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存在问题”发展研究》
张婧仪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6年5月
文｜张婧仪
“实际生命”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它要作为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突破口，通过揭示生命自身的生成与展开，抵制那种把存在理解为“现成在手存在”的对象化倾向；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承担起作为新现象学基础的经验起点的功能，使哲学探究仍保持严格性，而非沦为诗性描述或心理经验的再现。
也就是说，“实际生命”既是一种批判性的概念，又是一种建构性的概念。然而，这两重使命在逻辑上并不自洽：如果“实际生命”过度承担解构传统的任务，它就会在否定性姿态中失去自我规定的根据，而一旦它被当作具体经验加以描写，又容易滑入经验科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范畴，重新回到被描述的对象世界之中。
海德格尔对“生命”的强调因此处于微妙的平衡点上：既要让生命在其自身的流动中显现，又要避免生命被还原为心理事实的堆积。这种双重诉求构成了“实际生命”概念模糊性的根源，也为他后来发展出“此在”分析预埋了动力。
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二元使命的结构，就可以发现，“实际生命的困境”至少可以从三个互相渗透的维度来加以把握：历史发生学、存在论层次、方法论的封闭性。
历史发生学困境
首先，历史发生学维度要求我们追问：实际生命何以成为哲学的经验起点？这一问题并非对经验材料的简单归纳，而是对“经验得以经验的可能性”的现象学追问。
海德格尔在1919年的讲授中多次强调“实际生命”并非抽象规定，它“是真实的一般生命的原始意向，是体验和生活本身的原始态度，是绝对的、与体验本身同一的生活同感（德语：Lebenssympathie）”。实际生命不是对象性的事实，而是我们在其中“已然生活着”的原始场域，是一切理解与行动得以展开的地平线。但这一“已然”并非自明的当下，而是深深嵌入历史的生成结构之中：生命的自我显现总是在文化传统、语言形式、社会实践与代际传承的流动中实现的。
因此，当海德格尔将“实际生命”确立为哲学出发点时，他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尚未充分意识到的困难：如果这种经验起点不被置入历史生成的背景中加以揭示，那么“实际生命”便会陷入一种当下主义的幻觉。它似乎是自明的、可直接加以描述的，但实际上却是被历史塑形的存在方式。
生命的“当下经验”之所以能被经验到，正因为它早已被传统、语言和实践的网络所预铺。
若哲学只停留在对经验现象的即时描述，而不追问这一“可经验性”的历史发生条件，那么“实际生命”作为哲学的原初起点就失去了根据。哲学便无法真正理解“存在之显现”如何在历史事件与实践过程的流动中得以构成。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自己也曾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他指出，当代哲学恰恰丢失了历史的维度，因此才“把生命设定为基本现实性，并且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于这种基本现实性，把形形色色的一切都把握为‘生命’的客观化和‘生命’的显示；或者，则是把生命视为文化的塑造，而且把它与那些给予规范的原则和价值联系起来”。
这段话揭示出他对“生命哲学”乃至新康德主义文化哲学的根本批判：它们都未能真正从历史生成的角度理解生命本身的流动性，而是把生命对象化为某种“文化事实”或“价值形态”。
然而，海德格尔虽然意识到这一问题，但他自己的“实际生命”分析依然带有某种未彻底的“历史性缺席”。他强调生命的“实行性”和“自我解释性”，却没有充分说明这种实行与解释如何在时间的历史连续性中展开。
从这一角度来看，海德格尔对“实际生命”的阐述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他要突破胡塞尔先验意识的封闭性，转向生活自身的自我显现；另一方面，他却仍在“原初经验”的框架中思考，而未能彻底从生成论的立场揭示“经验如何发生”。
克兹尔指出，海德格尔对现象学原初给予的领域的术语描述经历了从“自在自为的生活”到“实际生活经验”再到“具体的实际此在”的变化。
这一表述精确地揭示了海德格尔思想内部的一个结构性转向：他在早期现象学发展过程中不断追问“原初经验”的归宿与界限，从胡塞尔意义上的意识指向性出发，逐渐将关注点移向生活本身的自我显现方式。
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海德格尔不再将现象学的原场理解为意识流中的“纯粹显现”，而是理解为存在者在世界中的生活流动。他从“自在自为的生活”到“实际生活经验”，再到“具体的实际此在”的思想运动，体现出一种由“纯粹经验”走向“具身存在”、由“意识流”走向“历史化生命”的趋向。
这种变化并非术语层面的修辞调整，而是方法论上的断裂：它标志着哲学从对“意向结构”的分析走向对“生活发生”的追问。
然而，这一追问的方向虽然开启了存在论的转型，却并未真正进入历史发生学的深度。换言之，海德格尔在此仅仅“纠正”了胡塞尔的先验哲学，而未真正超越其“生成前提”——他以“生命的实行性”取代“意识的自明性”，但二者在逻辑地位上仍然对称：都假定一个原初的、非历史的出发点。
结果是，“实际生命”虽被规定为经验的源泉，却缺乏历史生成的根据，它仍是一种“在场的源始性”而非“生成的历史性”。
存在论困境
海德格尔对“世界”的分析正好印证了这一结构的双重性。在对世界的分析中，海德格尔提出了“周围世界”“自身世界”与“共同世界”的三重划分。起初，他的分析集中于“周围世界”，即“此在”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工具性秩序与事务结构。在这一层面上，“世界”被理解为意义的连贯整体，是行为与理解的先行背景。
然而，随着思考的深入，海德格尔发现，这种意义背景并非外在存在物的集合，而是与生命自身的自我关系密切相关。于是，他将焦点转向“自身世界”，并指出正是在自身世界中，生命得以理解自身、诠释自身。自身世界是实际生命的原初领域与落脚点。周围世界和共同世界在实际生命的自身世界中体现得最明显。
的确，虽然从文本上看，海德格尔提出了三种世界，但他并未系统阐明这三者之间的生成逻辑与内在关联，即这三重世界的关系究竟如何？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三个维度，还是并列的存在领域？
结果便是，自身世界、周围世界与共同世界一方面相互交融、彼此渗透——实际生命的历史展开总是在与他人共在的情境中实现，而这种共在又以周围世界的意义秩序为背景；另一方面，它们似乎又总是彼此外在、互为前提却难以融通。
这种张力揭示出海德格尔在思想史维度上尚未完成的任务：如何在历史性的总体视域中重建世界的结构，使三重世界的相互关系不再被理解为静态的区分，而是被理解为生成过程中的动态关联。
如果不引入历史性视角，三重世界的关系便容易被静态地理解为平行存在的三个领域——好像“自身世界”是主体的内在体验，“周围世界”是对象的秩序，而“共同世界”则是社会交往的场域。这种平面化的理解削弱了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根本旨趣，即揭示“存在之显现”的发生过程。
事实上，海德格尔自己虽然多次强调历史性，但在早期文本中，历史性并未成为构造性的原则，而只是存在论的派生特征：此在“总是被抛入历史”之中，但历史本身并未被揭示为一种生成的机制。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的三重划分不是静态的范畴，而是与生命实行性相关的开放结构，但他并未说明这种开放性如何在历史时间中得以持续更新。
换句话说，海德格尔阐明了自身世界、周围世界与共同世界之间的“依存关系”，但没有进一步追问这一依存如何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重塑与再生成。世界的意义似乎“总已在那里”，而非“在形成之中”。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的“世界分析”仍然停留在结构性的层面，而未能实现生成论的深化。他揭示了“世界之为世界”的存在论意义，却未能说明“世界如何成为世界”。
这使得“实际生命”的原场依旧悬置：我们知道生命在世界中展开，却不知这种展开何以成为可能、何以具有历史的连续性。
因此，若不在历史发生学的维度上重构世界的生成逻辑，海德格尔的“实际生命”分析便难以说明“生命何以成为存在之显现的原场”。唯有当我们将“自身世界—周围世界—共同世界”的关联放入文化与历史的时间流中加以考察，揭示其在社会实践、语言结构与代际传承中的不断更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经验”如何从具体的生活史中生成，并在此过程中显现存在的意义。这正是海德格尔早期思想未竟之业——他为“存在之问”开辟了方向，却未完成其历史生成的根基性阐述。
（本文摘自《海德格尔“存在问题”发展研究》；编辑：许瑶）
责编 | 杨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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