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会议上，用“进入发达社会主义”代替“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总结性报告，提出了一个“五年内赶上美国”的“加速发展战略”。
并将其定性为“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正式载入新修订的苏共纲领。
很多人都认为这无非就是苏联的又一个五年计划，没什么特殊的。就算将其定性为激进，还能有那个“彻底改革”方针激进吗？
更何况这个仍是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加速战略，成绩也相对喜人。1986到1988三年时间里，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3%。
与此同时，在1987年的六月全会上，因为苏联政府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原因，工人工资也获得了显著的增长。
1988年的增幅都还只有8%，1989年就直接达到了13%，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用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的话来讲，以苏联当时的实际状况，全面加速简直会要它的命。
大家好，我是大木，关注我，你不亏。
1947年7月，为了避免欧洲各国重蹈一战覆辙，继而诱发全球性经济低迷。
二战中并未遭受什么损失的美国，展开了一项名为“欧洲复兴计划”，也称“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计划。以金融、技术、设备等形式援助欧洲各国131.5亿美元。
但为了抵御资本的趁机而入，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集团国并未接受，以至于东欧国家开始走向封闭，逐渐与世界脱轨。
截至上世纪80年代，产品已经无法与西方竞争，经济差距也是越拉越大。
这么看的话，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并没有什么毛病，想要实现技术追赶，发展重工业是必经之路。
加速战略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加速科技进步，以技术改造的形式完善经济结构、生产、以及管理体系等方面。
进而提升国民经济水平。
但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已经暴露出了不少潜在问题。
工业基础的落后，西方列强的经济封锁，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都加剧了苏联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输出的依赖。
输出比例更是从1970年的15%上升到了1985年的53%，占据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这样的经济结构明显就不太健康。
除此以外，还有1979年苏联农村人口那15.9%的占比，以及1981年那41.4%的进口粮食占比等数据。
也都暴露出了苏联的自然经济生产力，同样遭受到了严重破坏。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但这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商品经济要有足够的竞争力。
以勃列日涅夫时期那甚至还要低于战前的教育投资水平，十几年间下降25%的人口出生率。
注定苏联当时定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人才缺口。
那么我们再看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其在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机器制造业的优先地位。
直接或间接的投资额高达2000亿卢布，使其增长率一度高达80%，发展速度更是比其他工业部门快90%左右。
如洪流一般的爆发式发展，虽说给苏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人才的缺乏，却注定苏联在科技的发展速度上，并没有戈尔巴乔夫预想的那么快。
生产出来的一系列工业产品，往往也因为陈旧、过时而放在仓库中蒙尘。真正派上用场的并不多。
与此同时，机器制造业的大量资金投入，又进一步挤占了食品、服饰等跟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发展空间。
而轻工业作为居民生活消费品的主要来源，发展空间被压缩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上的商品匮乏。
简单来说，苏联加速战略以及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政策的实施，虽说让苏联人民的收入增加了，但在市场上却买不到生活所需要的商品。有钱也花不出去，还是等于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被破坏，市场上又没有足够商品供消费的情况下。
苏联人民的生活压力最后会由谁来买单？只能是苏联政府。
这也是1987年苏联历史上第一部《企业法》的核心内容。由苏联政府来负责企业原材料供给以及产品销售。
但苏联政府预想的是通过逐步缩小订货额度以及范围的形式，将企业逐渐推向市场。
以苏联这情况，怎么推？
根本就没办法推，因为重工业产出的只是生产资料，属于一个政权工业体系的技术基础，最终的还是需要轻工业来完成二次加工的。
否则说白了还是一堆破铜烂铁，百姓根本就没办法直接拿来使用。
换句话说，苏联工业技术水平未能有效进步不说，明显还形成了一种重工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畸形发展环境，一方面没有足够的轻工业来消化重工业产品。另外一方面，也没有足够的自然经济生产力作为工业发展的强力支撑。
就拿1987年来说，重工业部门的投资是665亿卢布，轻工业投资却仅仅只有85亿卢布。明摆着的不平衡。
大量资金以及资源白白浪费不说，苏联政府的财政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归根结底，还是加速战略的计划不够完善。
将发展机器制造业当成了“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出发点没错，却错在未能同时满足发展机器制造业所需要的配套产业需求。
而戈尔巴乔夫却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在了政治体制上面，认为还是不够民主，只有建立一个所谓的“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才能够拯救苏联。
又是允许开办私人企业，又是修改宪法，推行多党制，号召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中进行根本改革，把政治放在了改革首位。
殊不知苏联政治体制僵化是真，经济问题的根源却并不在政治上面。
以至于唯独忽略了苏联人民多年来对农业、轻工业、以及食品工业等方面的需求。进而导致全国经济形式迅速恶化，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直到1993年，戈尔巴乔夫才对此作出了检讨，认为自己在未能巩固改革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就激进地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不正确的。
但很显然，为时已晚。
不过有一说一，在美苏冷战的敏感时期，面对资本实力雄厚且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以及本就危机重重的苏联，戈尔巴乔夫错误估计社会基础的承受能力，制定这一系列的激进改革举措。也属实无可厚非。
改革失败，苏联的结局不会好，想要改革成功，也得先有足够的时间。
而留给苏联的时间显然不多，毕竟东欧又不是只有苏联这一个国家，其他东欧国家也都有不同程度但同样严重的债务危机，这是苏联当时所面对的大环境，由不得戈尔巴乔夫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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