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在我们的印象里，是个落拓江湖的浪子，是名满天下的天才作家，也是笑容灿烂神秘的吉普赛女郎，唯独没有想过，她也曾是“没有路可走”的问题少女。

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三毛从小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两岁的时候，她就时常去家附近的荒坟玩泥巴，年节时看到杀羊总是目不转睛。三毛喜欢远离人群，最快乐的事就是一个人看书，无人打扰。上学的日子对她来说是最大的煎熬，鸡兔同笼的数学题对她来说更是折磨。

上了中学，她开始频繁地逃课，半年以后，三毛休学回家。十三岁的她就曾试图割腕自杀，短暂地复学之后便正式退学。

“做小孩子，有时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要怎么过自己的一生，大人自然得问都不问你一声。”

这是别人眼里病态的孩子，是邻居家的反面例子，这样的三毛让她的父母每天活在随时失去她的恐惧里，过得战战兢兢，“心灵上备受欺凌”。

除了求助于心理医生，更多的只能是放任自流，但三毛的父母从没有半句怨言。即便如此，种种失望加诸在三毛的身上，无疑给了她更沉重的负担。三毛形容自己是寂寞的“怪物”，是“铁灰色”的女孩，“教父亲伤心透顶，你是有罪的。”

和大多数辍学的孩子不一样，三毛讨厌学校一板一眼地教学，但是她从来不讨厌读书。从古典小说到西方文学，她如饥似渴，父亲还特意为她定制了五层的书架，三毛除了学英文和古文就是埋首书堆。

三毛的父母还送她去学绘画，在这里三毛跌到谷底的人生终于开始转向。她曾跟邵幼轩学习花鸟画，跟顾福生学习油画，跟韩湘宁学习造型，十九岁时，师从彭万墀。

顾福生曾经向白先勇推荐三毛的作品，说有一个性情古怪的女学生文学的悟性很高。白先勇生于1937年，比三毛大了六岁，那时他在台大文学院办《现代文学》，三毛的第一篇小说《惑》就发表在这本杂志上面，三毛从此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白先勇曾提到第一次见到三毛的印象，“苹果绿的连衣裙，剪了一个赫本头，闺秀打扮，在人群中，她显得羞怯生涩，好像是一个惊慌失措一径需要人保护的迷途女孩。”

六十年代，白先勇住在松江路，三毛住在建国南路，而荆棘也住在那一片。人生如此奇特，在那片田野诞生了很多作家，不知道青春时期的三毛如果遇见他们，做了朋友，会不会不那么孤单和遗世独立？

1964年，21岁的三毛带着她的绘画作品和文章叩开了文化大学的门，自此，她漫长的叛逆期终于过去，人生开始逐渐走向正轨。报名结束，她的父亲擦着眼睛，激动地说，“好了！好了！妹妹终于上大学了！”

上帝给了三毛一颗敏感脆弱的心，也给了她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他们从来不曾苛求她，他们尊重甚至说是纵容她所有的决定，只是在她羽翼未丰时护她周全，让她免受外界的风雨。

陈嗣庆：“我女儿常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过。我想这个说法也就是：确实掌握住人生的意义而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虽然心痛她的燃烧，可是同意。”

1982年，应张其昀先生的邀请，三毛在文化大学中文系任教。也许是因为年少时的经历，三毛的课上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她是最宽容的老师，又是最好的引导者，正如她所说，做一个“用心种树的农夫”。

“我只是做了一个种树的农夫，两百棵幼苗交在我的田里，我不敢离开它们。世上的事情，只要肯用心去学，没有一件是太晚的。我正在修葺自己，在学做一个好农夫。”

24岁，因恋爱受挫，三毛赴西班牙留学。三毛开始流浪，开始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三毛的异国生活都是在学习中度过，这个曾经几度退学的姑娘在课业上却从来不曾懈怠，她是完美主义者。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千篇一律，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同一种教育，有很多种度过人生的方式，读书是坦途，是父母能指明的最轻松的一条路。

对于三毛，对于同样彷徨在人生路上的孩子，他们注定走上另外一条路，也许满是荆棘，也许寸步难行，但做一个正直而善良的孩子，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