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福梅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又是蒋经国的生母。不过，纵观毛福梅的一生似乎与“福”字没有丝毫联系，反而在她身上处处透出了种种的不幸和无奈，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此。

毛福梅与蒋介石的感情由于观念的不同一直不和，后来蒋介石与她离婚并相继娶妻，所幸的是她生下了蒋经国，这让她在蒋家保留了一定的地位。但她既不能和丈夫在一起，也不能与儿子长相厮守，终年守在溪口老家寂寞度日。

1939年12月12日，溪口的平静生活被打乱了，日军派出6架飞机投下了一连串的炸弹，顿时地动山摇，天昏地暗。溪口乱成一团，毛福梅在这次空袭中中弹身亡。事后，人们找不到毛福梅，后挖开墙角后才发现两具尸体，其中之一便是毛福梅。

毛福梅遇难那天，正是西安事变三周年。三年前，她祈祷蒋介石平安时曾说“愿以身代”，不想一语成谶。噩耗传到赣南，时任赣南行署专员的蒋经国立即带上妻子，连夜兼程，赶到了溪口。

按照当地的风俗，若是死在室外的人，是不能在家祠内停尸的，否则便犯了族规，蒋家虽然权贵但也只好如此。因此，毛福梅没能进入蒋家祠堂，而是停尸摩诃殿。摩诃殿是一处施僧、放斋、念经的地方，自落成后，毛福梅在这里有过很多善举，停尸这里倒也合情合理。

蒋经国到了溪口后，连气都没喘一口，就奔进灵堂，扑在母亲的身上痛哭不已，直至昏厥。醒来后，蒋经国拿起笔，写下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字迹刚劲有力，饱溅着满腔悲愤。

蒋经国悲伤过度，心绪烦乱，又值烽火遍地，狼烟四起。他考虑再三，决定把母亲灵柩暂时安放在摩诃殿内，待时局稍定再办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报告蒋介石。不几天，蒋介石来电：“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这12个字，就是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

蒋经国既要对母亲负责，又要服从父亲的旨意，他只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了四位风水先生，分两批去踏勘风水宝地。然而找了30多处坟地，都不能合蒋经国的意。蒋经国认为，母亲生前最喜欢到佛堂念经，让她暂时安息摩诃殿，母亲也应不会反对。

但蒋经国的想法母舅、舅公们不大支持，姨妈毛懋卿觉得妹子总归要与她丈夫合葬的，还是暂时安放在摩诃殿为好，毕竟摩诃殿是妹子出钱造的，别人也不会说话。蒋经国拗不过，只好再发电请示蒋介石，取得蒋介石的首肯后，才将母亲的灵柩暂安摩诃殿，并雇了一个成童每天上香打扫。

此后葬母大事一直悬在蒋经国的心头，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还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念。直到1947年冬，蒋经国怀着入土为安的心愿，终于再次来到溪口办理生母的安葬大事。参加祭奠的还有蒋经国从政以来的部分同事。蒋介石、宋美龄、陈洁如都没有出场，只要姚治诚派人送了一盒佛经到溪口。蒋纬国带了他的妻子石静宜，也从上海赶到溪口送丧。

出殡前一天，摩诃殿内素烛高烧，香烟缭绕，前来吊唁的人挤满了一殿，依次拜祭。席地而坐披麻戴孝的蒋方良、石静宜等人，还有蒋经国兄弟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致祭的客人还礼跪拜，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

三天跪下来，蒋经国膝盖肿了起来，走路一拐一拐的，大家都劝他休息一会，他只是摇了摇头，又忙着去处理事务。他精力旺盛，虽在极度悲痛中，处事仍有条不紊。

死者痛而逝，生者恨而生。蒋经国没有想到，自1949年春随蒋介石辞别故乡后，便一去不复还了。他对母亲的亲情似海，只能放在心中，或抒发于文字之上，而不能亲临祭拜。在很多蒋经国的自序和笔记中，依稀能见到他对母亲的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