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街是警备司令部的长沙六堆子|军官|斯大林|警备司令部|长沙

六堆子位于开福区，在市青少年宫（原长沙城“抚台衙门”）北侧，东与又一村、五堆子相接，北至左局街，长不足200米，呈L字形。

五堆子、六堆子原名五堆口、六堆口，系原长沙城北护城河所在处地名。关于地名的来历，要从满族人的风俗习惯来探究。满语中“堆子”的意思是城镇内官兵驻地巡逻居住的房子。

清末著名洋务运动思想家郭嵩焘故居养知书屋就坐落在六堆子。

六堆子巷

六堆子有个特点：从左局街进入，右手边全都是围墙，只有当时的警备司令部的一扇大门。所有的居民房都集中在左手边。

1951年，我家搬入六堆子8号。那是一栋全木结构的平房，坐北朝南，板壁、天花板、门窗全是木的，两进一开间。

临街的房是堂屋，又是卧房，还兼作餐厅。墙角开了一张宽床，给我们三姊妹睡。中间摆着一张大方桌，吃饭、待客两用。窗子没有玻璃，是豆腐块状的木格子，晚上用布遮起来。

后房显得稍大一点，是父母的卧房，有玻璃木窗，还有一扇小门通往后院，妈妈在大门口挂上“杨惠兰助产所”的招牌，在家接诊时卧房就成了临时诊室。大部分时间是妈妈提着牛皮器械箱，上产妇家里接生。

六堆子8号房子正好处于小街的拐弯处汤武绘图

堂屋的西头，有一个自搭的偏屋，很简陋，当厨房用。外面墙角有一简易厕所，门朝院子：地下埋了口陶质水缸，上面放着两块活动的木板，每次我上厕所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脚踏了空。

厕所前有一棵碗口粗的桑树，桑叶可喂蚕。姐姐从同学那里要来了几条小蚕，先放在火柴盒里，长大后又换成药盒子，白嫩嫩的蚕宝宝好可爱，还没等到牠们吐丝，蚕宝宝就夭折了。

我家东头隔壁9号是家裁缝店，房子的格局与我家一样，只是临街完全敞开。到晚上“关板子”的时候，老板的儿子搬起一块块长木板，按编号，一块接一块地嵌入上下两根木方的凹槽中，直到将开了一天的门面完全封闭。

裁缝店有一块大案板，还有一架旧缝纫机，是老板娘私房钱买的。

老板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老婆前夫的，二儿子、三儿子是老板生的。大儿子在外学修钟表，患有肺结核，肺穿孔烂到了胸口。妈妈不让我们去隔壁玩，说肺病会传染人的。后来大儿子终于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投井自杀了。

裁缝店的案板撤去，棺材摆在房子正中间。周围挂了些红红绿绿的花圈和祭帐，旁边还摆着一栋用纸扎的房子，里面有家具，还有许多小人。桌上用盘子装了水果，点着香烛。裁缝店成了灵堂。身着宽袖黑衣、戴着坡屋顶式帽子的道士，振振有词地唱着什么，旁边还有敲锣打鼓的，做三天道场超度寃魂、镇住落水鬼。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死后做道场的场景。

警备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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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店的东边有一个巷子，是税务局的后门（正门在左局街）。再往东是一个大院，有一段几十米长的高大围墙，一直延伸到田三娭毑家。靠近我家这头有一扇卫兵把守的大门，在街边就可以望见里面有红砖清水墙的“洋房”。听大人说，那是警备司令部，是军官和家属住的。

我家西边的斜对面，还有一个卫兵把守的大院，那也属警备司令部，里面是士兵们住的营房。军官经过大门，卫兵都会举手敬礼，军官也会回敬一个。

每逢周末，士兵营房大院都会放映露天电影。一块镶着宽黑边的白色银幕挂得老高老高的，站在街的另一边就能看到。放电影前，会有几辆大卡车开进司令部，士兵们从车上跳下来，每人手中还拿着一张小马扎凳。电影开映前，一阵阵拉歌声此起彼伏，“ 二连的，来一个，来一个！”“一、二、三，快快快！！！”歌声嘹亮，好不热闹！

我家院子墙边的那棵桑树，成了孩子们的楼梯，年纪稍大一点的，一下子就爬上去了，排排坐在不到两米多高的墙头看电影。我年纪小，爬不上去，只能呆在墙根下看“半截”电影。

放映的影片大多都是苏联电影和纪录片，几乎都是彩色片子。故事片有《金星英雄》《幸福的生活》《乡村女教师》等。故事片我还看不太懂，纪录片比较直观，没有复杂的情节，我最感兴趣。

看到“康拜因”在宽阔的田野中奔驰，高大的烟囱冒着白烟，塔吊在运转，身着色彩缤纷“布拉吉”的女孩跳舞蹈，帅气的小伙子拉着手风琴……漂亮的画面令人目不暇接。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从那时起，我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警备司令部大门正上方挂着巨大的斯大林遗像

1953年3月的一天，警备司令部大门上方突然悬挂了巨大的画像——一个蓄着胡子外国老头，所有的军人在进入大院前，都必须摘帽向画像敬礼。听大人们说，斯大林去世了。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他们的头头死了，那是天大的事。

1955年的一天，司令部大门前停了一辆卡车，车厢板放下来了，货车厢上躺着一只死去的斑纹大老虎。

虎死不倒威，样子还是蛮可怕的。我麻着胆子，踮着脚去摸老虎的爪子，以验证是真还是假。听说，这只老虎是在岳麓山后山打到的。

在岳麓山后山打死的老虎放在车厢中

1954年冬，是记忆中长沙最寒冷的冬天。一夜之间，屋外成了银色的世界。菜园里看不到一棵菜，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只要迈出一步，便留下深深的脚印。厨房的水缸，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舀水前非得用竹端子（竹制的舀水工具）将面上的冰敲破，才能舀到下面的水。

雪停了，太阳老出不出来。气温异常的低，一连好几天。屋檐拉起了长长的凛冰条子，电线也变得比平常粗了几倍，下垂得很厉害。

警备司令部出动了好多解放军官兵，他们握着长长的竹篙，敲着电线。电线来回晃动，不时掉下冰块，砸在地上“嘭、嘭” 地响。听爸爸讲，凛冰很沉，会把电线压断的。

还有很多解放军上街，用铲子和一字镐砸碎地面上的冰，把碎冰和积雪扫到路边，避免行人摔跤、车辆打滑。

盖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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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岁那年，六堆子与左局街交叉的东南角，拆去了一大片低矮的老房屋，税务局要盖一座比兑泽中学还要大的礼堂。

那时施工不围挡，工人们挖好基坑，下好脚后，就开始往上砌墙。砌的都是清水墙，用的是石灰浆。砌匠师傅左手拿起一口砖，右手握砌刀，从灰桶里挑起一刀石灰浆，小心地揩在红砖的几条棱边上，放在刚砌好的墙体上，用刀背敲敲，敲到砖的棱边与拉的水平线平行后，再用砌刀将从砖缝溢出的灰浆细心地“收”起来。砌好的墙真漂亮，雪白的石灰线在红墙上画出一道道整齐的线。

我每天都会去工地，靠在街对面三一小学（北正街小学前身）的墙根下，目不转睛地注视砌墙。

木匠师傅进场了，在两个用粗木头做成的木马之间，架上一根碗口大的杉木。师傅用连着墨线墨锥扎在木头的一头，将通过墨盒的墨线拉到另一头，然后拉起墨线的中央，迅速松开，木头上就会留下一道黑线。

劈木头网络图改制

师傅双手紧握斧头，顺着墨线朝一个方向砍去，一块块木屑皮从木头上脱落。同时有好几个小孩冲到上去，把木屑皮抢到手（时很多人家还靠烧柴做饭炒菜，木屑皮当柴烧）。师傅怕出意外，不断地吼斥孩子们离远些。

唯有我从不上前去捡木屑皮，师傅们都喜欢我这个站在墙根的小孩。傻傻的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家里要吃饭了，找不到人，就打发姐姐去工地旁找我，一找一个准。

见我天天往工地上跑，父亲问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盖房子！”我毫不犹豫地问答。反复问几次，都是一样的回答。父亲摇摇头，也不知说什么好。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三十多年后，我居然会以甲方施工员的身份出现在单位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对建筑工程流程的熟悉，还得益于幼时的细心观察。

王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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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姓李，大家都叫她李娭毑。老人家六十出头，蓄着短发，打扮得很精致，一人独住在后院。她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有一次晒箱子，姐姐看到女儿的照片。女儿嫁得很远，从来没见回来过。

李娭毑的隔壁住着王伯伯老俩口，也是花甲之年了。两家人四间房子并作一排，都是木头做的。他们的房子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是面朝西方，下午太阳晒得厉害。

房子前有一条长长的空坪，与房子一样长。因为西晒，在空坪的边缘栽了不少的牵牛花，绿色的藤蔓可挡住大部分西晒的太阳，开出蓝色、像喇叭一样的花真惹人喜欢。

夏天的晚上，我坐在牵牛花搭成的棚下，听大人们聊天、讲故事。

乘凉汤武图片合成

刚刚解放不久，人们的称呼还保留旧时的习惯。如我爸爸称呼王伯伯为“王先生”；称他的老伴为“王先生娘子”。只有三、四岁的我不知天高地厚，没大没小也跟着叫“王先生”、“王先生娘子”。两位老人很喜欢我，也没在乎。

一天，爸爸郑重其事的对我说：人家那么大的年纪，你不能叫“王先生”、“王先生娘子”，应该叫人家王伯伯、王伯妈。带着爸爸的“旨意”，走进王伯伯的房间，畏畏缩缩地对俩位老人说：爸爸说我不应该叫你们王先生、王先生娘子，以后改叫王伯伯、王伯妈。王伯伯哈哈大笑，抚摸着我的头说：没关系，都一样。

从王伯伯家出来，我如释重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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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厨房出去，靠围墙有一大块空地，有好几十个平方，我家刚搬来时，满园都是断砖、瓦砾和杂草。

爸爸将砖头和瓦砾清理出来，堆到别处，把泥土整成一垅垅的菜土。又去菜市场买回种子或菜秧，种了好几个品种的蔬菜。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数是韭菜，最能理解现代流行语“割韭菜”起源。

别的叶子菜收获时都是连根拔，唯独韭菜是用刀割。割去上面的部分，留下根茎，用不了多久，韭菜又长得完好如初。

每次割完韭菜，我和妹妹就端着小脸盆，从东侧门出去，进入税务局的后门，到食堂取“糠头灰”，盖到被割的韭菜上。当时单位食堂烧的是糠壳，那是稻谷加工成大米时的附产品，一般都用来做燃料。不过，这种东西不“熬”火，很快就烧成了灰。燃烧得很好的灰是白色的，街上叫卖的“擦牙灰”就是这种东西。旧时，有人习惯用擦牙灰刷牙，它还可用来擦去炊具上的污垢。

夏日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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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夏天以乎很漫长，热烘烘的，像个大火炉。那时家里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降温全靠井水、蒲扇。

太阳落山前，爸爸就将井水洒在大门前的街边，一遍又一遍。再用井水抹竹铺子，直到竹铺子有凉的感觉。

吃过晚饭，我们就爬到竹铺子上去了，竹铺子下、木搓衣板的反面燃着一根“六合安”的木屑蚊烟，每人一把大蒲扇不停地扇，一是为驱赶讨厌的蚊子，二是造一点风，带走身上的热气。

妈妈还没有下班，爸爸要去吉祥巷的会计学习班上课，家里就剩下我们姊妹仨，由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带着我和妹妹。爸爸临走时，给我们每人发三颗小杏仁饼干，作为听话的奖励。

躺在竹铺上，仰望天空，满天明亮的星星，弯弯的月亮，想起嫦娥的事故。如果有一天，我能上去看一看该有多好啊。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半夜里，刮起了丝丝细风，爸爸叫醒我们进屋去，在外面睡久了会着凉的。

除解放军外，六堆子过往的人就少，晚上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小商贩没有忘记我们。很晚的时候，由远而近响起熟悉的铃声：卖夜宵的来了！

两只方方的担箱，挑在扁担两头，担箱上有玻璃罩子，里面放着一些装调料的玻璃瓶子，当然还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扑鼻的麻油香味最诱人，那是忘不了的记忆。

偶尔，妈妈也会给我们“开洋荤”。叫一声，小担子就停下来了。从热乎乎的锅里捞出百粒丸或猪血，放入小碗，加一点榨菜丁、酱萝卜丁、葱花，再淋上香喷喷的麻油。

迫不及待地用一双小手捧过小碗，用汤匙舀上一点，用小嘴轻轻地吹着，稍许凉了点就送入口中。现在看来平淡无味的百粒丸、猪血，当时却味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