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之际，满洲八旗的骁勇善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八旗劲旅最开始只是擅长骑射，虽然在初期兵锋犀利、势如破竹，但毕竟野战为长，攻坚为短，只能在旷野打打围歼战。
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八旗在进军辽东后，攻城就得啃硬骨头了。在明军的坚城利炮面前，对火炮缺乏认识、对攻城也没有经验的八旗同样损失惨重，如宁远大战中，就连一生从无败绩的努尔哈赤也被炮火击伤，并在不久后死去。
吃此大亏后，皇太极时期开始大力加强清军的火炮能力。当时，清军先是利用从遵永等地掠来的工匠制造红夷大炮，其炮重约1800至3000公斤，弹重约4-8公斤（相当于12-24磅炮）。在大凌河之战中，清军就携带了这样的8门红夷重炮和80门大将军炮（明制短管滑膛炮，重千斤，接近8磅炮），其炮火能力已不容小觑。
在发展清军火炮能力的过程中，汉人也是额附的佟养性立下汗马功劳，当时就是由他率领归降的明军士兵负责铸造大炮。1630年，明军借助炮火一举收复永平、滦州四城，皇太极大为震怒，命佟养性加紧铸炮。
次年，佟养性制炮成功，皇太极极为兴奋，他亲自将红衣大炮命名为“天佑神威大将军”，并在炮身上刻下了铸造者的名字：督造总兵官额附佟养性、监造游击官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从此，八旗也有了自己的大炮了。
1633年，明军中火炮能力最强的孔有德、耿仲明部投降皇太极，同时也将大量炮手、炮匠和大炮带了过来，清军火炮作战能力更是如虎添翼。除了耿精忠、尚可喜外，孔友德还有后来的吴三桂等，其大量的汉军部队都非常熟悉火炮枪支的使用，他们在八旗在中原攻城略池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明后，火器制造技术在原来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康熙年间，康熙在宫中设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洲八旗之用。此外，还专门设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
之后，为平定吴三桂的“三藩之乱”，康熙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轻便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
据统计，从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的四十余年间，清军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制胜将军、威远将军、金龙炮等各型火炮近千尊，数量之大，十分可观。从种类上说，清军火炮十分齐全，有几十斤、几百斤的轻便炮，也有上千斤乃至七八千斤的重型炮（用于攻城）。
据乾隆二十一年(1756)《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记载，当时共有火炮85种，可见火炮种类之多。此外，当时的火炮性能也有所改进，如安装瞄准器提高命中精度，加长炮身提高射程；安装炮车炮架增加机动性；改进炮弹和火药加强杀伤力，等等。
然而，清军火器制造虽然有所进步，但毕竟是工业革命前旧作坊时代的产物。近代以后，在真正的火炮面前，即使再骁勇的满蒙八旗，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如在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中，由僧格林沁率领的精锐骑兵即遭到毁灭性打击。以下是英法联军军官的事后追记，十分形象的再现了当时的那场大战：
大批密集的蒙古骑兵，从他们藉以掩蔽的树林后面向一队法国步兵法国炮兵猛扑，后者正从距运河三里许的一个村庄中出发。枪炮加上照明弹的作用，迫使这一群阵容杂乱的骑兵不得不折回原地。……当阻扼联军进攻的尝试遭到失败后，中国骑兵又在八里桥前沿的墓地一带和寺庙附近重新发动攻击，但这两次都被为数不多的法军击退了。
最后也是十分顽强的抵抗，发生在八里桥桥堍一带。在桥的另一端，部署了拥有二十七尊炮的一个炮兵连，同时还有从北京调来的正黄旗的满洲禁军，在此次战役中负伤的指挥官胜保也亲临阵前。八门法国线膛炮把中国的炮兵队摧毁了，接着步兵又以刺刀对该桥进行了扫荡。满洲人英勇搏斗，并未立即撤退，但是当法军渡过运河以后，他们便溃不成军了。
据法军军官蒙托邦回忆说：八里桥是一种古老文明造就的伟大古迹。那些衣着华丽的骑兵，在桥道上挥动旗帜，毫无掩护地对我军进行无能为力的炮火攻击。在一番激烈的炮火反击后，早晨还斗志昂扬的清军骑兵，现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这个意义上说，八里桥之战实际成为传统骑兵的最后挽歌。昔日纵横无敌、不可一世的满蒙骑兵，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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