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译介之路 | 社会科学报|哲学|王守仁|社会科学报|翻译|阳明心学的译介之路

阳明心学的海外译介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从标识性概念翻译、译者身份和译介方式演变维度审视可见，阳明心学的跨语际话语建构超越了表层的文本转换，为中华传统思想参与全球哲学对话、传播中国智慧提供了重要参照。

作者 |湖北民族大学副教授刘孔喜

图片 |网络

当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回望阳明心学西传译介历程，不仅具有学术史研究价值，更关乎中华文明如何以自身话语体系参与全球思想对话。

阳明心学著作翻译史回望

自16世纪起，西方汉学家陆续在各类著作中零散介绍王阳明生平及其思想。严格意义上的阳明心学著作翻译，始于1735年版法国汉学家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书中收录《传习录》选段译文共十处。1916年，美国传教士、哲学与心理学教授亨克出版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全书以《传习录》为核心内容，兼及《大学问》与部分书信，是首部系统向西方读者引介阳明心学的英文译著。

此后近半个世纪，阳明心学在西方的译介工作陷入了相对沉寂。直到1963年，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陈荣捷推出《传习录》全译本（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译文更为完整，考据更为精确，长期被英语世界奉为经典版本。1972年，加拿大华裔汉学家秦家懿翻译出版王阳明67封论哲书信，定名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其中有27封属首次对外译介。2009年，美国学者艾文贺出版《“陆王学派”儒家文献选读》（Readings from the Lu-Wang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节选译介《传习录》及阳明论学书信。以《传习录》为核心的阳明心学著作翻译史大致如此。

阳明心学标识性概念的翻译与意义

对阳明心学的译介，几乎都是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解读与阐释开始。亨克、陈荣捷等《传习录》译本自不必说，其他学者张君劢1955 年在《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期刊上发表《王阳明的哲学》（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一文，重点分析“心即理”等核心思想；1962年出版专著《十六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Wang Yangming: The Idealist Philosopher of 16th Century China），围绕“心”和“致良知”两个核心概念展开论述。2002年，美国学者沃伦·弗里西纳出版专著《知行合一：通往知识的非表征理论》（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Toward a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Knowledge），深入探讨“知行合一”的理论内涵。

西方学界对这几大概念的关注，不止于单纯的语义翻译，而是深入到中西哲学意涵比较。沃伦·弗里西纳将王阳明的立场与怀特海和杜威的过程哲学进行比较，高度评价“知行合一”作为形而上学-认识论命题，主张王阳明的“知”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方式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而“良知”则是这种统一的原初经验基础。艾文贺则在德性伦理学的框架下，将“知行合一”解读为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内在统一。美籍韩裔学者郑和烈甚至提出“王阳明的世界哲学”（Wang’s world philosophy）这一表述，通过“良知”“知行合一”概念的解读，指出王阳明哲学具有与存在主义现象学者（如梅洛-庞蒂、海德格尔）对话的深度。

这些阐释虽各有偏取，但都表明了阳明心学的标识性概念具有超越地域和文化的普遍哲学意义。标识性概念的翻译，不是孤立的术语技巧问题，而是与整个阳明心学体系的诠释和传播密切相关的核心命题，这已成为学界共识。西方学界反复回到阳明心学标识性概念的解读与阐释上，这种持续的关注本身也彰显了阳明心学的世界性意义。

译者身份与阳明心学的译介取向

不同译介主体展示了各自文化立场取向。华裔学者的译介工作展现出鲜明的文化自觉与思想体系诠释的功底。从代表人物陈荣捷，到张君劢、秦家懿、杜维明、柯雄文、成中英等人，这批华裔学者兼具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规范的西方学术训练，为阳明心学的西传译介作出重要贡献。陈荣捷的《传习录》译本秉持文化自觉，恪守中国传统哲学独有的思想特质，不生硬套用西方术语；译本既尽力保留原作语录对话的原汁原味，又辅以详尽注释阐释阳明心学概念，帮助西方读者跨越语言文化壁垒，进入阳明思想世界。其余华裔学者的译介也都立足原典，从多个维度积极挖掘阳明心学中可回应全球性问题的思想资源。华裔学者熟稔阳明心学的文化脉络和思想精髓，同时能够用西方学界通用的学术语言进行表达，因此格外重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完整诠释。

亨克、艾文贺、伊来瑞等西方学者的译介和研究，则带有鲜明的他者视角与问题意识。亨克作为传教士，其译著带有浓厚的比较宗教学色彩，在翻译过程中将西方理论话语框架嵌入阳明学文本之中。这类“他者诠释”在客观上推动了阳明学海外传播，比如，亨克《传习录》译本在当代的再版重印率高于陈荣捷译本，但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文化过滤问题：有学者指出，此类译介容易“构建出一套披着中国思想外衣的西方阳明学说”。艾文贺则在译作中把阳明心学纳入西方哲学问题域，在德性伦理学框架下讨论“知行合一”，从道德心理学视角解读“致良知”。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译介路径，使得阳明心学能够直接参与西方哲学界的当代论争。伊来瑞长期追踪中国阳明学研究动态，其研究侧重文献“介绍”而非“诠释”，价值在于让西方学界了解阳明学研究进展。

西方学者的译介有其积极意义：他们以西方读者熟悉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话语来呈现阳明心学，降低了海外受众的理解门槛，同时凭借“他者”视角挖掘新的解读路径。然而，此类译介的局限同样突出。亨克偏向“西化”的译法遮蔽了阳明学的本真内涵。艾文贺将阳明心学思想纳入德性伦理学范畴，虽然打通了中西哲学的当代对话，却也容易窄化阳明学的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意涵。这是“他者诠释”难以避免的结构性问题：任何翻译和诠释，本质上都是对原典思想的过滤和重构。

从传统译介到“无本译写”的方式演变

上述已然表明，阳明心学的译介与传播并非仅停留在从原作到译作的单向转换模式，而是经历了从“传统型译介”到“学术型译介”再到“无本译写”的演进。

传统型译介基本模式是以《传习录》及王阳明论哲书信等原文本为底本，展开“忠实”的翻译。亨克、陈荣捷、秦家懿乃至艾文贺的译本都属此类，其价值在于为西方读者提供第一手文献材料，使其能够系统接触阳明心学。传统译介预设读者能够自行依托译文把握原作思想，但翻译实践暴露出局限：亨克译本存在“西化”倾向，即便译者声称忠实原文，也可能在概念比附过程中产生诠释偏差。陈荣捷译本增设长篇导论和大量注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直译的缺陷，介于传统型与学术型译介二者之间，在西方学界颇受认可。

学术型译介本质上是研究性翻译。张君劢系列论著、秦家懿《求智：王阳明之道》[To Acquire Wisdom：the Way of Wang Yang-ming（1472—1529）]、杜维明《行动中的新儒家思想：青年王阳明》[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1472—1509）]、柯雄文《知行合一：王阳明的道德心理学研究》（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 Study in Wang Yang-ming’s Moral Psychology）、艾文贺《儒家传统中的伦理学：孟子与王阳明思想》（Ethic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Thought of Mengzi and Wang Yangming）、伊来瑞《为善去恶在明朝：王阳明的政治生涯》（Doing Good and Ridding Evil in Ming China: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Wang Yangming）等著作，都可归为此类，上文未能穷尽全部相关文献。这类作品将文本翻译融入研究之中，以研究支撑翻译，以翻译深化研究，采用夹译夹议的书写方式；译者对核心概念的诠释更为系统，能够引导读者整体把握阳明思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国际阳明学研究热潮。

严格而言，学术型译介有别于纯粹的文本翻译，上文列举的诸多著作直接以外文书写王阳明思想，堪称“无本译写”。这是极具探索性的跨文化传播路径：作者直接依照目标受众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习惯搭建论述框架，写作之初就兼顾跨文化理解的需求，而不受源文本原有结构和表达方式的束缚。当然，这一路径也存在风险：如果脱离原典过远，可能生成“无根”诠释。无论采取何种译介路径，都须以中国哲学原典为根基，以准确传递思想体系为目标。

阳明心学的跨语际话语建构具有特殊价值。它不只是典籍翻译问题，更关乎中国哲学如何以主体身份深度参与世界哲学对话。阳明心学蕴含的道德主体性与实践品格，正是回应各类当代全球性议题的宝贵思想资源。让“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标识性概念不再仅是西方学界的研究对象，更成为世界读懂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的核心媒介。这既是阳明心学译介事业的终极使命，又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时代之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阳明心学著作的翻译与西传研究”（20XYY003）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