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哲学的新开展》，郁振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版
2026年6月13日，上海市哲学学会在复旦大学艺术馆举办“海上思享”新书研讨会。来自北京、南京、杭州和本市的专家学者，就华东师范大学郁振华教授的专著《知行哲学的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以下简称《新开展》）展开了深入讨论。
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因在京出差不能与会，他为这次活动写了一段话，阐明其宗旨：上海市哲学学会首次发起“海上思享”新书研讨活动，活动承载着我们对于哲学事业的共同期许，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关注中国当代哲学界的原创性思想，倡导思想间的真诚批判，恢复哲学共同体的内在生命力，期待在上海哲学界形成一种真正推进思想展开的动力机制，让哲学在坦率的对话与交锋中焕发活力。第一次活动落实在郁振华教授的《新开展》上，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性和批判精神的重要著作，融会了中国哲学的知行之辩和西方哲学理论与实践之辩的双重传统，并汲取了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旨在进一步推动知行哲学在当代语境中的展开。一批哲学界的思想者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同行的赞贺，而是为了深刻的探讨与批评。这正是“海上思享”创办的意义所在——在思想碰撞中推进学术，在交锋对话中激发思想，以最严格的批评来促进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
在致辞环节，上海市哲学学会秘书长于明志代表孙向晨会长欢迎与会学者。他说，本次研讨会系上海市哲学学会在上海市社联指导下自主发起的学术品牌项目“海上思享”系列之首场。“海上思享”命名兼具历史渊源（承续鲁迅晚年编《海上述林》之精神脉络）与地域意涵（象征上海作为当代哲学思想涌现之地），强调立足本地、面向前沿、倡导开放包容的精神。第一期讨论郁振华教授的《新开展》，以期深化知行哲学的当代研究。
郁振华教授在致辞中感谢上海市哲学学会将《新开展》列入“海上思享”系列，感谢外地和本市的师友们拨冗与会，他将这样的研讨会视作一个难得的“借脑”机会。他简要介绍了《新开展》的主要内容。在相继完成了关于“形上智慧”与“默会知识”的研究之后，他产生了将二者贯通起来的问题意识，在探索过程中，他将目光投向了知行哲学。作为知行哲学的当代研究，《新开展》以实践转向为出发点。实践转向可分三个层次：一般哲学层面的实践转向、认识论的实践转向和认知科学的实践转向。通过对三个层次的实践转向作批判的考察，《新开展》提出了以“大三项”（理论、实践和制作）与“小三项”（亲知、能力之知和命题性知识）为经纬的概念框架。为了检测这一框架的概念效力（是否具有义理上的生发性，是否在义理上富有成效等），《新开展》叩问五大问题：如何理解哲学？如何理解哲学史？如何理解实在？如何理解知识？如何理解智慧？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新开展》勾勒了厚实认识论的基本轮廓。郁振华称，厚实认识论是知行哲学研究的阶段性工作，进一步的探索正在展开中，因此特别期待师友们的批评指正。
“海上思享”第一期研讨会合影
会议第一阶段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素梅研究员主持。
首都师范大学陈嘉映教授紧扣《新开展》的“知行”主题和“厚实”取向，他说自己治学亦重视此取向，引郁振华为同道。他认为郁振华在其系列著作中，广泛汲取古今中外思想资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论述。陈嘉映指出，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这些他最看重的哲学家，都格外突出实践与行动。他着意补一位《新开展》着墨不多的思想家Bernard Williams，引其《太初有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来接续知行论题。循Williams，自由主义并非一套从先验原则推出的普遍真理，而是在特定历史中生成的地方性实践。陈嘉映强调，地方性不必然导向相对主义，哪怕是在相对封闭的社会内部，人们仍能反思本土实践，发展出内部批判。不同文化相遇时，这种反思尤为显明。他以中国书法为例，说明地方性实践虽植根于特定传统，却具有跨地域的启发意义。陈嘉映继而给出了两个提醒。其一，谈论实践不等于置身实践。哲学家在文字里论“行”，仍可能困于理论，未必比不谈者更接近于实践。其二，观念坐落于地方性实践，不等于实践是推导出观念的逻辑前提，更不能由实践推出整套价值体系。最后，陈嘉映论及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之思。概念语言不能完全捕获本源意义上的实践，但哲学并不因此缄默。适当的言说可显示不可说之物，不当之言则将其遮蔽，关键在言说是否适当。
上海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认为《新开展》体现了基于文本的问题研究与着眼问题的文本研究的双重专长，论题重要，论证周到，语言讲究。他指出，作为在“金岳霖—冯契学脉”中成长起来的学者，郁振华自觉地继承了“广义认识论”的理论成就，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地倡导“厚实认识论”。接着，童世骏风趣地表示，对于同侪工作最好的尊重与欣赏就是“抬杠”。他表示，抬杠的要点是，“厚实认识论”应当以厚实的方式参与世界哲学话题的讨论，特别应当关注作者及其主要读者身处的特定语境中的特定问题，但在这方面，《新开展》做得不够。童世骏进而立足当代中国这一切身的特定语境，从三个方面提出商榷。其一，哲学家总是针对着特定问题，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童世骏认为，“厚实认识论”要解决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澄清。其二，讨论知行问题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可以引入胡塞尔对于自然态度、理论态度与实践态度的区分。在童世骏看来，悬搁功利目标的理论态度，构成了一种文化形式或人类形象的核心。他指出，正是因为理论态度具有这一实践意义，我们应当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偏重实用”的积习。其三，知行哲学的当代研究，应当重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基于这一讨论，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两种“实践”活动：作为技术活动的对象性实践，作为交往活动的论辩性实践。最后，童世骏表示，学术工作者有责任聚焦现实、反思现实；学术讨论有必要“得自现实”并且“还治现实”。
复旦大学刘闯教授自陈研究智能哲学，进路虽与郁振华不同，落脚点却同样指向一套厚实的理论。这套理论横跨心灵哲学、智能理论与知识论。他通过介绍自己目前的工作来与《新开展》对话。刘闯提出“自然之桥”的概念。自然之桥位于因果空间和理性空间之间的自然空间，是默会知识、技能、快思维等智能活动通向理性空间的桥梁。因果空间是物理空间，认知起于感官接收物理信号。理性空间是知识、认知、智能的空间。他指出，这种二分源于身心二元论。至今，神经科学仍无法解释二者的鸿沟。WilfridSellars以概念为桥，却未讲透概念介入的机制。“自然之桥”即欲填补此一缺环，贯通两个空间。
刘闯由此接上郁振华着力研究的默会知识概念，他反对将默会知识等同于肌肉记忆而划归因果空间。他引述篮球运动员Kobe Bryant的断言“竞技能力完全是心智性的”，并借预测加工理论与贝叶斯大脑假说加以解释，主张顶尖运动员的优势在于对时机与局势的心智判断，此种快速判断无法在理性空间里缓慢推演，另有独立的直观认知层次。他援引DanielKahneman快慢思维理论为认知分层作佐证：慢思维是理性空间中的活动，对应于数学演算与严谨科学；快思维依靠直觉与刻板印象完成生存判断，其局限可靠慢思维修正。默会知识和直觉思维都可以依靠慢思维来训练优化。
复旦大学黄勇教授称赞郁振华治学专注、深耕厚植。作为一部新著，《新开展》在旧作基础上有所推进，发展成一个自洽的系统。黄勇先谈了三点看法。其一，《新开展》主张超克英美主流知识论，但对这套理论着墨不多。黄勇认为，围绕命题性知识，英美哲学数十年深耕自有其价值，近年兴起的美德知识论尤值细读。其二，《新开展》所论知行哲学，与英语学界的行动哲学多有呼应。行动理由问题上的内在论和外在论之争，行动动机问题上的休谟主义和反休谟主义之争，以及围绕能动性（agency）展开的争论，都值得细致研讨。其三，《新开展》介入论辩，指陈各家之所见所敝，进而阐明自己的主张，黄勇则主张在方法论上还可更激进些。随后，黄勇就书中两个“物自身”的概念提出疑问。在他看来，“可知的物自身”就是康德所说的表象，即科学所能把握者。依康德来看，表象背后还有一个不可知的物自身。黄勇认为，形而上学即是“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经验现象需要一套理论予以解释，这套解释即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一切形而上学建构皆是如此，不同体系由此才有比较、评判的标准——看哪一套更能解释经验现象。康德预设物自身，正是一种最佳解释推理：没有物自身，便无从解释经验现象。物自身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它必定存在，否则经验现象无法解释。
在浙江大学陈亚军教授看来，相比《人类知识默会维度》，《新开展》理论抱负更大，思想的风帆张得更开了，它的问世值得祝贺。《新开展》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论题，并给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解决方案，值得重视。陈亚军表示，命题性知识与能力之知、明述知识与默会知识，这两组概念意蕴丰厚，潜力巨大。首先，陈亚军指出，对于命题性知识，我们有表征主义与推论主义两种理解方式。从推论主义看，命题性知识与运用概念、使用命题的实践能力密不可分，可以视为一种能力之知。在此基础上，陈亚军倡议，在翻译“pragmatic”一词时，采纳“实践”还是“实用”的译法，值得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一道讨论。其次，陈亚军提出，对匹兹堡学派而言，具有“规范”特点的明述知识由属于“自然”的默会知识奠基。但是，匹兹堡学派主要关注了明述知识，未及默会知识。如何从默会知识导出明述知识，没有得到说明。陈亚军建议，面对这一空白，可以利用其他学科，例如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做深入的研究。再次，陈亚军认为，在谈论知行合一知识论时，应当注意族群发生学视角与个体现实性视角之间的差异。他指出，一般而言，族群是从“自然”走向“规范”的，因此明述知识由默会知识奠基；与群体不同，现实中个体的默会知识则已经被规范渗透与形塑，理性共同体的参与者的行为是可理解的，这种可理解性是建立在明述知识基础上的。最后，陈亚军就亲知问题与郁振华展开商榷。《新开展》主张，亲知与能力之知是强默会知识的两种基本形态。陈亚军认为，这一主张可能面临两个挑战：一、亲知具有表征主义的特点，与能力之知这种实践知识相扞格，将二者整合起来，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二、将亲知看作一种强默会知识，将面对匹兹堡学派对“所与神话”的批评。如何回应，是难以回避的挑战。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表示，《新开展》的出版与厚实认识论的建构，在学术气象上，充分体现了华东师大哲学系的学统。他指出，《新开展》广泛地援引了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克服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分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一般哲学层面的实践转向时，《新开展》使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进一步地，邹诗鹏关注到“实践”这一当代知行哲学的关键词。他指出，从德国浪漫派到马克思与赫斯，这一批左翼哲学家对于实践的理解，一方面努力地借助“泛神论”或“无神论”的解释路径，另一方面又与启蒙主义的话语体系保持着距离。基于这种实践观，左翼哲学家展开了“改变世界”的努力。在邹诗鹏看来，如果知行哲学的当代研究吸收了左翼哲学家的实践观，那么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问题就可以得到回应。他还提出，韦伯的解释学与社会行动理论，有助于深化知行哲学对于实践的看法。最后，邹诗鹏表示，要摆脱理论的抽象、走向实践，有必要拥有足够的田野经验与意识。他以自己的教学经验为例：对于学生而言，在课堂上晦涩难懂的哲学人类学理论，往往是通过融入田野实践从而得到实质的理解。
华东师范大学应奇教授表示，2018年他就讨论了郁振华“哲学起飞的第一步”，如今也十分赞赏《新开展》展现出的哲学成就。应奇认为，在冯契先生及其哲学传统的影响之外，对于郁振华而言，还有两位“哲学英雄”：杜威与海德格尔。而在《新开展》中，尤其是在“切换论实在观”的部分中，康德是作为有待超克的“哲学英雄”出现的。对于“切换论实在观”，应奇有三点看法。第一，“切换论实在观”绕开了物自身理论的解释传统，从两种性质理论出发，通过锚定物质的数理属性，援引梅亚苏与内格尔的思想资源，区分了可知的物自身与不可知的物自身。通过援引克朗纳关于康德是一元论者抑或是二元论者的疑问，应奇进一步指出，“切换论实在观”会将康德看作二元论者，即自然与道德两个领域各有自己的建构原则，只不过相对于克朗纳从上帝那里寻找出路，郁振华则心系近代科学革命这一“大事因缘”。第二，在“切换论实在观”中，梅亚苏与内格尔是一组同盟。应奇指出，实在论与唯心论之争，同内格尔的视角论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联系。“切换论实在观”融会两方、将这种微妙联系“坐实”，可谓独到之见！然而，梅亚苏对于关联主义的批判，一方面对物自身有着严重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深层的施为矛盾。因此，应奇认为这组同盟的有效性是值得商榷的。第三，“切换论实在观”偏重意义丰饶的物自身，因而有一种科学主义的倾向。对此，应奇建议，比起“切换论实在观”主张的两种物自身，谢遐龄教授早年提出的三种物自身理论，或许更能够“稳住”自然、道德与形上学这三者。
华东师范大学付长珍教授指出，厚实认识论用“哲学四喻”刻画了“好的哲学”的形式特征和实质指向，《新开展》一书很好地践行了这一极富见地的哲学主张。她从三个方面向郁振华教授与在座师友请教。其一，付长珍比较分析了三个概念：道德的能力之知、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基于德性的道德能力之知。相较于前两个概念，“基于德性的道德能力之知”更具理论优势，更能激活“风格导向的智慧”潜能。其二，付长珍指出，《新开展》在考察“德性”这一概念时，主要诉诸亚里士多德与王阳明的思想资源。她认为，将情感进路的德性知识论纳入考量，会有助于“厚实认识论”同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道德哲学的多向度对话。其三，从中国哲学的语境看，“道德”“伦理”“德性”等概念都是复合词，凝结着对“性与天道”根本问题持续探索的沉思智慧。牟宗三、冯契、李泽厚分别代表了重建道德形上学、扩展认识论和情本体奠基的三种典型进路。由此，付长珍提议，在论及“基于德性的道德能力之知”时，有必要考察中国哲学视野下的不同德性话语形态。伴随着应用伦理的勃兴，实践导向、问题引领成为了哲学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厚实认识论为此提供了深具启发性的创新范式。
会议第二阶段由付长珍教授主持。
成素梅研究员说，《新开展》以整体哲学视野打通知识与技能的脉络，融贯杜威与亚里士多德，对自己启发尤多。她提出三方面的问题与郁振华交流。其一，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三项。亚里士多德区分理论、实践和制作有其时代背景。彼时未有现代科学，理论研究客观自然界，实践指向道德政治生活，技术仅为手工技艺。成素梅指出，在当代科学中三者已深度合一：无实验制作与现实实践无法形成科学理论，理论又反推新的实践与工艺，三者相互促进，难再割裂为三个独立领域。其二，关于"超克"。《新开展》主张以实践转向的认识论超克沉思传统的认识论，她追问其论证方案是否采用了杜威式的实验探究认识论。成素梅提醒说，杜威之说已逾百年，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另有多维展开。Thomas Kuhn之后有两大实践转向：一是Ian Hacking的实体实在论，它超克理论实在论，走向实验室的实在论；二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转向，其主要特征是，深入到实验室，从社会学视域考察科学事实形成过程，揭示其中蕴含的社会建构因素。Harry Collins还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讨论默会知识、专长与科学实践的传递问题。成素梅认为，这些研究远远超出了杜威的实验探究认识论。其三，关于厚实的认识论能否深入到微观世界。成素梅指出，在微观层面物质与信息难分难解，实在须依信息方能呈现，了解信息才知道实在的存在形式，因此不宜再以宏观框架解读微观世界。厚实认识论能否涵盖与量子力学相关的不确定性解释？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黄晓峰编辑就三个问题向郁振华请教。首先，他从Clifford Geertz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概念出发，追问人类学的知识属于什么样的知识。例如人类学中祭祀、宗教仪轨常被默认为默会知识、行动系统，然其根基与骑自行车迥异，骑车依托客观物理世界，仪轨背后却是鬼神、灵魂这类无法实证的想象图景。两种默会知识的背景根基迥然不同，该如何对待？其次，宗教神学知识当归何类？以基督教为例，可否将其知识分为三层？一般认为，《圣经》等经典文本含大量命题，近于命题性知识。信徒的灵性直觉与神圣体验，是否属默会知识？灵修、苦行等由长期实践所成之认知，能否算作能力之知？他指出，道教、佛教等成熟宗教所包含的知识似乎也可如此三分。其三，在知识层面如何界定未体系化的民间信仰？他举雍正年间民间流传的《玉历宝钞》为例，此书演述阴间审判与轮回。正统佛教斥之为伪经，但在一般民众那里，该书却被普遍接受，其内容深入人心，近乎常识，孟婆汤之说尤为如此。这样一套纯属虚构、不被正统承认、却被广泛共享传承的叙事，究竟算不算知识？从认识论层面如何安放此类民间信仰之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强研究员首先梳理了他与郁振华在学术研究上的共同渊源：郁振华自本世纪初起，长期致力于默会知识论的研究，融汇了波兰尼、后期维特根斯坦及现象学-解释学三大传统；他本人则从科学实践哲学入手，将科学哲学视为一般哲学。两条研究路径虽异，却终归一致。他指出，郁振华的两部著作《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与《知行哲学的新开展》，呈现出从“冰山隐喻”向“绳子隐喻”的转变：前者具有批判性，主张默会知识作为基础优先于命题性知识，带有康德式批判哲学的特征；后者则更具包容性，认为三类知识相互交织构成整体，体现出黑格尔式的综合倾向。孟强将这一转变概括为从“默会之知”发展为“和解之智”。但他亦对此提出商榷，强调应坚持“冰山隐喻”的立场，理由有二：其一，命题性知识作为人类高级认知活动的产物，其独特价值不可替代或消解；其二，理论与实践之间是奠基与被奠基的层级关系，并非平等共存。孟强进一步对郁振华将“物自身”区分为可知与不可知两类，并通过切换本然视角（view from nowhere）与特定视角（view from somewhere）以调和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观点提出质疑。实践转向的核心在于放弃上帝视角、转向参与者的内在视角，若在此前提下仍承认存在可通达物自体的视角，则与实践转向的根本宗旨相矛盾。他认为，科学本身亦属实践范畴，自然科学理应被纳入实践转向的视野。此举并非旨在解构科学，而是使科学从僵化状态回归鲜活的实践，摆脱上帝视角的桎梏。倘若这一观点成立，则郁振华在科学问题上的立场便需重新考量。
南开大学谢永康教授指出，《新开展》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将“实践转向”这一时代命题扎实地锚定于认识论领域，借鉴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论、融摄阳明心学，并以“古典三项”等精练概念重新阐释人类认识与实践活动，使习焉不察的实践哲学语言呈现出文质兼美的特质。他回溯二十余年来国内实践哲学的三种进路：以王南湜、徐长福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开掘，以潘德荣、何卫平、张能为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路径，以及郁振华所开辟的、以厚实认识论为核心的认知科学—认识论路径。谢永康认为，《新开展》不仅汇通诸流，更以分析哲学的严谨与现象学的洞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长期“缺失”的困境提供了可贵的补充。谢永康同时提醒说，若实践哲学过度依赖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则其批判效力往往止于规范性的道德劝勉，面对技术系统的强势扩张时约束力不足。他主张，技术的“创制”维度本身即内蕴自由，实践哲学的批判潜能不应外求于道德规范，而应深入技术内部，以“分工”为切入点，阐明技术如何构成主体间性，从而奠定一种更具内在批判力的实践哲学基础——这一见解或可与《新开展》构成深层的理论对话。此外，谢永康还就康德实践理性优先性、理论态度与实践态度的存在论区分等作了哲学史的补充，他称《新开展》贯通英美分析哲学、欧陆现象学与中国心学，格局开阔，实为“厚实”之努力，并期待与郁振华围绕“技术优先性”问题展开后续讨论。
上海师范大学张永超教授首先肯定了《新开展》的三点优长：其一，在前期“形上智慧”与“默会知识”研究基础上，通过知行哲学会通中西思想；其二，以争鸣式参与和对话式写作展开哲学论述；其三，尝试基于厚实认识论重构哲学与智慧的关联。全书首尾呼应，结构颇具匠心。他也提出了若干具体商榷意见。关于“古典三项的转进和重置”的思想主题，他认为需引入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功能论证作为贯通线索，否则三项间的内在联系难以充分呈现。虽然《新开展》借鉴唯物史观论证了制作在“发生上的优先性”，但他质疑仅凭发生学方法能否严格论证物质生产的优先地位。关于大三项在“价值上平等”的命题，若回归灵魂功能论证，其立论根基似应在于个体灵魂功能的平衡与卓越品质，而非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工平等。在“小三项”（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亲知）的结构问题上，张永超认为，多股之绳隐喻所刻画的认知图式有待进一步澄清。在关于知行合一的讨论中，用赖尔等分析哲学家的资源是否能充分阐释阳明心学的良知动力问题，仍需审慎考量，因良知的习得性与天赋性之间存在根本张力；若将良知视为习得性卓越，则需进一步回应其动力机制的来源问题。最后，张永超建议，《新开展》既以厚实认识论为旗帜，若能更集中于认识论本身的问题脉络展开，其理论界域或将更为明晰。
南京大学胡星铭教授指出，《新开展》旨在将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与亲知三者融合为整体性的知识图景，这一思路本身蕴含一个值得推展的论点：命题性知识并非不可分割，亦可区分为“单薄”与“厚实”两种形态。所谓“厚实的命题知识”，不仅意味着知道某个命题为真，更体现为对该命题内容及其内在关联的真正理解。他认为，“理解”与“能力之知”“亲知”之间的深刻联系，恰好为厚实认识论提供了来自当代知识论的有力支持。他进一步借助“现象知识”的相关论辩展开阐发。以“黑白房间中的玛丽”这一思想实验为例：玛丽在黑白房间内掌握了所有关于颜色的物理知识，却从未亲眼见过红色；当她首次见到红色番茄时，这一直接经验赋予她的并非新的命题信息，而是对“红色是什么”的深层理解。在此，能力之知与亲知共同构成了“理解”的途径，它们使命题内容从外在的信息占有转化为具有深度的意义把握。当然，“现象知识”进路也有其局限：倘若理解一个命题必须依赖相应的主观体验，那么纯形式化的演绎知识将面临解释上的困难，因为纵使缺乏相关现象经验，人们仍能通过证明与推理达成深刻理解。因此他提出，“厚实认识论”所编织的三股之绳（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亲知），其交汇处恰恰是“理解”这个概念。理解的核心在于对命题间逻辑关系的把握以及进行反事实推演的能力，现象经验虽可促进理解，却非其必要条件。这一见解既与厚实认识论所主张的多元知识形态相呼应，也为“理解”概念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复旦大学孙宁教授指出，《新开展》在经历分析哲学的精密论证之后，仍保持了整体性视野，这种迎难而上的理论建构姿态，在当代趋于“治疗性”的哲学风气中尤为可贵。通过将《新开展》与布兰登的论著进行对勘，他指出布兰登以实践意向性奠基语义意向性的尝试，最终仍局限于语义结构之内；而《新开展》则借“多股之绳”来呈现不同知识形态之间的动态依赖关系，为实践哲学开辟了更为开阔的理论空间。孙宁随后指出了三重困难。其一为目的因之困：《新开展》向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回归，意味着重新引入目的因，而当代哲学阐释主要围绕动力因展开，一旦引入目的因，清晰的因果刻画与层次化描述将面临挑战。其二为本体论预设之疑：知识形态的区分是否隐含了本体论层面的分歧？若理论、实践、制作三类活动在本体论上并不一致，将其整合于同一理论框架之内是否会产生理论上的紧张？其三为平等与优先之间的张力：《新开展》既承认物质制作在发生学上的优先地位，又主张三种活动在价值上平等，二者之间的运作机制仍需进一步澄清。围绕“小三项”议题，他建议可借助当代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对书中借用的行动—表征框架进行更新，以动态耦合的方式使知行哲学更具立体性。关于“亲知”概念，若能引入大脑高度复杂的预测处理机制加以阐释，则可使其内涵更为充实。他还指出，对个体认知主体的预设或可通过引入集体意向性等社会维度予以拓展。
上海交通大学黄远帆副教授表示，郁老师的工作为学生们树立了很高的学术标准，与此同时，郁老师也一直鼓励学生们迎难而上、取得进步。他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讨论郁振华的工作。黄远帆指出，当代知识论通常是在概念分析的框架中尝试界定知识。在《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中，郁振华挖掘了大量哲学史的资源，改造并拓展“知识”的概念。这是一种正向的概念工程。《新开展》在方法论上又有所推进：通过概念的谱系学考察，进行逆向的概念工程，叩问概念为什么诞生、哲学家为什么使用一些特定的概念。尤为典型的是，“切换论实在观”对于康德哲学的谱系学考察，兼有“拆穿”与“辩护”两种维度。有鉴于此，黄远帆认为，在知行哲学的当代研究中，郁振华的风格与方法论不仅可以被刻画为“接榫”与“掘进”，还可以被刻画为“重估”与“清障”。在“古典三项的转进与重置”这一主题上，对于杜威与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郁振华从“辩护”的维度做了谱系学考察；他对郁振华会如何从“拆穿”维度推进杜威方案与海德格尔方案表达了期待。最后，黄远帆提出如下问题：由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与亲知构成的“小三项”概念框架，如何回应人工智能发展的挑战？
在会议总结环节，郁振华教授对与会者表示感谢，师友们给予的鼓励与提出的问题都令他深受启发。他说，对于学人来说，问题是最好的礼物。在展望未来工作时，郁振华强调了如下几点：一、《新开展》主要完成了厚实认识论的建构，今后将在知行哲学的价值论维度上多下功夫；二、在大三项中，《新开展》对制作着墨甚少，需要加强；三、进一步阐发切换论实在观；四、对于世界范围内唱衰人文学的时风作出回应，倡导“雄健的人文学”。
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来源：余云海、王婷、杜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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