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受了宫刑的人，花费14年时间，写就52万余字，司马迁成就了《史记》，也成就了自己。他之所以要编撰一本通史，首先是对父亲遗愿的继承，其次也有其自身的必然性。我们从这两方面来看，看司马迁所写《史记》的必要条件。

司马迁家族

司马迁家族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他是西汉夏阳龙门人，今陕西韩城，那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龙门南面与黄河比邻，北面是著名的龙门山，他的家乡就位于黄河与龙门之间。

韩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过不少著名战役，当地的名胜古迹众多，由此流传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也不少。司马迁从小便耳濡目染，受到家乡文化的熏陶。

司马迁本人也出生在一个世代史官的家庭，他的始祖据说是传说中颛顼时代的重黎氏，重黎氏为“星历之官”。司马迁在自序中，对他的家谱及其任职作了一个介绍，从司马错-司马靳-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一直到自己司马迁。

司马迁介绍其父司马谈，“掌天官，不治民”，“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汉代的天文学家，杨何是汉代的易学大儒，黄子即黄生，以黄老之学闻名于世。因此，司马谈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也是汉武帝时期一位博学的历史学家。

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对诸子百家学说也有一定的研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收录父亲的《论六家要旨》，其内容主要对汉初六家学术流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既有学术观点又不乏道家风范。

公元前110年左右，司马谈生病，在病榻前嘱咐儿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谈感叹自孔子作《春秋》之后，至汉武帝再无系统性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的许多历史大事和英雄人物都没有载入史册。他曾立志修史，但无奈壮志未酬身已衰，于是，在将死之时，把修史这项神圣的使命寄托在司马迁身上，并希望在这部历史著作里，既能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又能弘扬当时汉朝的辉煌。

司马迁从此下定了修史的决心，由此可见，司马谈在学术上的追求和严谨的态度，以及强烈的使命感 ，对儿子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写《史记》最初的动力最初来自于其父亲的嘱托。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师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秉承渊博的家学，又师从名人，再加之生活在汉王朝繁荣兴盛之际，在京城里的成长经历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也拓展了他的视野。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他所游历的地方为写《史记》积累了丰富的现实资源，比如在浙江绍兴他探访了传说中大禹曾进过的洞穴，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了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参观了萧何、曹参、樊哙、夏候婴等人的故居，并听了关于他们的逸闻轶事。“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历史的严谨态度，同时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对传统文化，对他所敬仰的人有着浓厚的感情。

司马迁的好奇心很强，对于自己怀疑的事情，总试图探究真相。在游览韩信故里时，当地人说韩信年轻时没钱，但心怀大志，母亲死后将其葬于宽阔的高敞地。司马迁为此实地勘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果然与传说一致。过薛地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之士，诸如此类等等，通过长途漫游使司马迁，感受到各地的民风差异，加深了对历史的记载，考察了民间传说的可靠性。

回到长安后，他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经常陪同汉武帝出行，东达于碣石见大海，西达崆峒搜集到了皇帝的传说，往北至边塞，登上了秦时的长城，往西南到过昆明，等地。这些游览都极大的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到了许多鲜活的材料，也丰富了司马迁个人的价值观与情感观。

同时，不论在漫游还是在朝为官期间，都为他接触各个阶层的人提供了机会，从不同层次的人获取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向他讲述过荆轲刺秦的具体情节，苏武之父苏建向他讲过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儿子冯遂和司马迁是至交。他还亲此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同朝为官。

由此可见，司马迁写《史记》的材料来源，有着高度的还原性，同时，也加深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使传记中的人物更加富有生活气息。

当父亲临终嘱托他修史时，司马迁已然有了第一手资料。人活在历史中，历史也在选择人。或许上天认为他的心智还不成熟，还需要磨练。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被俘，司马迁替李陵的说了几句解释之词，不幸触怒了汉武帝，他被投入监狱。次年，李陵全家被杀，司马迁受了宫刑，为此，他几乎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公元前96年，司马迁的人生出现转机，汉武帝大赦天下。出狱后的司马迁年近五十，当了中书令。在经历了李陵之祸后，他的修史动机变得更加成熟。当初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修史，其目的在于，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明圣盛德。但是在发生了李陵之祸后，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心理发生了诸多变化，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之前相比，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他不再把修史仅看作是对前代历史总结，歌功颂德这么简单，而是把历史与自身的境遇联系在了一起，以个人为重心，发出对历史的慨叹。因此，《史记》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一部个人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综合评价，有着浓厚的个体价值倾向，有着作者灵与肉的倾诉。简单来说就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大约从公元前104年正始开写，至公元前91年完成，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约公元前87年前后。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司马迁修史，有受到来自家族的影响，有受到漫游经历和职业的影响，有受到人生经历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史记》的基本史实有其可靠的来源，对后世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至于其中的个人观念，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