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摘 要：地名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是文明在地域地标中的命名“符号”，犹如走进社会的博物馆，一个个地名就是一个个乡村的“铭牌信息”。德州之名，源于“德水”，其地名特征是以自然景观为起名依据的。这种命名方式和以人文景观为命名方式的地名，形成一种文化上的互补。德州地名展示了德州的独特地域文化，是鲁西北大地地域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

关键词：德州；地名；文化特征；文化成因

地名，是居住地居民对自身所居位置的一个认知，也是其文化信念的一种表达。自从有了稳定居所以来，人类总试图给自身的聚集地命名，通过名字体现他们对自身处境和地理方位的认知，或者表达某种文化信念。

一、德州市地名文化特征

“德州之名源于安德县，安德县之名源于德水，因德水流经县内，故以为名。”德州市地名特征，主要有两个来源和起源倾向，一个是自然地理，另一个是人文地理。自然地理是指自然地理环境，在地名中通常体现为“沟”“渠”“山”“水”“陵”“泊”等等。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相对，泛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在地名中的体现，通常是“寺”“庵”“屯”“宫”“阁”“堂”等等。就德州的地名命名特征来说，既有丰富的自然地理命名，又有比较多、比较复杂的人文地理命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在大移民时代，移民多依傍德州地理中河流、沟渠建村，以便获得生产生活上的方便。也体现出德州本土的人文景观发达，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风貌。如下表1。

德州地名是本地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一种表达，是生活于本地的先民对自己地理处境和人文处境的一种精炼表述。而在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门类下，细分它们的特征，能够探寻德州地名当初命名的一些逻辑。

（一）起源于“水”的命名

德州河流较多，流经的河流有黄河、卫运河、漳卫新河、徒骇河、德惠新河和马颊河等。其中徒骇河流域又有苇河、四新河、管氏河、老赵牛河和邓金河；马颊河流域有笃马河、宋家河、宁津河、跃进河等等。德州地名与“水”有关的较多。比如：水王庄村（德州市陵城区）、水坡杨村（德州市禹城市）、东水坡（德州市齐河县）等等。水是重要的生存资源，依“水”定居，体现了人民对水资源的依赖。

除了直接用“水”字命名的德州地名，还有用“沟”“洼”“滩”“泊”“湾”“潭”“津”“水驿”“井”“泉”“桥”“河口”等等命名的地名，也与水息息相关。比如“渡口驿”，就是依靠卫运河水驿而得名的。明朝诗人王世禛有诗《卫河八绝其三》：“前望渡口驿，行行转相隔。非关驿路移，应是侬心迫。”明代德州漕运的发达，带动了沿岸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兴盛。其他如以“洼”起名的，如：洼赵村（德州市宁津县）、常洼村（德州市宁津县）、洼于村（德州市庆云县）、洼刘庄村（德州市宁津县）、小洼村（德州市临邑县）、洼董庄村（德州市平原县）、洼陈家村（德州市宁津县）、涝洼村（德州市乐陵市）、洼刘村（德州市庆云县）等等。洼是水洼，这些均是在大洼地旁边建立的村庄。以“沟”为起源的地名，如：沟村（德州市齐河县）、赵沟村（德州市夏津县）、沟李村（德州市德城区）、贺沟村（德州市平原县）、沟王庄村（德州市夏津县）、沟刘村（德州市禹城市）、闫沟村（德州市武城县）、黄沟村（德州市武城县）。带有“沟”的村庄通常是在河沟、水沟边建立的。

（二）与方位、距离有关的地名

与方位有关的地名是比较常见的，有“东南西北中”“前后左右”“南北上下”“坡上”“坡下”“堤上”“堤下”“寺前”“寺后”等等。与距离有关的地名有“三里”“五里”“十里”等等。德州有“堤上王庄”“堤下王庄”“五里铺”“十里铺”等等。“依方位命名，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要素中的地形、山川河流、地理方位等作为参考坐标而命名的地名。”方位和距离作为坐标，进行地理命名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如表2。

方位词和其他内容比如姓氏或地理状态连用组成地名，是德州地名命名的一种普遍方式，这种方式也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其他地方。这里可以看到地名的一个特征，即为了区分自身与其他地方的不同。譬如德州市平原县有两个“十里铺”（南十里铺和北十里铺），当人们说到“十里铺”的时候，如何证明说的“十里铺”是实际想要指出的“十里铺”，这里即出现了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中国古人讲“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又讲“名实相符”。西方也认为，人们对一些问题，包括哲学问题争论不休，认知不清晰，主要是由于语言出了问题，由此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地名语言中“南北东西”的区分，即是为了清晰认知，使得人们更好地明晰地名坐标，避免地名在日常语言中出现混淆。

（三）其他有关的地名特征

地名命名特征来源比较繁多，这体现了地域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如德州有很多“军屯”“民屯”，如平原县军屯村，是因设立军户，屯军垦荒而得名。又有郑家仓、张家仓、刘家仓村等等，在古代都是屯粮的仓库。还有以产业为命名的村庄。如镰把张村，以农作物收割工具“镰把”而命名，也侧面体现当地村民以种粮为主要收入来源。范窑庄、皮条张村，都是以产业为名，“窑”是烧制瓦盆砖窑，“皮条”是以“皮条”为营销产业。“范”与“张”和他们相关的产业为结合命名村民，在德州市的地名特征中也是普遍的一种形式。还有以“寨”命名的村落，如王寨（德州市陵城区）、郑家寨（德州市陵城区）、韩寨（德州市禹城市）、闫寨（德州市德城区）、宫寨（德州市乐陵市）、林寨（德州市临邑县）等等。以“寨”为地名特征的村落，通常建村时将村庄的周围围上栅栏形成“寨子”，是具有防御形式的一种村落形态。

“姓+村/屯/庄”进行地名命名，在德州地区颇多。郑庄，鲁庄，张庄等等。冠名的姓多是当初建立村庄的开创者或村中的大户姓氏。当然，还有一些以个人命名的村庄，如鲁权屯，鲁权即是从山西迁移来的移民，因和他一块迁移来的亲戚在周边建村，且鲁权年岁较长，故名鲁权屯。张麻子村是以人的绰号命名的，刘宪庄村是以“刘宪”的名字命名的。因村中出名的人物起村名，虽然在德州的地名特征中不明显，却也时有出现。

以穆王庄为例，以“姓+姓”命名村庄的，主要是当初建村居民姓氏为两姓及以上，且姓氏人数大致相同。当一姓氏不能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时候，通常不能以一姓冠名此村庄，常常采用两姓及以上姓氏相结合的形式作为地名特征。

以大小为地名特征的有小芦家村（德州市乐陵市）、小曹村（德州市乐陵市）、小纸坊村（德州市禹城市）、小姚村（德州市宁津县）、小贾庄村（德州市武城县）、小杨庄村（德州市武城县）、小孙庄村（德州市武城县）、小胥庄村（德州市平原县）、小冯庄村（德州市平原县）、小唐庄村（德州市平原县）等等。大小是区分村落形态的，大的村落通常人口较多，村庄占地面积大。以小冠名的村落，坐落在大村落的旁边，这些村庄占地面积小，人口少。

德州各地地名来源复杂，从侧面展示出德州地域文化的丰富性。这种地名特征的多样性，背后是其历史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梳理，能够更好地了解地名特征的丰富性。

二、德州地名文化成因

德州地名正如董仲舒所说“名者所以别物也，亲者重，疏者轻……故正名以名义也。”地名在某种程度体现着德州的历史风貌和社会风俗，是一个地方的记忆，成为一个地方持久的名片。德州很多历史名村被历代文人歌颂，如四女寺，津期店，鸣鸡店等等。德州地处鲁西北大地，李白、杜甫、骆宾王、黄庭坚、文天祥、王世贞、吴与弼、顾炎武以及康熙、雍正、乾隆等都在此留下有据可查的文章篇目。骆宾王的《夏日游德州赠高四》是一首几百字的长诗歌，李白的《访道安陵遇盖还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书写了李白在德州寻找道士的经历。杜佑所撰《通典·州郡·古兖州》记载：“德州，春秋及战国皆属齐。秦置齐郡，汉高帝分置平原郡，后汉因之。晋为平原国。宋为平原郡。后魏、后周并为平原郡。隋初废，后置德州；炀帝初复为平原郡。大唐武德四年，平窦建德，复置德州，其后或为平原郡。”隋朝开通大运河，德州依此凸显出地理优势，往来德州地区的人群络绎不绝。这些人欣赏路途美景，欣喜于鲁北民俗风情；或感叹行路之艰难，思念远方家乡，或和朋友宴席游乐，吟诗作赋。他们中有经商的，有赶考的，有为官赴任的，有戍边打仗的，有投奔亲友的，有巡幸出游的，有荡舟田猎的，有献诗求荐，有到此移民迁徙的，不一而足。一个个德州地名见证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经历固化下来也汇成了一个个历史地名，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坐标。

（一）宗教文化的影响

“地名的主要功能是指称某个地方，然而人们在给地方命名时却赋予了它们很多文化色彩。”儒释道三教在德州地区都得到了长期的发展。受到宗教影响的地名多采用“寺”、“庙、庵、阁、观”等后缀起名村名，“堂”通常指的是“家堂”，是祭祀祖先或者家族议事的地方。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如表3。

由图表可知，德州各县市地名中，和宗教信仰有关的地名都超出3.8％以上，特别是临邑县更达到8.7％。明清德州地区，寺庙众多，直到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很多寺庙才被破毁。但地名作为一种历史见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德州发达的宗教文化。清朝德州本地作家田雯著有《清凉寺双桧歌》《长歌题四女祠》，其中的清凉寺在今德州市临邑县清凉店村，寺比村古，村以寺名。宋末毁于战火，后复修，明朝为临邑八景之一，常有文人墨客、商贾聚集。四女寺在今德州市武城县，传说为汉代四女孝亲的故事，田雯质疑认为是唐朝故事，来历难以考证。明朝李堂有《正德丁卯冬以府丞应召寓德州永庆寺奉寄仁仲家兄商决去就之怀用苏集韵》，清朝姚燮有《德州大风渡河至留智庙下车成歌》，其中，永庆寺在德州德城区境内，留智庙清朝属于德州，如今划归河北。德州寺庙文化兴盛，历代不乏文人墨客的书写。在地名中，如时庙村（德州市夏津县）、九龙庙村（德州市德城区）、陈庙村（德州市临邑县）、于庙村（德州市临邑县）、后庙村（德州市武城县）、龙王庙村（德州市齐河县）、前庙村（德州市武城县）、鲁庙村（德州市临邑县）等等。以庙、寺、堂作为后缀的德州地名不胜枚举，此处不再列举。也有作为三教合流的一种证据或见证的地名。如德州市夏津县的“三教堂”村，因当时村中建一庙堂，供有三教的圣人：孔子、老君、佛像，故名为三教堂村。德州历史宗教文化丰富，在一定程度上给德州地名增添了一道宗教的色彩。

（二）商业文化的影响

自京杭州大运河开通，特别是元朝以来，德州成为运河沿河的四大漕运码头枢纽之一。德州段运河是北京到南京的重要通道，当时“车舟所会，食货集散”“漕粮船挤、游人如织”，有“九达天衢”的美誉。德州的上游有漳河和卫河。两河并行后称为卫运河，自四女寺至天津段称为南运河。当时，德州运河码头众多，有的河段，在不足10公里的范围内竟十余个码头，足见德州以运河为依托形成的产业聚集是多么的发达。明朝王世贞的《卫河八绝》以及《德州渡口》等作品，对此有详尽的描写。清朝弘历的《过德州运河即事》等，对德州运河以及本地的生产生活也有描述。以运河商业为依托形成的村落，如“渡口驿”（为运河渡口）、“四女寺”（为运河枢纽）、“南口村”（位居运河码头南口）、“北口村”（位居运河码头北口）、“罗厂村”（运河沿岸村落，明清时期德州沿运河建有砖瓦厂，供建京城，借河船运。出厂产品加印戳记。此地有一窑厂系罗氏建造，故名罗厂。）、“青苏厂”（同上）、“袁厂”（同上）沿运河，逶迤而下。

除了运河沿岸，德州内地也有很多著名的商业聚集中心。如鸣鸡店，历史上曾是大型的商品交易中心，闻名乡里，以至于“鸣鸡店”附近的村庄，都改名为“店后”某庄，或“店前”某庄。如其村后的“店后王庄”，村前的“店前肖庄”等等。以店为名的村庄，大多是以商业店铺为起源，冠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如：桃花店、曹店、东店、魏店、北铺店等等。商业的繁荣促进地名命名中“店”字命名的比例增加。此外，以“集”“铺”命名的地方也多是商业中心。

（三）军屯与军事制度的影响

德州地名中有大量带有“屯”“家屯”“官屯”的村名，这些地名通常和当时的军屯制度有关。军屯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军屯制起源于西汉，后世不断发展，明朝初年飞速发展，而明朝初年正是大移民时期，这一时期大量居民迁住德州。在德州实行军屯的初期，朝廷拨发农业用具和耕牛，初期不征收税粮，并且军屯不属于地方政府管辖，属于当时的卫所管辖。卫所是明代兵制的核心编制单位，类似于古代的府兵制。从洪武到永乐，军屯在德州迅速扩张，到了永乐二年“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所谓官屯，“因为这些移民所耕种的田地属于官田，田地为政府所有。”譬如德州的张官屯村（德州市德城区）、东李官屯（德州市夏津县）、铁官屯（德州市武城县）、胡官屯（德州市齐河县）、西李官屯（德州市夏津县）、李官屯（德州市武城县）、宋官屯（德州市德城区）、乔官屯（德州市夏津县）等等。众多官屯促进了德州土地的开垦和村落的发展，以及移民人口的增加。

明朝初年的德州，官田的数量庞大。一些军官中的豪强大量侵占村民良田，所谓“邑人惧其暴，屯田惧其扰”。到了后期，“卫所官旗势豪侵占盗卖十去五六”，军屯逐渐和民屯混而为一，军屯和民屯都以“家屯”“官屯”命名。除了“官屯”制度，还有以“营”“寨”“堡”为主要命名特征的村落。“山东地名中带有营、堡、寨字的，都和当年部队驻扎作战防御有关。”很多以“寨”命名的村庄，有“民寨”，也有“军寨”。军事制度对地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甲马营”“七机营”等等，都和军事制度有关。其实，明朝的军事制度对德州的影响不仅如此。明朝初年在德州地区寄养了大批量的“官马”，让百姓苦不堪言。据《武城县志》记载：“本县原无官地草场，供饲为难……一遇郡司查点之候，供输勒索，民愈告病矣。要之兖东郡邑皆然，而武城小邑较为尤剧。”以至于明朝德州地区盗贼频发，著名的刘六、刘七、齐彦名起义就发源在德州附近，以至席卷全国。这些军队起初由“响马盗”发展而来。明朝嘉靖年间，德州武城县的学者刘希契，在《烈妇吟》中描写了刘六等“造反军”攻入武城县的情景：“毅皇六祀烟尘飞，燕南剧寇刘与齐。绛衣大剑若豺虎，萧萧钱骑来城西。”刘与齐指的是刘六和齐彦名，毅皇是明朝皇帝朱厚照的谥号。刘六、刘七事件的发生，根源即是当时的德州地区为军屯与军事制度剥削过甚。

德州地名的命名成因，除了宗教文化、商业文化以及国家军事屯田制度这样的“宏大叙事”对其的影响之外，还有在德州这片土地上生存生活的本土居民的“微观叙事”对地名文化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人是被抛入到世界的。人被抛入的地方，总有一个地名，这个地名是“此在”出发的坐标。“此在”在世界中游走，一个个地标，标记着“此在”的展开与成长。在“微观叙事”中，邻里关系、居民的期望、操持的行业等等，都对德州的一些地名文化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

（四）邻里关系对地名的影响

一个村庄的名字可以是村中人自己命名的，也可能是外人命名的。以“中国”为例，中国人自己命名此地为“中国”，但欧洲一些国家称呼“中国”为“秦朝”的“秦”，俄国称呼“中国”为“契丹”。地名的命名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彼此认知的过程。譬如任八村（德州市平原县），因当时村中有条闻名的小叭狗，村名被人名为“小叭狗庄”。后村民觉得难听，更名为任八，沿用至今。这种村名，都是村邻互动。德州有五个“博泉村”聚集在一起，当时五个村庄各有村名，五个村庄都是小庄，常常受到外村的欺负。到了康熙年间，五村联合商议，一同更改村名，取团结之义。因地势低洼，水源充足，水质好，统一使用“博泉”两字更改村名，分别取名为邢博泉，王博泉，许博泉，董博泉，张博泉。这些地名的变化，都是附近村邻互动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互动是“厌胜之术”的互动。譬如以一村名为“曹庄”、邻村村名为“马庄”，“曹庄”畏惧谐音“马吃草（曹）”，改名为“杀马庄”。又譬如德州的王卞庄，原名草庄，因附近有个牛头湾，湾嘴正对草庄，畏惧“因牛吃草”一说，更村名“王鞭庄”，意“鞭打牛”，后改称王卞庄至今。这种地名历史为正史所不载，但在当地却口耳相传。

譬如德州的张老虎村，明朝正德年间，张姓从山西洪洞县带一头水牛迁来建村，取名水牛张庄，后改为张老虎村。此一村改名，带动周围村庄连锁反应，纷纷改名，以“厌胜”之。村南的铁古寺村的村庄，改名为“打虎集”；附近的“造姑庵屯”，改名为“捉虎村”。由此种种，可见明清之际的德州村落间互动既造成了利益的纷争，也促成了村落的抱团团结。对地名的追溯，能够了解当时社会村落之间的基本关系风貌。

（五）期望和祝福对地名的影响

人的名字寄托了长辈对后辈的希望和美好祝福。一些地名也是如此，比如安”、“定”、“华”、“昌”、“盛”、“天”、“和”、“平”、“兴”、“广”、“永”、“光”、“福”、“顺”、“达”、“禄”、“祥”、“富”、“吉”、“寿”、“通”等一些名词用在地名中通常会表达一些美好的祝愿。

德州有太平庄，安善仁村等。邢博泉村在更名之前，原村名为仁美关庄。德州有“良庄”的地名，村民口传是恩县县令感叹此地百姓是“良民”，故赐名“良庄。”德州市王贤屯村，原名望乡屯，后取礼尚圣贤之意，改为王贤屯。1958年，隶属于超美人民公社的李国庄，在1965年改名为胜利村。德州当时有“超美赶英”，积极响应号召，这种公社的命名以及“胜利村”的命名，不能说不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到了近年来的商品房建设时期，各种“优雅”“豪气”的地名更是充斥在德州的地图上。“地名命名方法很多，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应视不同情况、不同地区而定，最忌千篇一律。”如畅和苑、幸福家园、新领域国际花园、金腾豪庭等等，房地产开放商对地名的“单向度”取名，唯“雅、豪、尊、贵、大、洋、怪、重”为地名起名标准，导致地方地名文化的丰富性受到冲击。“一个城市如果丧失了地名文化，就如同没有了根的浮萍、缺失了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以祝福和期望进行命名，展示出本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向往包括平安吉祥、荣华富贵、忠孝仁义等等。

（六）产业的影响

居民的生计和产业对地名文化也有着重要影响。坊、店、铺等村庄地名通常描述了他们的生产产业类型。如德州的糖坊，是以经营糖为产业的。德州皮条张，以售卖皮毛为产业。德州的炉坊村，原以打铁为业，制作火炉为生，命名炉坊村。德州的罗厂、青苏厂、胡家窑、盆吴庄等等，以烧制盆窑、砖窑等产业为业。德州的冶庄，当初以冶铁为产业。这是家庭手工业对德州地名的一些影响。农业产业对德州地名也有影响，如“菜园”“桃花店”“花园屯”“杏仁店”等等德州地名中也有建筑产业的影响，譬如“楼”“亭”“阁”等。德州的王家楼、陈楼、唐楼、杜家楼、王凤楼、耿楼等等，都是以“楼”这样的实体建筑产业为地名命名特征的。德州的王阁、十二里阁村、沈家阁村、徐阁等，“阁”是旧时楼房的一种，一般两层，周围开窗，多建于高处，可凭高远望。德州的亭子村，也是以“亭”为地名命名的。德州的王家皋，“皋”是一种像塔形一样的建筑，上小下大的一种建筑。居民的生活生计，作坊手工，轻工业冶炼，建筑产业等等都在德州的地名中占据一定的比例。

三、结论

“任何地名的产生，一般都反映出当时这个地名出现、存在和延续的一些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规范地名的使用，地名的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就在于传承文化和历史。”地名是地方文化的“活地标”，向人们展示着它的过去和诉说着其现实存在。德州的地名特征主要有两个倾向，一个是自然地理，另一个是人文地理，对其地名特征进行文化分析，可以了解德州本地的宗教文化、商业文化、军事和军屯制度等等。同时，德州地名和本地居民的生活关系是十分紧密的，邻里关系、期望祝福和生活产业等等都会对地名文化形成影响。地名是一个存在着的，依旧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文化存在。地名文化研究对地方的历史文化和世情风貌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来源：《德州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作者：吴玉琨

选稿：耿曈

编辑：佘本金

校对：林丽婕

责任编辑：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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