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娟，中共佛山市委党校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

柳士顺，中共佛山市委党校研究所主任、管理学博士。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综合运用，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赛博空间（cyber space），又称“网络空间”，这是一个以信息和知识为交换对象的虚拟空间。至此，人类便进入了由网络、物理、社会三个空间组成的三元空间时代。三元空间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诸如邻避运动这类集体行动的样态与演进。本文试图以场域理论为视角，深入考察邻避运动中的信息在三元空间的传播规律及其对邻避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的影响，以期为邻避运动的有效治理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一

文献综述

（一）三元空间

随着信息化的进展，人类的生存空间逐渐从二元空间向三元空间发展（Zhuge，2014）。通常说的第一元空间是指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由物理环境和各种物质所组成，为生物的生成和进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其中，人类创造了各种人工制品和空间，以实现生命的意义。第二元空间是指社会空间（social space），即人类社会交往空间，发轫于家庭，随人类的变化而发展（Ahmad et al.，2019）。第三元空间是指赛博空间（cyberspace），即由计算机和互联网组成的“网络信息”空间，在其中，参与者通过数据交换进行沟通（Hozdi & Butala，2020），它是由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创生的空间。“网络-物理-社会”空间是一个多维复杂空间，这个空间酝酿和发展出不同的子空间，不同类型的个体在这些子空间中或直接相互作用，或通过网络、物理、社会子空间相互影响。形形色色的个体和社会角色和谐共存，不断发展，为彼此提供适当的信息、知识、产品和服务。这些个体和社会角色通过各种环节相互作用，并根据社会价值链（social valuechains）自我组织。三元空间为个体提供了健康的和有意义的生活，并根据总体能力、物质基础、知识和服务流程周期保持了合理的个体扩张速度（Zhuge，2011）。三元空间范式在智慧型城市（smart city）（Cassandras，2016）和工业4.0时代的人机协作（Yilma，Panetto & Naudet，2019）等领域均有应用。

（二）三个空间的传播特征分析

结合传播学分析框架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试图对不同空间中的信息传播提供一个新的理解。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如同不同节点（nodes），他们经由不同的传播模式形成不同的连接（links），从而形成一个基于传播的社会网络（Wasserman & Faust，1994），在不同的空间，这一网络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表1所示，Haythornthwaite（2005）、Nekmat、Gower、Gonzenbach和Flanagin（2015）的相关研究为理解三个空间在传播上的区别提供了洞见。

第一个维度是传播者（communicator）。在社会空间里，人们所从事的主要是基于个人化网络（personal network）的面对面传播，传播者基本上是具有强连接关系的个体，如家人、亲戚、朋友等；网络空间内的传播主要基于弱连接的疏远网络（distant network），传播者通常具有共同的兴趣或者利益；物理空间内的传播主要由比邻性（proximity）和亲疏性来决定，在乡村等传统社区，传播者为熟人，在都市化社区传播者大多为具有共同志趣或喜爱一起活动的群体。第二个维度是传播内容的异质化程度（heterogeneity）。在社会空间内，传播内容同质化程度较高，这是由于提供的信息、经验甚至是信息来源更为相似；在网络空间，弱连接的传播者由于各自源于不同的网络，传播的内容异质化程度更高，更能够提供多元的、甚至是竞争性的信息；物理空间的传播内容异质化程度通常也比较高。第三个维度是信息与资源交换。社会空间的信息与资源交换是基于高度亲密关系，交换更为频繁，个体从交换中互惠；网络空间分享资源的动机不足，且多是出于工具性的交换；物理空间内，呈现的是一种比邻性或关系性交换。第四个维度是信息呈现与沟通方式。社会空间内有可能结合肢体语言沟通，从而形成更紧密的情感连接；网络空间内则主要以文字、图片等信息性沟通为主；物理空间主要通过张贴、挂横幅、广播等形式传播，意在诱发集体情绪，为集体行动作准备。第五个维度是传播属性。社会空间传播的主要是私人话语；网络空间既有私人属性，又有公共属性，保密性要求没有社会空间高；物理空间的突出特点是公共性，信息传播不针对特定个体。

（三）邻避运动中的信息在三元空间中的传播与演进

邻避项目属于在地具有显著性的公共议题，在国家强调环保和维稳的宏观政策下，考虑到邻避项目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抗争性集体行动便成为在地民众表达担忧的一种选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抗争形态，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基础上建构和生产了行动者的虚拟抗争空间（virtual protest space）。抗争信息在三元空间中的相互传播与切换变得更加频繁与复杂，对抗争活动的规模与走向产生更大的影响。

1.社会空间：议程凸显与再框架化

社会空间内的传播者主要处于亲密个人网络，通常包括家人、朋友、同事、以及来自学校或工作的同龄人（Fisher & Boekkooi，2010）。社会空间中成员之间强烈的、面对面的信息交流可以帮助个体实现以下功能。一是为个体提供参考群体（reference groups），帮助他们意识到某些社会政治问题的重要性（Glynn & Park，1997）。二是通过交流与传播，对信息进行“再框架化”（reframing），从而驱使个体参与到更大范围的集体行动中去（Bimber，Flanagin & Stohl，2012：141）。三是促进集体行动组织者和潜在成员构成社区内的关系信任；使朋友熟悉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事项，并帮助个体建立信念，即该活动是合法的，其策略也是适当的（Thackeray & Hunter，2010）。在国内，邻避运动通常会伴随政治力量的介入，在社会空间进行私密性的信息传播成为一种降低或规避风险的动员策略。邻避运动的开展需要邻里间团结一致和相互鼓励，来自社会空间的社会支持、情感援助和强关系可以为行动者提供集体行动所需要的激励和团结（McAdam，1986）。

2.网络空间：基于弱连接的信息流

网络空间将信息从社会空间扩散到网络，主要实现了以下功能：第一，构建了一个社交网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交媒体打开了新的线路，而是使用这些线路改变和提升了传播节点之间的关系，在群体成员之间建立潜在的连接性（latent tie connectivity），基于兴趣或共同需求便会产生弱连接。第二，基于社交媒体的网络空间塑造了网络公共领域，并促进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社区之间的交流。网络空间内的活动包括评论、转播收到的信息、上传材料，加入、关注或点赞某则信息。这些在线支持的公开表达事实上是社区成员之间不断的交流过程，通过促进实时、快速和有效的抗议动员及示威活动的协调来增强参与者的招募和动员（Maireder & Schwarzenegger，2012）。第三，基于网络空间的宽松的在线联系可以提供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个人参与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例如邻避运动），并有助于为物理空间的抗议者提供实时在线协调和动员（Juris，2012）。相对于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而言，政府的不完全控制以及不同政府部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以及方法并不完全一致，为基于互联网的草根动员提供了可利用的空间（黄荣贵，2010）。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匿名化特征，行动者对待邻避项目可以群情激昂地参与线上抗争，甚至制造出特定的语言（比如散步）和符号来传递指令，这同样也成为特定动员情境中的一种去组织化的动员策略（陈晓运，2012）。同时，网络空间大批量异质性信息的广泛传播也为邻避运动的二次动员提供了可能。

3.物理空间：集体行动的发生与延展

集体行动是在特定的物理空间中聚集在一起的个体消失其个人的自觉，将其思想和感情全部凝聚到同一个方向而开展的组织化活动（郝健宇，2015）。邻避运动属于提升群体不利处境的集体行动。无论哪种集体行动，均属于在地在场化群体行为。众多个体集聚在同一个地区，多种传播形式同时使用，既可以面对面交流，又可以即时通讯，真正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信息联动，这种联动能够增加集体行动的参与度，提升活动强度。集体行动的旁观者受到在场行动者的鼓励更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行动之中。由信息技术提供的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让受众直接感知到集体行动正在发生的场景，增强人际亲密感，进而驱使其产生与行动者相一致的行为。

从三元空间的角度来分析，基于社会空间内信息的流动为网络空间的更大规模的信息传播奠定了基础，基于社交媒体的网络空间的互动为物理空间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准备和预演。一般说来，网络空间主要用来收集集体行动的信息和机会，线上交流互动不仅有助于吸引大量的人员参与，而且能够有效地确立该运动的合法性、统一性以及增强支持者之间的团结，这些对于促使人们参与物理空间抗争行动至关重要（Greijdanus et al.，2020）。尽管如此，集体行动的发生仍然有赖于社会空间中成员之间强烈的、面对面的交流关系，这种强关系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各级政府及项目推进方如果能够综合运用三元空间的传播特性和规律，那么在应对邻避运动这样的抗争性集体行动上，更有可能形成社会共识，进而实现多方共赢。

二

三元空间场域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采用三元空间模型作为研究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框架，三元空间中的三个空间构成的场域边界相对模糊，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三者既相互区分又相互交叠。三个空间依其各自的典型表征区分开来，社会空间重点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理空间展现的是地理位置及附着的建筑物，网络空间的主要功用则是基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数字数据交换；同时，三个空间又是交错重叠的，其中任何一个空间都不能脱离其他两个空间而独立存在，否则，当今时代的集体行动就不可能发生。本研究恰恰运用三元空间这种既相区分又相交融的特性来分析数字时代集体行动在线上与线下相互联动与相互切换的运行机制。

三元空间中的集体行动还涉及到场域的概念：

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布迪厄，华康德，1992/1998：133-134）。

政治场域中，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因其所占有的资源包括政治权力、公民权利、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话语权等存在差异，在针对具体事项的行动中也会选择不同的策略（布迪厄，1997/2005：22-35）。

邻避运动中的行为主体为：民众、利益集团与党委政府，三方在三元空间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场域，其结构如图1所示。

第一，在物理空间，党委政府和利益集团属于支配方，他们具有改变物理空间的权力和资源，当地居民属于被支配方，由于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维稳导向，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抗争成功的可能性。第二，在信息空间，党委政府具有一定的操控权，可以掌控信息空间的结构和容量。当地居民可以利用社会化媒体重建信息生产和传播渠道，如微博、微信群等，从而形成信息阶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官方的信息管控。利益集团通过联系境内外政治同盟，增加网络抗争空间的容量和强度。第三，在社会空间，党委政府可运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宣传和司法，宣传的目的是正面引导，司法的目的主要是控制邻避运动的进程和规模。当地居民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聚合成行动群体进行抗争，利益集团通过利诱或威吓在意愿和行动之间起到催化作用。

三

X镇邻避运动背景及研究方法

X镇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中部Y市S区，是著名的侨乡。该镇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形成了以五金、家电等为主要产业的多元化工业体系，该镇入选“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前100名”，邻避项目所在地的M村村委会位于X镇中心城区以西2公里处。此外，S区是制造业重镇，S区每年都有两万吨源于金属表面处理、化工等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需要处理。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S区启动了危废处理中心建设项目。2018年10月16日，SK绿色科技有限公司发布《S区绿色工业服务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第一次）》，公司拟在S区X镇建设危废中心。公示列出了项目的主要规模以及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如 “在采取有效环保措施控制污染的情况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是否赞同本项目的实施？”等。获知公示信息后，网民提出了一边倒的反对意见。对此，10月18日，S区区委政府宣传平台正式给出官方表态，表示S区将建设绿色工业服务中心，不会污染周边环境。10月21日、22日各种传闻在微信群中广泛传播。23日，上千名公众在X镇广场聚集并在附近游行。24日，更多公众聚集。25日，X镇人民政府网发布公告，紧急叫停计划建设的危废中心项目。

X镇与研究者所在地属于同一个大的行政区，距离不过数十公里。由于研究者长期关注珠三角的邻避运动，对于此类事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且与相关人士长期保持畅顺的通信联系。研究者通过朋友圈得知此次事件后，随即启动跟踪研究。在事件的整个进程中，主要采取非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收集信息。一方面，作者尽力保持客观的态度，以局外人的立场对事件涉及的各个利益主体进行观察分析，试图客观地揭示整个事件发生的动因和机制；另一方面，研究者通过具有高度信任关系的熟人网络，如同事、朋友等及时获取第一手资料，以保证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全面性。深度访谈的人群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参与者，通过朋友和同事作为节点，联系了他们连接的同学网络和亲戚网络，主要包括M村的村民、M村隔壁村前来声援的村民、X镇围观此次事件的其他村民；二是政府处理此次事件的行政官员，主要包括区镇两级六位干部和一位跟踪此次事件的省机关干部；三是曾前往现场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与综合维稳干部多名。为取得被访者和联系人的信任，作者主要通过熟人介绍，并承诺在全程访谈过程中不录音，在研究成果中作匿名处理。

除直接信息外，作者还尽量多地收集了网络上关于此次事件的信息文本，这些文本主要来自被访者的微信朋友圈、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从文本的生成日期来看，10月23日和24日生成的关于此次事件的网络文本数量达到最高峰。从文本的生产者网络来看，根据网络部门的观测，这两天新产生的接近500人的微信朋友圈超过3个，数十人到数百人的微信朋友圈有数十个之多，表明由于一个共同的关注议题，人们可能会突破原有的微信社交网络形成新的主题网络。分析新浪微博关于此次事件的文本，便会发现文本的生产者缺乏大V这样的超级节点，但上百个普通的节点仍然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将这两天的事件现场播报出来，从而形成事件现场信息的去中心化传播者网络。

四

邻避运动中不同空间场域的轮动

邻避运动的行动主体在三元空间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场域，各行动者依据各自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资源、资本、关系网络等优势选择行动策略，构成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并在交织往复的活动进程中调适其行为。

（一）社会空间中的环境异议

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交往中，会形成一些内部相似性较强的群体，虽然群体内的成员有一定的互动，但在平时联系也不会太多。如果没有一个议题，群体成员之间处于比较松散的连接状态。一旦有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就会激活基于已有群体的社会网络（group-based network）。此次事件中，邻避项目激发了社会空间中政治抗争场域的形成，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有争议的议题、发动者（initiators）、基于信任的人际传播。

1．有争议的公共议题

能够激活基于群体社会网络的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公共性，议题与不同群体及其社会成员直接相关；二是利益相关性，这一议题对群体成员的生活工作环境产生影响；三是争议性，一个容易达成社会共识的议题通常不会引发抗争，此次邻避事件中，政府与公众对于风险的定义各执一词。针对SK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示，公众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以下四点：一是选址周边人口稠密，选址距离民居区只有数百米；二是该选址位于低洼地带，周边是大型的鱼塘养殖基地，危废物处置过程中的有毒物质容易渗入地下水和地表河流；三是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足二公里；四是该项目所委托的环评监测公司在一年前被另一市的环保局通报批评，当地居民对于这样一家公司是否能给出科学公正的环评报告心存疑虑。

2.发动者

任何一次集体行动都会有发起者，研究表明，那些处于社会主导地位、并且与其他群体成员有着紧密连接的人更有可能成为集体行动的成功发起者（Sueur & Petit，2008）。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者设置目标、提出策略、定制计划、并形成意识形态，集体行动能否在社会中扩散，是否参与运动，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否能形成共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行为（Morris & Staggenborg，2004）。

此次事件中，发起者由以下人员组成：一是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例如周边的居民、学校的家长；二是被剥夺者（the deprived），如因建立危废中心而导致其物业价值大幅降低的业主；三是反社会者（anti-socials），在经济发达的X镇及周边地区，由于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村集体组织两委干部的选情异常激烈，村里的被访者称，“失势的那一派有时候会推动一些事儿”。X镇M村的阿杰说，“有的人挨家挨户去发钱，让大家签名，不过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很多人不愿意签名，毕竟也怕有麻烦，但也有一些人签了。”按照村里公布的“不赞同项目实施的签名表”称，共收回签名资料4456张。一位体制内的维稳人士称，“如果没有组织和策划宣传策略，不会在瞬间找到一个引爆点，这个引爆点很准，一定是前期有策划，国内外势力都有，虽然法律法规规定游行示威达到多少人要向公安机关申报，但这次他们肯定没有走这个手续。”

3.基于信任的人际传播

在建立固废处理中心这一议题上，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呈现出鲜明的对立。官方话语将其定义为“绿色工业服务中心”，民间话语则将其定义为“黑色的、毁灭性的污染源”。这种民间话语首先发酵于基于亲情和友情等强关系、强信任的社会网络中，这时借助的主要是口口相传的影响。X镇的阿梅称，“我开始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后来听我姑姑说起来，我姑姑就在那个村，再后来我们家亲戚就都知道了。”X镇的阿伟则是从自己的同学那里听说了要建固废中心的消息。

此外，这起抗争事件的社会空间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虽然X镇经济发达，但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的乡土社会空间，以熟人社会为主，这与基于现代城市的社会空间或陌生人社区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天然的亲属、亲缘、宗族关系会催生一个稳固的社会交往网络。换言之，在乡土社会，集体行动更具爆发力。

4.社会空间的情绪传播

最早产生于社会空间的情绪主要是恐惧和愤怒，例如动员居民上街抗议的海报中出现了流泪的小学生、浓浓的黑烟等图片，以及一些文字信息，如“请叔叔阿姨救救我们”“危废处理中心距离小学1000米，距离居民区500米，靠近水厂”“化工垃圾场建成后我们这里将变成死城”“聚集的大批村民都是在苦苦挣扎争取生命”等，这些信息和情绪在社会空间迅速传播。首先，一些处于节点位置的、特征向量中心度较高的意见领袖，例如当地学校的校长、宗族的领导者等对此类信息进行情绪化处理；第二，将情绪化信息从意见领袖传递到具有紧密联接的社会空间节点，主要是亲属和同学，这两类人群的信任度最高，传递的效率也最快；第三，通过一些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人物，如基层自治组织的负责人、社区综合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等，将愤怒和恐惧的情绪从一个群体传播到多个群体。

（二）邻避议题从社会空间进入网络空间

1.信息阶流从本地走向境外

信息阶流（cascade）是指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影响了周边人群，这些人群进一步激活了他们周围的人，以此类推，产生了一系列的行动。当某个信息阶流启动之后，其规模取决于被启动的人群数量，当这个启动过程不断重复，便会发生社会传染（socialcon tagion）。信息阶流分为本地阶流（local cascade）和全球阶流（global cascade），本地阶流仅影响小规模的个体，通常终结在一至二个信息传播梯阶；全球阶流则通过多阶传播影响更多个体（Watts & Nodds，2007）。本地阶流到全球阶流的信息扩散导致网络空间不断生产和膨胀。

议题的讨论一开始在群体范围之内，但很多群体通过发起者及其追随者的互动，将一个个小的群体融合成一个更大的多元化的社会网络，在社会空间内是由群体主导，但在网络空间变成了一个集体，从而取代了群体的作用。随着集体一同产生的是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集体认同创造出团结感以及参与行动的动机，集体认同的表现形式包括共享的阐释模式、价值观、象征符号、项目以及指引。一项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通常是经由参与个体之间的互动产生的，在网络空间这种互动更为便利和频繁，换言之，在网络空间更容易形成议题指向的集体认同。与此同时，由于参与个体互动的社会环境是异质性的，单一议题指向的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也很脆弱，需要不断调整。集体认同构成了概念性的边界（conceptual boundaries），并形成社会运动动员能力的基础。集体认同使得参与个体在即使未从运动中直接受益的情况下仍然参与（Dolata & Schrape，2016） 。

10月16日，SK绿色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公众参与环评信息，次日，在具有影响力人物（influential）的推动下，建立了“X镇将建危废站”微信群。除了建立微信群，处于中心节点的影响力人物还在百度贴吧频繁发帖，张贴有关信息，对网民进行动员。例如，在百度贴吧“环境吧”上，自10月24日凌晨开始，到10月24日晚，本地网友“纯瑶至上”共发布六条动员信息，如“X镇抗议，拒绝危废处理建设”，引发数十名网友跟帖，网友“分手总是要下雨”称，“顶上去，我们已经饱受这些电池厂、喷漆企业、塑料企业的污染，现在还搞个这样危化品处理，就是想毒害珠三角的平民，可能有钱人永远不会饮用自来水，先死是穷人，但不要忘记你吃的肉，吃的水果总有一天会被污染”。

此次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主要借助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微信、微博、百度贴吧、本地论坛、今日头条等。社会活动者通过社交网络渠道进行微型广播（microbroadcasting），也就是说，他们允许个人通过人际之间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快速、廉价且有效地发布大量信息、链接和更新，产生大规模病毒式传播的效果。社交网络工具允许活动者快速传播信息并协调跨空间的运动，它们可以最有效地使大量个人在抗议时聚集在特定的物理位置。这些工具并未生成或组织网络，而是主要链接并帮助人际网络拼接在一起，通过病毒式通信流促进具体区域内个人的大规模聚合（Juris，2012）。

此次事件通过互联网以及社交网络的动员，也发展出集体行动的“外部盟友”， 主要是指X镇周边地区的人。“走开m死基佬”在论坛里称，“我也不是X镇的，但我们这个区已经够污染了，干脆就弄个更大的让我们这里灭绝，成为死亡水源头？”许多周边地区的人在微博、贴吧里进行声援。

2.网络空间场域的情绪分析

在网络空间内，抗争空间在影响力人物及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不断生产、扩展，同时，个体情绪从隐性走向显性，个体情绪之间相互传染，形成集体情绪，从而促使大规模集体行动进入准备状态。此次事件中，各种标语、口号、动员信息提升了人们的焦虑情绪和情绪的热烈程度。比如，动员口号和海报上写着“每天处理垃圾417吨”“危化厂距离村民500米、小学1000米、旁边就是水厂”。社交媒体的帖子也出现了“癌症”“死刑”这样的话语，例如，“危害废品站进驻X镇，等于给我们全区的人判死刑了”等。随着社交媒体信息的扩散，以及人群之间的情绪传染，出现了越来越多有政治参与倾向的跟帖和话语，如“X镇加油！全力阻止危废处理中心入驻X镇”“X拟建大型危废品处理场，望所有X镇的人一起为家乡对污染说不！！！”经由社交媒体的催化，不但个体情绪被启动，还使得高认同成员间的共同愤怒意识进一步加强，从而形成群体愤怒情绪（group-based anger），集体行动一触即发。

3.网络空间的博弈

在网络空间中，集体行动的参与者、相关利益集团以及党委政府的博弈此消彼长。社交媒体上的动员信息总量不断增长，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也对网络空间进行渗透干预，一是派人打入社交群圈内部，以成员身份发表一些言论；二是删帖，降低网速，不断压缩“负面空间”。经过各方主体多年来的博弈互动，党委政府已经能将这种空间博弈的均衡维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在访谈中，一位有较深专业背景的网络管理者告知“总的来说，这次网络上的情况觉得比较可控，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情况，并没有完全把这些视频封掉”。

（三）抗议游行：从网络空间走向物理空间

10月23日，受群体愤怒情绪的驱动，在相关组织者的推动下，上千人参与了抗议游行。在访谈中，一位参与事件处置的知情人士称：

23日人不算多，但围观的人很多，造成了很大影响，围观的人会拍视频，把游行作为行为艺术进行放大，形成舆论压力，给境外媒体供料。另一个特点是造假，这种游行作为行为艺术，传统媒体不可能报道，组织者就把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发生的类似事件视频剪接加工拼接进去，让人感觉到X镇这一次游行示威声势浩大。以前人们会认为眼见为实，但现在的媒体时代视频也可以造假。

相关群体的抗议从网络空间走向物理空间，同时又经由社交媒体和境外媒体，不断扩大网络空间，这反过来催生新的物理抗争空间的生产。

10月24日，下午14：00-17：00，X镇的很多居民通过微信朋友圈收到了抗议游行的动员信息。这则信息的标题为“爱我S区、爱X镇，呼吸X镇的最后无毒空气”，信息称，根据X镇各村民的意见：

定于今天晚上8:00开始徒步，地点：长江花园（永和市场），希望各位群众自愿参加这次徒步活动！1.各群众自行组织集合徒步！2.望各村民徒步过程中让X镇的家人了解高危工业垃圾焚烧厂对群众的危害。3.文明徒步注意安全，不要有过激行为！徒步始点：长江花园（永和市场）；徒步重点：X镇广场。4.我们的口号：抵制危废，让我活下去！

10月24日晚，参与游行的抗议人士达数千人。

在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互动与转换中，有这样几种角色。一是组织者（organizer）。其主要的职责是制定集体行动的目标和策略，并发布消息。在访谈中，一位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告知，“这个事件肯定是有策划的，很懂媒体规律和法律，从截图里面看，不断提醒一定不要有过激的行为，如果有这个行为会判刑三年，这说明有势力在推动，但具体是敌对势力还是当地势力，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知道”。有一位当地知情的干部分析了事件背后的推动者，“村民从自身的利弊考虑，参与进来这是比较正常的一面；周边的企业，包括一些韩国化工企业，以及涉及商业用地出让的以及高新区内的制造企业参与其中，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企业是以盈利为导向的，毕竟建在这里会影响地价、生产、成本、出口等”。二是跟随者（follower）。其主要工作是在网络空间转发各种动员信息，或参与线下抗议。三是围观者（onlooker）。他们在游行过程中拍视频，在社交媒体分享，成为事件的传播者。前三种角色的互动同时扩大了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四是境外其他势力。境外势力尤其是海外媒体的参与使得此次集体行动事件由本地信息阶流转化为全球信息阶流，换言之，虚拟空间的抗议信息变得全球化，信息阶流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给当事党委政府形成更大压力。

（四）抗争活动在三元空间的消解

在网络空间舆论与物理空间抗议的双重压力下，X镇所在S区相关党委政府部门迅速召开区镇两级联系会议，提出针对三个空间的危机化解措施。在物理空间张贴告示：“接上级通知，经充分听取市民群众意见，决定停止本次绿色工业服务中心项目工作。特此公告！”同时，在关键地点设岗值守；在社会空间，派干部下村，挨家挨户走访村民，了解他们的想法，耐心说服解释，让他们相信党委政府的承诺，不要再搞群体抗争，由此阻断就此议题激发的社会网络连接；在网络空间，加强舆情监测，将群众主要的看法、意见和诉求罗列出来，分类处理。事后访谈中，一位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说：“政府部门发布了暂停该项目的公告，舆情也平息了。舆情事件最终还需要线下的妥善的处理，需要直截了当的跟群众沟通”。至此，抗争活动在物理空间完全消失，社会空间中也鲜有议论，只是网络空间有些零星的言论。

五

讨论

本文以场域理论为视角，运用三元空间模型对发生在珠三角一起邻避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及其演进和影响结果进行了分析，此次事件发端于社会空间，后转移至网络空间，最终走向物理空间的抗争。在此过程中，每个空间都有一个扩张、收缩的演化路径，空间的变化以及走向取决于参与者、利益集团、党委政府等各种力量的博弈。此次邻避项目抗争的演进如图2所示。邻避项目引起物理空间配置的改变，而且这一改变有可能产生负的外部性，导致了社会空间场域的形成，当地居民分群传播并形成群内共识，党委政府通过发布信息进行解释，利益集团运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加速政治场域的形成。到了信息空间，实现了不同群体间的链接，形成了集体性在线社区，产生信息外溢，党委政府和利益集团均根据各自的目标和资源，改变信息空间的结构和容量，进而影响信息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互动，最终决定了邻避运动的走向。

纠缠在一起的多种不同权力主张相互作用，决定了不同空间和社会运动的走向，换言之，权力是以一种强烈的空间嵌入的方式（spatially embedded）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对涉及邻避项目的公众而言，对空间的控制成为了抗争的关键，无论是网络空间还是物理空间，参与者将身体、噪音、旗帜、口号、价值等置入到这些空间，从而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权力提出挑战，这也就是象征地理（symbolic geography）的再组织化（Jansen，2001）。

从此次抗争事件可以看出，邻避运动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环境”这一后物质主义价值（post material values）呈现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Croteau & Hoynes，2014：294），容易成为有争议的公共议题。二是在网络空间，以社交媒体等为主的媒介可以记录事件、动员参与并对抗议行动进行病毒式传播，从而催生了低门槛抗议。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的、去中心化的和交互式的基础设施建立起传统媒体之外的独立媒介平台，相关新闻、图片和视频在平台上发布、扩散（Dolata，201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本身具有结构化和制度化的含义（structuring and institutional meaning）。

一位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在访谈中总结了此次事件：

以前舆情是从新浪微博到传统媒体，现在是前置到微信圈群，相同观点的人拉一个群，迅速在暗中发酵，根本没有通过传统媒体这一层，直接爆发、跳转了。从舆论的表面上看，大家对这个事情都没有反对，看上去没有民情，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潮汹涌，线上的聚集发展到线下，线下鼓舞线上，最后是集体散步。

三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扩大了抗议表达的可能性以及抗争剧目（the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Tilly，1993）。正如一位进行网络监控的具体操作者所言，“这个事件是通过微信群圈发酵的，只有在他的朋友圈，才能知道。如果没有进入这个群，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即使进去了这个群，他说没有违法的信息，也不能对其进行违法处置。他们说散步，也不是非法聚集。”四是此类事件是否产生激烈冲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地的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性质和类型。X镇毗邻港澳、经济富裕、社会组织发达，一方面，民众维权意识的觉醒与结构多元的动员相耦合形成了具有共同指向的认知，且在长期的维权活动中发展出来一套博弈策略，既能充分、理性地表达自身利益和诉求，又不触碰政府的维稳底线。另一方面，为了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也会妥善处理民众的集体诉求。在访谈中，一位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公安干部称，“只要参与者不拦路不破坏，我们公安就站在那里。如果只是拿着标语，没关系，我就在那里陪着。如果要谈就要跟政府谈，只要不破坏社会，我们就比较克制。”名叫“窝蛋双皮奶”网民事后在网上这样评论，“危废处理点兴建被抗议得风声水起，公安到场竟然只系维护秩序并没有镇压或驱散扣押等，这比较意外，突然觉得人民心声诉求表达上进了一大步，同时对X镇人民的大规模的游行可以这么有秩序地举行和平表达诉求表示点赞。”

此次邻避事件从发酵到平息一共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与国内大多数邻避运动一样，也是以项目的停建为最终的解决方案。三元空间从和谐走向冲突，从稳定走向扩张，最终回到常态，背后有哪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抗议的消失是否意味着问题的解决？X镇的民众真的不需要一个危废处理中心吗？政府如何顺畅地提供有邻避特征的公共服务？邻避项目的未来又在哪里？事实上，在危废异地转移受阻、本地缺乏危废处理中心的情形下，X镇企业的非法倾倒现象十分普遍，大量的印染、纺织、化工、电镀等企业将未经任何处理的危废直接排掉，最终X镇及其周围的每一位居民都得为此买单。未来若要重新启动该项目，除了提升选址的科学性之外，政府和项目建设方应在当地的社会空间和网络空间，恰当选用传播渠道，尤其是新型传媒，充分宣导和讨论危险废弃物偷排带来的危害以及集中处理为民众带来的福利，将舆论向达成共识的方向引导。

总的来说，三元空间场域理论是分析互动交融的复杂性现象的理想模型之一，场域是由参与主体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活动场所，各参与主体在场域中展开竞争，每一个场域都充满着不同力量关系的对抗，其中，有占支配地位的主导者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抗争者，场域的界限在场域作用停止的地方。本研究中的邻避运动在三元空间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场域，该模型能够揭示在社交媒体背景下，一项集体行动是如何在三个空间内生成、扩大、转化与结束，以及各种力量如何在不同的空间争斗、博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三元空间模型也许不止可以解释邻避运动，还可以解释数字时代其他议题集体行动的生成演化机制。此外，三元空间模型也提示了社会风险治理要注意的事项：一是有争议的议题或项目发布之前，要做好风险评估，要关注谁可能会利用这个事件，触发、催生集体行动，对可能涉及的各方进行沟通、督导、化解和政治吸纳。二是网络空间的治理要把握好一个度，过于宽松的网络治理可能引发不满情绪的蔓延以及抗议行为的病毒式传播，过度压缩网络空间则可能导致情绪缺乏宣泄的途径，暗潮涌动的不满情绪可能会指向某一个议题和事件，最终导致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爆发。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1月15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的《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为网络传播的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政策保障。三是格外重视社会空间，通过修订相关法律、完善决策流程、平衡各方利益、强化情感沟通，获得社区公众对邻避项目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四是各级政府平时要注意对三个空间的维护，注重每个空间的关键节点及其连接和影响的社会网络，加强政府与那些中心度较高的节点的联络，增强政府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应用。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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