中海西部的霸业。《地中海》一书的前身是布氏的博士论文，而他投入研究的20 世纪30年代，正好是他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执教的时期。研究西班牙，必须谈及其劲敌奥斯曼帝国。西班牙与奥斯曼虽然敌对，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贸易、文化与外交的联系。经过十多年思考，布氏的眼光从西班牙帝国扩展到整个地中海。除了西、法、意等国的档案文献，布氏亦参考了有关奥斯曼历史的著作。遗憾的是，布氏并不精通阿拉伯语，因此《地中海》一书关于伊斯兰世界的部分，有待后来学者发掘土耳其的国家档案作出新的发覆。

《地中海》甫一出版，即引起土耳其学者的注意。伊纳尔奇克（Halil Inalcik）是最早关注《地中海》的土耳其学者，他是奥斯曼社会经济史专家巴尔坎（mer Lütfi Barkan）的再传弟子。巴尔坎正好与布罗代尔同年，亦曾留学法国，在他带领下，许多史学工作者努力开展奥斯曼文献研究，从户口税收等原始记录的整理出发，来重构奥斯曼帝国全盛期的人口与经济史。伊纳尔奇克认为《地中海》推动了奥斯曼史学走出国别史的局限，从而与西方新史学展开对话。20世纪后半叶迄今，奥斯曼史学发展成为国际显学，其起点便是《地中海》的出版。从社会经济史出发，既可以比较东、西地中海的发展，亦超越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文化对抗。奥斯曼史学的新研究方向，走出了旧的对垒——突厥民族的浪漫史观和欧洲对奥斯曼混杂着鄙视、恐惧与好奇猎异的心态。

《地中海》对中国史、世界史研究亦有影响。德国学者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2008年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即以《东亚的地中海》作为书名。作为宋史专家，萧婷的研究方向从宋代海上贸易拓展至宋元明清的太平洋海洋史。除了萧婷，部分与会学者也讨论了“地中海”这一地理概念是否适用于东亚海域交通史研究。笔者以为，地中海很早之前就已整合为一个历史、地理与文化体系，包括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一系列古代文明，并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传播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从地理环境上说，地中海正如其名所示，是一个向心型地域，有利于周边各地域经济、文化与人口的交流。比较来说，东亚的海洋地理是一个离心型地域，自中国东南沿岸出发，往南可到东南亚乃至印度洋，往东可穿越太平洋到达美洲西岸。唐宋元明的海上贸易主要以南洋为目的地，明末清初，美洲的白银、土豆、烟草等逐渐输入中国，太平洋贸易也逐步发展起来。

早在《地中海》成书之前，中国海上交通史研究已有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在20 世纪30年代，冯氏整理出版了两部明初最重要的海洋史史料：马欢的《瀛涯胜览》与费信的《星槎胜览》。马、费二人是郑和航队的译员，身为穆斯林，能说阿拉伯语。他们记载的东南亚、印度和中东等地的风土民俗，比葡萄牙人早了80多年。随着明朝海上政策的改变，市舶贸易活动开始兴盛，民间走私贸易也很猖獗。比较西欧诸国的航海档案，中国海洋史的研究更依赖海洋考古、外文史料和私人记载。自20 世纪80年代，两岸四地的学者利用瓷器、地图、契约等文物和史料，利用历史人类学、海洋考古学等方法，不断推动中国海洋史研究的发展。今天，中国海洋史是国际史学的一门显学，中、日、韩、东南亚及欧美等多国学者都投入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葡萄牙人来华之前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海上交通史，更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当然，要研究这个题目，除了中文文献，还需要掌握波斯语与阿拉伯语文献。

2012年出版的韩裔美籍学者朴贤熙所著《地图中的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新成果。该书引用阿拉伯文与中文史料和地图，重构了伊斯兰地理学家对中国与欧洲地理知识的贡献。在该书第一部分，朴氏叙述了古希腊罗马地理知识在伊斯兰世界的传播。阿拉伯帝国崛起以后，屡败拜占庭帝国，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大规模传入中东。阿拔斯王朝（750—1258）建都巴格达之后，大量古希腊罗马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如斯特拉波（Strabo）的《地理学》、普林尼（Pliny）的《自然史》与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为伊斯兰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以降，阿拉伯商人从陆路、海路去往中国，经过长期旅途经验的积累，补充和拓展了古希腊罗马的地理知识。公元9 世纪中叶至12世纪末是伊斯兰地理学的黄金时代。朴氏在书中的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花剌子密（Al-Khwārizmī，约780—850）、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radādhbih，820—912）、穆卡达西（Al-Muqaddasi，卒于985 年或1000 年）、马苏第（Al-Mas’ūdī，896—956）与伊德里西（Al-Idrisi，1100—1166）的著作。胡尔达兹比赫在伊斯兰世界首先介绍了通往中国的海上路线，并描述了中国的地理和沿岸重要海港；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中引用了中东商人旅华的记载；而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不但代表了伊斯兰地图绘制的巅峰，更推动了以后欧洲地图学的发展。随着蒙古征服，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天文知识大量传入中国。朴氏亦博览中国史料，指出唐代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是中国第一部记载通往大食航线的书。

唐、宋、元三代，推动中国与外部贸易的有来自中亚和中东的商人。伊斯兰文明对明初郑和下西洋的贡献，上文已提及。明代中叶以后，多数中国外贸商人到达马来半岛后便不再向西航行，马六甲成为中国海商西航的终点站。

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打开了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航线，葡萄牙的海上势力开始与伊斯兰国家在亚、非两大洲争雄。1511年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数年后到达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开创了由欧洲势力主导的大航海时代。朴贤熙的专著分析了中国、伊斯兰国家和欧洲在全球交通史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填补了早期海洋史研究的空白，亦弥补了《地中海》的弱点：布罗代尔大力提倡社会经济史研究，但忽略了宗教和文化对历史的推动。15—17世纪正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关键时刻，又是奥斯曼帝国与莫卧儿王朝的扩张时期。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沟通不能只限于中国与欧洲的比较，也应将中东与印度等其他地区纳入视野。我们相信，经过不懈努力，必定能将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作者夏伯嘉，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开 心、小 E

校审：小 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