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Vicki E. Hutton， Ph.D.

编译 杨光

作者Vicki E. Hutton， Ph.D.(应用心理学)，是心理学讲师。

她一直对人与动物的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分析工作方面，是她研究和实践的重点。

“What am I Going to Do without Him?”: Death Anxiety， Projection， and the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发表于(2016). Psychoanalytic Review， 103(5):699-718

研究背景

纵观历史和文化，人类一直都少不了动物的陪伴(Beck， 2014)。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分别有63%和68%的家庭有动物作为陪伴(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2015;澳大利亚兽医协会，2014)，这一趋势也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中有所反映(欧睿国际，2015)。

宠物（伴侣动物）被描述为“那些进入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心灵的动物”(昆士兰州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它们可能没有实际功能或经济目的，有时还会给它们的人类饲养者带来经济负担。然而，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已经从一系列角度进行了研究，这或许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Boris Levinson，被认为是“宠物促进治疗”理念的创始人，认为宠物有促进人类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辅助作用（Levinson，1972）。E. O. Wilson (1984)的“生物本能假说”认为人类的基因决定了我们会被其他生物所吸引。当依恋理论被应用于人与动物的关系时，理论的焦点就转移到了人类在生活中对心理链接的渴望之上(Beck & Madresh， 2008; Crawford， Worsham， & Swinehart， 2006)。社会支持理论也以类似的思路来将宠物作为社会中的情感中介物和社会网络的导线(Baun， Johnson， & McCabe， 2006; Hutton， 2015; Wood， Giles-Corti， & Bulsara， 2005)。

在试图解释这种关系时，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宠物与饲主的关系是人类关系的替代品，还是一种独特的、不影响人类建立关系能力的不同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推论是，替代理论可能会将这种关系归为病态，而单独的关系理论则描绘了一种人类和动物相互支持的关系模式 (Gavriele-Gold， 2011)。

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这个独立理论(Gavriele-Gold， 2011)，但大部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指向了“脆弱”人群，如精神或身体健康条件较差的人群(Zimolag & Krupa， 2009)，无家可归的人群(Irvine， 2013)，和有着羞耻经历的人群(Hutton， 2014)，在因为某些原因而使人类关系处于“空缺”状态的人群，可能会刻意饲养宠物。

这篇论文的目的不是批判性地评价前面的两个观点，或人与动物的关系本身，而是通过五个案例报告，通过精神分析的视角来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具体来说，这篇文章将关注澳大利亚五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对宠物的依恋、投射、投射性认同和死亡焦虑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五名男性，都是一项更广泛的关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主观幸福感和耻辱感研究的一部分，同意参与一系列半结构化的访谈，探索他们与宠物之间的关系。本文也从治疗和动物福利的角度讨论了将死亡焦虑感投射到宠物身上对主仆双方的影响。

动物和精神分析理论

许多围绕人类和伴侣动物的精神分析理论都将与动物的关系视为人类关系的替代品，因此将这种关系归为病态(Gavriele-Gold， 2011)。与动物的关系链接被认为不如与人的“真实”关系，尤其是当人类的爱被“转移”到动物身上，并被视为一种神经症状时(Gavriele-Gold， 2011)。例如，Roth(2005)对一个患有“伴有抑郁表现的前常性障碍”的病人的分析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形成关爱依恋的能力似乎在获得宠物时就停止了”。Roth评论说，宠物的存在可以满足一段生动关系的基本需求，尤其是在面对孤独和分离的焦虑时。

与上述的理论相反，当一些精神分析师描述他们自己与宠物的关系时，他们往往会证明这种关系并使之正常化。例如，Marcus(2007)认为他的救援犬哈里“教会了我如何更深切、更无私地去爱”，而Ghetie(2011)则认为“回到家时，法登(他的狗)摇着尾巴总是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最清楚的快乐表现”。Ghetie的结论是，狗狗是特别有价值的存在，可以提醒分析师一些基本技能，比如陪伴的价值和非语言交流的重要性。

在动物辅助干预的文献中，投射的精神分析概念经常被引用，作为一种机制，患者通过一个真实或虚构的动物来揭示困难的思想、情感、动机、冲突或事件(Kruger & Serpell， 2006)。例如，儿童更容易把动物视为小的和相对于成人的“弱者”，可能会对动物产生无意识的、不受欢迎的感觉，从而暴露出他们内心的担忧(Bellak， 1975)。

在精神分析的理论文献中，投射所引发的意义范围从Freud所定义的导向客体的心理冲动和被禁止感情 (Murstein &Pryer，1959)，到Anna Freud为了保护自我不被焦虑所淹没而进行的投射性防御机制(Freud，1937)，以及，更普遍的是，一个人自己的认知中，属于别人的特质，这其中通常还包括他们自己不拥有这些特质的不准确想法(Baumeister， Dale， & Sommer， 1998)。

广义上说，投射是通过将一些过于危险或痛苦而无法向其他对象承认的情绪和想法附加给别人，来保护个人免受破坏性的无法忍受的焦虑(Clark， 1998)。当动物成为投射的对象时，自我和动物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因为动物会无言地适应人类的需要(Gavriele-Gold， 2011;Ghetie， 2011)，这个过程让人联想到投射性认同的概念。投射性认同是指一个人无意识地将自己的一部分(例如，感觉、思想、经验)投射进入，而不仅仅是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Hinshelwood， 1995)。

有一种现象可能会帮助投射和投射性认同概念的应用，那就是拟人化。拟人化，定义为“将人类的精神状态(思想、感觉、动机和信仰)归属于非人类动物” (Serpell， 2003， p. 83)，有证据表明，人类和他们的宠物的共同拥有拟人化的特征。人们给他们的宠物取人的名字，庆祝它们的生日，延长它们的生命(有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当它们死去时也会悲伤(Serpell，2003)。

2012年7月，剑桥大学一群杰出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意识方面的聚会上认可了动物能够“感知情感”这一普遍观点，这对动物爱好者来说可能并不奇怪(Bekoff， 2012)。由此产生的剑桥意识宣言包含了对“非人类动物具有神经解剖学、神经化学和神经生理学为基础的展示有意行为的能力和意识形态”的确认(Bekoff， 2012)。

死亡焦虑和HIV

虽然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会出现关于“死亡驱力理论”和“死亡本能”的讨论，但死亡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述，有时还会被视为次要现象(Hurvich， 2007;Razinsky， 2010)。然而，在Piven(2004)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关于死亡焦虑的书中，他将死亡焦虑描述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深刻的人类焦虑，无论是有意识地承认、否认还是压抑它。在一般文献中，死亡焦虑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对死亡或临终时的恐惧，并概念化为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而产生的忧虑(Langs， 2004; Miller， Lee， & Henderson， 2011; Neimeyer， Stewart， & Anderson， 2005)。

这种恐惧反映在一系列理论模型中，恐惧管理理论认为，人们根据知识会知道，人类会像所有的生物一样，必须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Becker，1973)，存在主义则强调死亡焦虑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人类普遍的，极力忧虑和防御的，意义深远的恐惧(Hurvich， 2007)。

Yalom(1980)认为对死亡的否认消耗了大量的生命能量，Langs(2004)评论死亡焦虑是“当今情感生活中最强大的无意识心理动力”。毫不奇怪，死亡焦虑被认为是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后最常见的心理后果之一(Neimeyer，2005)，特别是在健康状况恶化的老年人和那些共病的心理症状之中，如焦虑和抑郁(Miller， Lee， & Henderson， 2011年)。

在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的出现，将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医疗管理从支持性的姑息性护理转变为对可获得药物治疗的人的可治疗的慢性疾病的管理(Green， 2009; Murdaugh et al.， 2006)。有证据表明，实现并维持对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的人预期寿命与艾滋病毒阴性的人相似(Nakagawa， May， & Phillips， 2013)，从而导致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增加，而不是随着死亡减少，并导致艾滋病毒人口老龄化(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3)。

然而，艾滋病毒的相关诊断可能仍然需要调整，以适应无法治愈的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任何个人和社会变化。报告显示，身体和心理症状挥之不去，如疲劳、抑郁、虚弱、焦虑、恐惧、担忧和注意力难以集中(Willard et al.， 2009)，表明患者在日常应对和有效的管理疾病时仍可能面临许多挑战。一些研究表明，高达一半的艾滋病毒阳性成年人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经历抑郁或抑郁症状(Alvy et al.， 2011; Appelbaum & Brennan， 2009; Lemstra， Rogers， Thompson， Moraros， & Buckingham， 2011)。

此外，研究表明，自杀可能是艾滋病毒流行的一个隐藏部分(Kohli et al.， 2006;Preau， Bouhnik， Peretti-Watel， Obadia， & Spire， 2008)。另外，即使艾滋病毒阳性病人在改进治疗后寿命更长，但有证据表明，在普遍环境中，艾滋病毒仍然是一种耻辱，可以影响健康和福祉 (Bunn， Solomon， Miller， & Forehand， 2007; Harding & Molloy， 2008; Hutton， Misajon， & Collins， 2013)。

在病毒早期的流行中，为这种通过血液传播，性液体，和相关的同性恋，吸毒，滥交的异性恋等“出轨”的生活方式传播神秘的疾病寻找一个可以“责怪”的地方成为了必然的选择(Swendeman， Rotheram-Borus， Comulada， Weiss， & Ramos， 2006)。在这种寻找“替罪羊”行为中，同性恋群体中有许多人死于这种沉默和耻辱的阴谋。例如，Michel Foucault的死亡，他的一生中发言毫不避讳，但在最初死亡时被报道为死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Shilts， 1987)。尽管在发达国家，公众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恐慌已经有所缓解，但仍有一些人不愿透露他们的诊断结果(Green， 2009)。

对死亡焦虑的投射

考虑到投射可以缓解焦虑，而死亡焦虑可能是人类最大的焦虑之一，有人提出，有些人可能会将这种焦虑投射到他们的宠物身上。O'Farrell(1997)报道了这一现象，她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解释了一位妇女认为她的狗快死了，并要求兽医杀死这只狗的表现。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名女子最近因患有急性心脏衰竭而入院治疗，她认为她的狗快死了，这被描述为对自己潜在的致命状况的恐惧的投射。

接下来将呈现五个病例报告中，每个都描述了不同人对动物和死亡的定义。案例中的5名男性，年龄在30 - 58岁之间，感染艾滋病毒的年龄在7 - 30岁之间，同意接受一系列非结构化的访谈，以纳入本文。其中两人有长期的同性恋关系，另外三人独居。

这五个人自从被诊断患有艾滋病毒以来都得到了一些心理支持，但在面谈时只有两人仍在接受治疗。5名男同性恋者的样本反映了在许多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男同性恋群体中艾滋病毒诊断比例过高 (UNAIDS， 2013)。

有人提出，当一个人生活在一种无法治愈的、被污名化的疾病中时，他可以通过将死亡焦虑投射到动物身上，以便能够以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养育和保护他自己和动物。本文从治疗的角度讨论了以这种方式接近死亡的影响，并就分析师如何为一些来访者处理、验证和保护人与动物的关系提出了建议。

案例报告

(案例中所有名字和关键信息都经过了加密处理)

达米安

达米安是一名52岁的男性，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被诊断出艾滋病毒。达米安目前与他的长期伴侣、两只狗和一只猫住在一起，他描述说，“一旦(我的)脸塌下来”(达米安指的是“脂肪萎缩”，身体某些部位的脂肪减少，比如脸部，一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可能会受此影响)，他就会越来越感到耻辱。现在，他已经将这些感觉内化，以至于在公共场合走路时低着头，以避免与他人有眼神接触。他为自己的抑郁情绪寻求咨询，并继续每个月去看分析师。达米安说他的伴侣“不相信精神疾病”，他认为他的情感支持主要来自他的两只狗和猫，尤其是当他觉得“没有必要继续下去”的时候。

达米安有一只最喜欢的狗，他表示，如果自己先死，他会担心这只狗的情绪能否接受。他描述了对狗狗 “悲伤”的担忧，以及想到如果狗狗先去世，自己会因为失去爱和支持而产生的“恐惧”之间的斗争。这种“正在我头脑中进行的情感战争”让达米安疲惫而困惑。然而，他最主要的情绪是强烈的相信，如果自己真的死了，这只动物会感到“悲伤”，因此会有人想念他而感到宽慰。他觉得他的伴侣能接受自己的死亡，狗却不能，这已经成为阻碍他自杀想法的主要原因。

达米安没有公开表达对艾滋病可能导致的死亡的恐惧，但始终用动物的感受来表达焦虑(尤其是最喜欢的狗)。他说，因为有“孩子”，所以“无论有多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在这些动物身上投入如此之多，尤其是这只狗，强化了他既要照顾自己，又要照顾动物的需要，以便远离“死亡”和“悲伤”。达米安相信，他最爱的狗每天两次守候在药柜旁，“提醒”他吃药，从而通过爱延长了达米安的生命。达米安坚信“没有我，它们无法生存，没有他们，我也无法生存”，这表明他和动物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同样明显的是，如果狗死了，不再提供“缓冲”，达米安对死亡的焦虑会反过来影响他自己，他会有更大的自杀和/或自我忽视的风险。

彼得

彼得是一名47岁的男性，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确诊。彼得描述了他与艾滋病的长期斗争—机会性感染（会在免疫力下降时感染病毒）和在他的乡村小镇上的耻辱。他相信朋友和家人已经厌倦了听到关于他对疾病的“老旧的抱怨”，或者对他脑子里“黑暗和可怕的死亡想法”感到沮丧—特别是放弃(自杀)以停止痛苦和结束疾病的想法。结果，他在对他饲养的的动物(马和狗)大声说出这些话时找到了一些解脱，这就阻止了他将这些话付诸行动。

彼得坚信“我可以离开我的伴侣，他会没事的，但我的宠物就不行了。他们把我留在地球上。”当皮特和HIV呈阴性的伴侣的长期关系结束后，皮特和他年迈的狗被迫离开了乡下的房产和长久以来给予他精神支持的马。

彼得说他一直担心他的狗会生病，他将无法在经济上照顾它。有一次，彼得因为最近的一次的机会性感染风险期而很虚弱，他抱着狗摔倒了。他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同时也为自己在狗受伤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内疚，担心自己会失去最后的宠物。同样地，他自己也经常去医院就诊，而且因为他的狗受到了影响，他坚信“它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样好的照顾”。

携带艾滋病毒带来的困境只有通过对他的宠物的镜头才能显现出来，也就是说，马的角色允许彼得把他的脸埋在它们的绒毛里，并让“原始的尖叫”释放出来，而狗则接受了那个“骨瘦嶙峋还会尿床”的他。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彼得一直在抚摸他的狗狗，当讨论狗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含义时，很明显，他从这种抚摸中得到了安慰。他还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安慰的来源同时也是他痛苦的原因，通过对狗持续的“死亡焦虑”，他感到痛苦，讲出了下面的话：

我可以躺在床上，在晚上，我躺在床上，我会想，哦，没有他生活将会怎样?我不想再想了，我会伸出手去抚摸他，抚摸他，看，这会给你带来平静。

托马斯

托马斯是一名45岁的男性，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被诊断出携带有艾滋病毒。托马斯描述了自己在十多年前搬迁到农村的需要，他需要摆脱旧日的朋友圈，摆脱市中心的生活方式，以及持续的耻辱感。他现在和他的伴侣、一只猫、鸡、其他鸟类、鱼和当地野生动物住在那里。他认为动物对他的艾滋病毒状况有着“神圣的漠视”，并相信它们与他分享着“生命力”。托马斯坚持认为，这些动物“延长了他的生命”，因为他和它们拥有“精神上的联系，心灵上的联系”。

在描述最近几乎导致银行要收回房产的经济困难时，托马斯的主要担忧似乎集中在这些动物会去哪里以及它们的被遗弃感上，而不是他和他的伴侣可能面临的无家可归。他试着告诉自己“看在上帝的份上，这只是一只鸡，这只是一只猫”，结果他放弃了，并坦率地承认“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只猫，而是一个小生命，我应该负责的生命。”在一场热浪中，两只鸡(“从蛋里孵出来的”)的死亡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增强了他对这些动物的责任感和对它们死亡的焦虑。

托马斯描述说，在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后的好几个月里，他都有自杀的念头，直到一个关于他童年时的猫的梦和他对动物的热爱促使他离开城市生活去追求那个梦想。他说，自杀的念头偶尔也会出现，但由于认为动物(比他的伴侣更需要他)需要他，这种想法被打消了。所有关于他自己死亡的担忧都紧紧围绕着动物们，以及它们没有他就无法应付的担心。

亚历克斯

亚历克斯是一名30岁的男性，在2000年代末被诊断患有艾滋病。亚历克斯和他的狗住在一起，他坚信如果没有这只狗的帮助，他就不会活到今天。原本他对父母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最后亚历克斯的艾滋病毒诊断和性取向被迫“双重公之于众”。

他现在的工作单位的同事不知道他的艾滋病毒状况，在以前的工作中，他的健康状况比现在严重得多，他向任何质疑他经常住院的人都暗示他患了癌症。亚历克斯的艾滋病毒诊断也标志着他第一次认真的同性恋关系的结束，并导致了彻底的“崩溃”，他差点就放弃活下去。他将避免自杀死亡的原因归功于他的狗。亚历克斯描述了在诊断和关系破裂后狗狗的“感受”：

我看得出来，他知道我很难过，他在发抖，他很害怕，因为他觉得他要失去我了。这让我清醒过来，我在想，我不能离开他，我欠他的。

亚历克斯非常爱护这只狗，并且坚定地表示他会尽其所能保护它。然而，在叙述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只狗在身体上和情感上的许多方面都在做着保护者的工作。亚历克斯认为他已经和这只动物融合在一起了，他说:“狗是我的一部分，狗让我觉得完整。”重要的是，他把狗视为他“灵魂的一部分，永远在一起”。他一边说，一边描述了不可避免的失去自己的狗而带来的焦虑和恐惧:“失去他的想法，是的，在情感上真的很可怕……我已经在为他离开做准备了。我无法想象……没有他我该怎么办呢?”

亚历克斯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坚强的人，但也欣然承认死亡对他来说是很难应对的事情。这句话是在其他生物的背景下说的，例如，他不能伤害一只昆虫，如果他开车撞了一只鸟，他会感到内疚，因为“它们都是有灵魂的生命”，而不是承认他患有像艾滋病毒这样的不治之症。相反，他说这只狗是“他灵魂的一部分”，“救了我的命”，“造就了今天的我”，却没有意识到与他融为一体的狗的死亡也会使他的一部分死去。

卡尔

卡尔是一名58岁的男性，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卡尔和一只虎皮鹦鹉生活在一起，并深深依恋着它，说它是“我生命的光”。

根据卡尔的说法，这只鸟知道卡尔什么时候不舒服，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例如，“它爬上我的肩膀，轻轻地咬我的耳垂，它会用它的头蹭我的脸，它很的直觉很准。”对卡尔来说，这只鸟的警觉性让他感觉好多了。

卡尔曾与许多与艾滋病相关的机会性感染作过斗争，现在又在早期服用强力药物的后遗症中苦苦挣扎，他描述自己对这只鸟感到的巨大责任。他经常劝说自己不要生病，甚至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也强迫自己站起来，因为“我已经承担了照顾他的责任，所以我必须照顾他。就这么简单。他给了我更多的回报，真的”。

卡尔描述了这只鸟最近的疾病以及它给他带来的情感和经济损失。为了治疗这只“25美元的鸟”，卡尔欠下了近400美元的兽医费用，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这只鸟“让我更完整，它教会我不要为自己感到难过。他给了我一点尊严。当你真的感染了艾滋病毒，很容易就会堕落……”很明显，卡尔觉察到他和他的鸟之间的“精神联系”是卡尔在自己健康恶化时仍能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任何关于死亡的想法都是围绕着保持鸟儿健康和活着的需要而产生的。他公开承认，“一想到他(那只鸟)不在身边，我就会很纠结”，并表示，“这让我非常难过，我的意思是，它是我生命中唯一不变的东西” 。

讨论

上述的案例报告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将对自己死亡的焦虑感投射到他们的宠物身上。这五个人都对各自的宠物表达了深深的依恋之情，但这些情感也与死亡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要么是在面对考虑自杀带来的死亡，要么是对未来，动物的死亡的恐惧。人、动物和死亡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加强了人与动物的关系，但也对人类和动物的未来福祉产生了影响。死亡焦虑在动物身上的投射可以用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来解释，下面将讨论这三种方式。

自杀意念的缓冲

首先，动物象征着一个活着的人，这个人会感到“悲伤”，无法应对，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他或她的人类选择自杀。因此，通过想象动物的痛苦，人们对自杀的矛盾心理得到了解决。把这些感觉投射到动物身上，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切实的理由来维持自己的健康(例如，定期服药)。因此，与他人有意义的联系以及“需要被需要”缓解了死亡焦虑。然而，当动物被视为自杀的“缓冲”时，这就会在动物是否死亡以及何时死亡方面提出重要的分析意义。

对动物死亡预期的悲伤和焦虑

第二，通过将对个人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动物死亡的焦虑，人们能够避免想到自己死亡的不适感，同时满足人类养育和保护另一个生命的基本需求。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通过投射性认同而模糊不清，而这就允许将自己的死亡焦虑投射给那些对死亡的必然性没有概念的生物，因此可以更有成效地处理它。人可以通过照顾动物，也就是照顾自己，来积极地处理恐惧和情绪。兽医兼作家Bruce Fogle评论说，对一些人来说，唯一能感受到被关心的方式就是去关心别人(Fogle， 1986)，动物显然满足了某些人的这个角色需求。当动物死亡时，这会带来空虚感和不再被需要的风险(Morley & Fook， 2005)。

社会可接受的死亡焦虑

第三，通过将自己的死亡焦虑投射到无辜的动物身上，每个人都获得了一种社会可接受的、“净化”的方式来恐惧死亡。新诊断出来的患者和那些在艾滋病早期“替罪羊”时期生活过的人都表达了一种内在化的污名感，这种感觉可能危及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他们有权害怕因艾滋病毒带来的死亡的信念。一般来说，考虑到自尊和死亡焦虑之间的反比关系(Routledge，2012)，对一个无辜动物同伴死亡的担忧可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机制，来控制一个人自身不断加剧的和自我感知的社会上不可接受的死亡焦虑。

临床思考

本文所提出的个案证明了投射、投射性认同和人类及动物死亡焦虑的复杂性，并希望提出一些重要的治疗意义。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后，发达国家已消除了因艾滋病毒而导致的迫在眉睫的死亡，但艾滋病毒仍然是一种压力源和不可治愈的慢性疾病(Missler et al.， 2012)。

许多艾滋病毒感染者意识到，他们现在很可能比他们的动物活得更久，因此他们既要面对宠物的死亡，也要面对自己在没有动物支持的情况下的死亡。对一些人来说，失去宠物的悲伤感觉可以与面对人类的死亡时的悲伤在强度和持续时间上相对等(Packman， Field， Carmack， & Ronen， 2011)，但是与社会接受的家人和朋友的丧失相比，它仍然是一种“被剥夺权利的悲伤” (Toray， 2004)。

根据Doka(1989)的说法，当一个人蒙受了无法公开哀悼或社会支持的丧失时，就会发生被剥夺权力的悲伤。自相矛盾的是，被剥夺权力的悲伤不但被用来描述失去宠物(Toray， 2004)也用来形容早期因艾滋病死亡，当时一些伴侣、亲戚和朋友感到有义务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哀悼(Alali， 1994)。

虽然人与动物的关系被广泛接受，但一些哀悼的人报告说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Durkin， 2009)，特别是当经历了比社会认为可接受或“正常范围”的面对动物的死亡更强烈的悲伤反应时(Toray，2004)。因此，认识并适当地回应一个人对其宠物死亡的悲伤背后的意义，可以被视为一种治疗义务。

此外，虽然死亡焦虑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作主题，但一些分析师不愿意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引入它，有时在引入它时，他们没有足够的准备来处理这种死亡焦虑(Vance， 2014)。然而，以心爱的动物为背景讨论和确认死亡焦虑，可以为分析师提供一个渠道，通过它来识别和处理一个人的自杀想法和他或她自己的死亡。

尽管宠物很受欢迎，但有些人不愿意或不好意思向不那么“有动物思想”的人，包括他们的分析师，透露他们对动物的依恋程度(Ghetie， 2011)。如果分析师不询问有关动物的情况，或者表现出对关系的深度缺乏了解，他或她就有伤害甚至疏远来访者的风险(Gavriele-Gold， 2011)。关键是，如果不尊重这种重要的关系，分析师就无法了解病人的生活和信仰，而且在那些宠物死亡时，对自杀可能性的评估忽略一个关键的风险因素。

本文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通过投射和投射性认同来减轻死亡焦虑的一些独特原因，但其他人群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防御策略。例如，尽管普遍认为死亡焦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Russac， Gatliff， Reece， & Spottswood， 2007)，一些老年人可能会忽视或淡化个人健康问题，而不是被迫搬迁进养老设施和“遗弃”他们心爱的动物(Russac， Gatliff， Reece， & Spottswood， 2007)。因为宠物而感受到的被伤害和被遗弃的痛苦，指出了宠物在一个人的生死抉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将死亡焦虑投射到动物身上也可能对动物的福祉产生影响。虽然在这里的案例报告中不明显，一些人可能会采取特别和昂贵的措施来延长宠物的生命，而不考虑动物的“生活质量”(Ghetie， 2011)。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由于无法将动物视为具有不同需求的独特存在(Ghetie， 2011)，尤其是当人类的感情投射到动物身上、界限模糊时。同样，当一个人被要求做出结束动物生命的决定时，也会引发死亡焦虑(Noonan， 2008)，随之而来的是内疚感、不足感和对孤独的恐惧。这些考虑不仅适用于艾滋病毒感染者，也适用于所有对宠物有着强烈情感的人。这些考虑表明，分析师需要考虑人与动物关系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

结论

这篇论文为认识和验证分析工作中需要了解来访者朝向宠物的依恋与投射、投射性认同和死亡焦虑的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支持。这些概念以五名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为背景讨论的，但所确定的机制同样适用于其他将想法、感觉和情感投射到他们的宠物身上的人。虽然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对死亡有更大的认识，但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会意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可能会因此而产生焦虑。对于感到死亡的威胁的个体来说，维持亲密的关系可能是最重要的(Vance， 2014)，建议分析师承认并支持宠物在人类生活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而多样的角色。

参考文献见原文

“What am I Going to Do without Him?”: Death Anxiety， Projection， and the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 (2016). Psychoanalytic Review， 103(5):699-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