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德府城隍庙最初建于何时，没有确切史料可查。《归德府志》记载：“城隍庙：在府治西，嘉靖二十二年李应奎重修。（旧府志）每年五月二十八日神诞祭。”《商丘县志》记载：“县城隍庙在府城隍右，康熙十九年，改建于南察院之西。”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归德升州为府，复置商丘县。城内府、县两级机构并存，府衙、县衙，府城隍庙、县城隍庙，府学、县学，府文庙、县文庙等都在一座城池内，但主体构成和布局还是以府属机构为主。府衙与府庙一阳一阴，分布于以南北大街为中轴线的古城东西两侧，分别坐落在东、西城门之内显要位置，形成左衙右庙的格局，成为人神共治的象征，也是归德府城的标志性建筑。
城隍庙是祭祀城隍的地方，而城隍则是中国古代最为人知的神祇之一，是城市的守护神，其职责是御守城池，保境安民。史料显示，城隍二字中“城”指城墙，“隍”指城壕（护城河），城隍一词连用，泛指城池。古代先民认为，万物有灵，凡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皆有神在，而且“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城墙、城壕在防攻御敌、保护一城百姓方面，功莫大焉，于是城隍被演变成了城市的守护神。后来，道教把它纳入自己的神系，称它是剪除凶恶、护境安民、领治阴间亡魂之神，其职能被进一步扩大。
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在称帝之前，曾经宿身城隍庙而幸免大难，称帝之后，便大封天下城隍。洪武二年（1369年），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封各府城隍为鉴察司民威灵公，正二品；封州城隍为显佑侯，正三品；封县城隍为显佑伯，正四品。洪武三年，下诏去除了城隍封号，京都城隍称为“都城隍”，其他只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还颁布了祭祀城隍的典制，下令各地城隍庙仿照同级官署衙门建造与设置，并规定新官上任时，须斋戒沐浴祭祀城隍，向城隍宣誓就职。且逢初一、十五，地方官员都应祭拜城隍，以阴阳互为表里，实现人神共治，一时全国各地的府、州、县纷纷建起了城隍庙。自此之后，城隍的功用逐渐被转变为鉴察、司民、显佑，并司冥间事务，庙制和同级署衙相同，但其品级和职能都高于同级地方长官。譬如，知府一般是五品官，而府城隍却是正二品，知县一般是七品官，而县城隍却是正四品，以此来达到对地方官吏的鉴察震慑和对老百姓的统治。
随着城隍信仰的发展，城隍被赋予了人格，由对自然神的崇拜逐渐演变为对人神的崇拜。许多地方以奉祀过世英雄或有功于当地民众的贤官名臣为城隍神，希望当官掌权者能为民做主，体恤百姓的疾苦。如上海“三城隍”霍光、秦裕伯、陈化成，苏州城隍春申君黄歇，杭州城隍文天祥，柳州城隍柳宗元，南昌城隍灌婴，郑州城隍纪信，江浙、闽粤地区许多城镇的城隍为张巡、许远等等。
归德府城隍庙里的城隍是谁？没有史料记载。民间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归德府城隍是唐代睢阳太守许远，县城隍是唐代真源县令张巡。这种说法虽无确凿凭据，却也合情合理。许远、张巡在唐朝安史之乱时，死守睢阳城，抗击叛军，为平息叛乱，匡复大唐，立下了盖世功勋，成为历代推崇的忠烈典范，被民众奉为守城御敌、护国安民的神明。至今在江淮大地、东南沿海、台湾岛上以及东南亚华人居住区，供奉张巡、许远的庙宇不计其数，信民数以万计。在上述地区，张巡、许远被奉为城隍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睢阳之战的发生地，许远、张巡被拥立为城隍爷应该在情理之中。何况许远、张巡生前的官职正好与府城隍、县城隍相对应；并且许远、张巡被历代朝廷多次敕封，有“威显灵佑王”、“威显王”、“灵佑王”、“显佑神”等多种称谓，也恰好与城隍的封号相一致；再者，归德府供奉张巡、许远的庙宇，其实就与城隍庙在一起。《商丘县志》记载：“协忠庙：在县治北，府城隍庙之右。祀张巡、许远，以南霁云、雷万春、姚訚、贾贲配。”这些不会都是仅仅的巧合吧！
归德府城隍庙按照府署衙门规制建造，由牌楼、正门、仪门、戏台、前殿、大殿、后殿等组成，其配置亦仿照衙门公堂，肃穆庄严。庙内文武判官、各司大神、牛马将军等神态各异，各式刑具一应俱全。对于老百姓来说，在城隍庙里除烧香、问卜、祈求平安之外，更多的还有听书、看戏、玩耍、品小吃、看热闹等等。每逢初一、十五，尤其是春节期间，善男信女纷至沓来，热闹非凡。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是归德府城隍的诞辰，古时候城隍按例要于诞辰前绕境巡游，探访民情，是为“城隍爷出巡”，这种活动被称为“城隍会”，从而形成一年一度最热闹的庙会。
其实，世上本无神，神皆由人造。神体现的是人的思想理念，传达的是始创者的意图。朱元璋封立天下城隍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城隍信仰和其他神明信仰一样，有其消极的一面，而城隍庙作为城隍信仰阵地，不仅具有聚拢人心、教化民众、威慑邪恶的作用，还有集市贸易、娱乐百姓、调剂生活等功能，成为古城民俗文化的重要场所。
来源：商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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