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3月18日下午5:30左右，已经快要下班了。

中国人民银行突然来了一位客人，这个人身穿呢子大衣，手中提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很有派头，他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人，今天过来是有一份国务院的急件，要马上交到行长手里，这一天正值周五，眼看银行就要下班，只见这名男子将一个信封交给了银行传达室后便匆匆离开，信封上是这样写的：

下午5:40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

看到这些，银行的工作人员不敢怠慢，由于行长外出，他立即将信交给了值班领导传阅。

原来这是一封有着周总理批示的公函，公函的内容让银行领导眉头紧锁。

这封信函上称今晚9:00，一场事关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活动要在北京举行，由中外记者参加并拍摄记录影片，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拨20万元人民币作为经费，在信函的左侧有周恩来总理拨现款20万元的批示，时间是3月18日，信函的右下角还有两点特别批注：

第一，要市场流通旧票；

第二，10元票每捆，要包装好一些，务必送到民族饭店叫赵全一手中。

虽然有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但是银行工作人员的心理仍旧十分疑惑，按照一般的工作程序，应该是总理办公室通知银行的总行的办公室，总行的办公室再往下交。变成了一个人直接来送信，这个是不符合一般的工作规程。

就在银行的工作人员疑惑不定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电话那头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询问银行是否收到交办件，如果收到一定要抓紧办，卡准时间的催办电话，顿时打消了银行工作人员的疑虑，这时离信函上交代的交款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了，如果此时经费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国家大事。

时间紧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分行紧急调集20万元现金，无论面额大小，装满整整两麻袋，火速送往公函指定的目的地——民族饭店。

巧合的是，几名工作人员刚到民族饭店大厅，就有一个人迎了上来，介绍自己就是赵全一，他见到银行工作人员，立即从兜里拿出一张收条递给他们。

银行工作人员，结果收条一看，发现这是一张便条，上面没有加盖任何的公章，根据工作程序仅凭这样一张简易的条子，银行工作人员是不能办理交接手续，于是要求确认赵全一义的身份，并且让他提供带公章的手续。

这个时候赵全一马上从兜里掏出了一封介绍信，这封介绍信上是这样写的

自介绍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取捐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信委加盖了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专用章，有介绍信，还有总理办公室的专用章，银行工作人员的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下来了。他们接过赵全一的介绍信，确认无误后放心的将钱交给了对方。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他们已经彻底陷入了一个惊天的骗局之中。

事情过去几天后，总理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询问，前几天按照周总理办公室送来的批示，交给工作人员的20万现金，应该如何下账？

这个电话让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大吃一惊，也让打电话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惊出了一身冷汗，在电话里，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明确的告知银行，周总理没有做出这样的批示，这个消息让银行工作人员如雷轰顶，他们立刻将相关信件送到了总理办公室，经过查对这些信件全部都是伪造的，情况紧急总理办公室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周总理，所有人的心都紧绷着，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头号诈骗案。

1960年3月27日深夜，北京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里神情十分严肃，连日来全国各地灾情频发，苦不堪言，这让周恩来总理忧心不已，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许多老百姓遭遇天灾，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时候，在首都北京竟然有人伪造他亲笔签署的文件，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了20万元人民币，这个消息让周总理震惊不已，而更让他忧心的是案发至今犯罪嫌疑人仿佛人间蒸发一般，没有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在当时人均年薪只有几百元的情况下，20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更何况1960年的中国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一笔20万元巨款被骗，不仅是一笔巨大的损失，而且会产生极坏的政治影响。

这起惊天诈骗案让当时公安部所有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限期破案10天，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挂帅。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侦查。

伪造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骗取了20万元人民币，一场精心设计布局周密的诈骗，反复都出现了一个人，赵全一。

那么赵全一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呢？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描述，很快画了一个大概的肖像，通过这些工作人员的描述，实际确定了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送伪造周总理批示的人，和在民族饭店接收这20万钱款的人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年龄3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长得也不胖不瘦，北方口音。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后，专案组立即向全北京市民传达了案件的相关信息，号召人民群众协助公安机关寻找蛛丝马迹。

这在当时的北京掀起了一股全民搜捕赵全一的热潮。当时全国人民破协助破案的热情是空前的高涨，凡是大街上穿着毛料制服的中年人，中等个，跟犯罪嫌疑人有一点点相像的，都有人跟踪，跟踪完了以后就报告了当地的居委会、派出所，请他们调查。

尽管人民群众的参与性非常高，但是仅凭一张大概的画像，要想从茫茫人海中找到赵全一无异于大海捞针。

几天下来专案组毫无收获，案件陷入了僵局。

3月31号，杨奇清召开了一个专案组的会议，在这会上他又重新强调了，我们要把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物证作为这次案件的突破口，杨奇清的建议为专案组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然而专案组在对伪造的信封信纸和上面的墨迹进行化验后，仍旧一无所获，难道这个方向又错了，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焦虑起来。

就在这时负责笔迹鉴定的技术人员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犯罪嫌疑人所开具的那张收条上有蹊跷，这张收条是这样写的，人民银行送来币20万，其中币字写的十分怪异，上面是一个人字，下面是一个金字，金子上面明明是一撇，怎么会是个人字呢？

时任公安部治安局技术处文检组组长的刘文道破了币字的玄机，这样想法当时我就判断这是有职业特点，应该是懂得财会的人写。

然而蹊跷的地方远不止这一处，纸是进口的，不是国产的。而外贸部有自己制定的小笔记，小便条本放给职工用的，所以这样的认定万无一失就是重点。

这些发现为案件的侦破打开了一个重要突破口，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外贸部的财会人员，很快通过比对专案组从伪造的周恩来总理批示所用的信纸中又找到了新的线索，中间有一个切除线，很独特。

1960年4月2日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15天，这天傍晚，专案组技术鉴定人员紧急前往外贸部，对外贸部的档案文件进行地毯式的排查，有一个档案里面发现有赵全一这个名字。经过调查，这份档案的所有人，名叫王卓，而赵全一正是他曾经使用过的化名，

1948年王卓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来到北平，曾在北平特行看守所当过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52年9月王卓进入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王卓究竟是不是骗取20万元巨款的犯罪嫌疑人呢？外贸部其他工作人员那天没有请假，只有他请假了，请假说带他母亲看病，公安人员又去调查，那天他没有到医院去看病，不仅笔迹一致，作案时间又十分吻合，种种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王卓。

那么，如此重大的案件，究竟是王卓一人作案还是伙同他人作案？

就在专案组准备继续深入调查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专案组所有人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

北京李广桥南街炊烟袅袅，像往常一样，家家户户都在生活做早饭。南街三号这户人家也升起了炉子，可是从他家院外路过的街坊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家的烟囱里一股一股冒出来的，居然全是大黑烟。

这股黑烟里还透着一股刺鼻的椒油味。从这里经过那股怪味，让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抽几下鼻子，然后读那一句，烧的什么？糊成这样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传出这股怪味的院子正是王卓的家，而这股非常刺鼻的焦油味，不禁让专案组怀疑是担心行迹败露的王卓在家焚烧纸币，企图销毁证据，纸币和一般的纸张不一样，它是有墨印的，烧起来有油墨的味道，味道就大。

事不宜迟，必须立即阻止王卓烧钱烧毁国家财产。4月4日杨奇清果断下令立即逮捕王卓，行动时间定在0点整，参与抓捕的侦查员在王卓家周围迅速布控，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0点的钟声敲响了，检查员往顶上跳下去，然后把这门拉开了，抓到王卓。

然而王卓被捕后根本不承认自己诈骗，更让侦查员感到棘手的是他们在王卓的家里根本没有找到赃款，整整20万元巨款。

王卓究竟藏在哪里了呢？

就在侦查员对王卓佳进行地毯式搜查的时候，王卓的母亲，张可明的异常表现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他母亲老看这个砖，搜查的时候把砖挖开了，发现了19万多，巨款找到了，侦查员的心一下子落地了。

与此同时，侦查员还仔细检查了王卓家的火炉，很快便有了重大发现。经过鉴定，这些残片正是王卓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来的人民币，掌握了王卓诈骗和烧钱的证据后，预审员对看守所里顽固不化的王卓只说了一句话，你埋的并不深，王卓一听立刻面如死灰，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并且承认此案是他一人所为。

为了证实王卓的供词，侦查员让王卓重新还原了整个案件，让他伪造总理的批示，他40分钟就伪造出来了，甚至重新刻蜡板重新盖章的，都是一个人完全可以独立完成。包括他怎么去银行，怎么去民族饭店，甚至怎么用自行车把钱驮回来，实现了确实一个人可以做。

自从进入了外贸部，从小有着发财梦的王卓很快发现，只要是周总理批示的文件，工作人员都会尽快的执行，这个发现让他萌发了伪造周总理批示骗取巨款的想法。

让所有人感到奇怪的是，王卓为什么在拿到巨款后既不花钱享乐，也不转移赃款，反而去烧钱呢？他没想到这个案件很快被公布了，北京市全市都在追踪这个案件，本来是钱到手了，反而成了惊弓之鸟了，拿到了20万不敢花，造成了心理的高度紧张，甚至紧张到烧钱的程度。

然而让王卓没有想到的是，焚烧纸币不但没有销毁证据，反而让自己露出了马脚，加速了自己的落网。王卓的发财梦也随着这把火灰飞烟灭。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卓死刑，王卓母亲张可明因帮助和包庇反革命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从周总理下达破案令的第一天算起，仅仅过去了8天，这起震惊中央的诈骗案就宣告侦破。公安部门利用先进的文检技术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及时的为国家和人民挽回的损失。

虽然案件成功告破，但这起惊天诈骗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总结和反思。当时的中国人们更多的注重于对敌对势力的防范，而对经济诈骗类事件从机关到个人都缺乏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