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
这是著名作家巴金在其《十年一梦》所说的，文人面对生存威胁时的反应就是个活命哲学，为了活着已经没有底线了，出卖灵魂、执笔自污、唾面自干，顺从、认罪、表态，否定自己，批判他人，举报他人，只要保全自己、保全家人就行。巴金的自我剖析自我忏悔，显示一个老者未泯的良心。
自古以来，文人最重风骨，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气节底色，以独立思考、坚守本心为精神信条。可在时代洪流的碾压之下，大多数文人被迫向生存让步，检讨书也就成了文人保全自身、安稳度日的不二选择，所谓“活命哲学”，不过是绝境中的苟活者的生存法则。
沙叶新在《“检讨”文化》中曾说到：特殊年代里，中国人或许从未受过表扬、从未写过情书，却几乎人人写过检讨书。
文人的活命哲学意味着，你为了活着必须交出灵魂的投名状，你不是你自己而是历史洪流中的小石子，要么粉身碎骨要么顺流而下。
建筑大师梁思成笃信传统建筑之美，坚守“民族形式”的建筑理念，耗费心血构思守护北京旧城的梁陈方案，试图留住千年古都的文脉肌理。可是在特殊的批判运动中，却被强行贴上“复古主义”“形式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标签。在铺天盖地的批判浪潮中，梁思成无从辩驳、无力抗争，只能放下学者的尊严开始检讨自己“妄图把旧北京城当作博物馆那样保存下来”。
中国文人传统里有一个极高的理想：“修辞立其诚”（《周易·文言》）。写文章是为了表达内心的真实，语言与心灵应当是统一的。然而，当政治风暴席卷而来，活命哲学才是生存之道，语言也就变成了文人随波逐流的工具。
冯友兰的检讨历程最能说明这种转变。1949年10月，他写信给毛泽东承诺“五年之内重新写过《中国哲学史》”。1956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自我批判，用刚学会的唯物史观话语，把自己的“新理学”体系一条条拆掉。到了1973年，冯友兰成为“梁效”写作组的顾问，还写诗吹捧吕后为当时的政治人物服务。海外学者张君劢很早就批判冯友兰这种变色龙是“学问与人格，判为两橛，时局一变，学说随之倾覆，此根本之病也”，“足下竟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张君劢《一封不寄的信——责冯芝生》）
冯友兰在晚年《三松堂自序》中才实话实说：“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和巴金、梁思成、冯友兰这些人不同，郭沫若是主动变的，别人都是被动变的，郭沫若却是一生都在变。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过，“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郭沫若在1966年完全否定自己一生，“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据《光明日报》1966年4 月 28 日刊发的《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善变确实是郭沫若特色，今天可以骂蒋介石是"比吴佩孚、孙传芳还要狡狯的刽子手",明天也可以说"蒋的态度……对我照例是格外的和蔼”；今天歌颂《献给在座的XX同志》,明天就批判这个人“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文章写作完全是跟着形势走，到什么山唱什么歌。1969 年郭沫若给周国平的信中也承认自己：“可惜我'老'了，成为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郭沫若晚年没有对自己的言行有任何的反省，即便是自己的儿子死亡也没有改变郭沫若。1967、1968两年内，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民英、郭世英相继自杀身亡。郭沫若晚年抄郭世英日记八大册到案头 ，这里边的痛只有郭沫若自己知道了。
张君劢在其《一封不寄的信——责冯芝生》中说的很好，“一国文化之托命，全在读书种子有独立之精神。政权更迭，势有盛衰，而斯文自有千古不变之价值。昔顾亭林、王船山遭国破家亡，终身不仕新朝，坚守所学，不随俗俯仰，故其学光照后世”。
在任何时候都有独立精神的文人，虽然属于极少数的个别，但是历史终究掩盖不住他们的光芒。“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精神与天地同在，与日月争光。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所有人必须表态批孔。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公开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长达半年轮番批判后，主持人问他感想，梁漱溟答：“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容庚，古文字学家、青铜器学奠基人之一，中大教授。在批孔的大潮流中，容庚的态度很坚决，“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黄天骥《老圃秋容淡——记实话实说的容庚教授》）
著名学者陈寅恪那是国宝级人物，可也躲不过那场运动，1969年去世。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后来回忆："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喊他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陈寅恪：当所长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
陈寅恪这样胆小的人既没有认罪也没有攀咬他人下井落石，"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已向中大组织交代。"（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陈序经是中大校长，与陈寅恪交好，被审查"美国特务"、心脏病发去世，他们就追到陈寅恪头上，勒令他交代。陈寅恪虽然双眼失明，骨折右腿，但是依旧保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尊严，没有曲学阿世随波逐流失去自我，真正做到了自己写的"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运动的潮流中，“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各色人等演出了一场历史悲剧，有的人活出了自己的个性有声有色，有的人失去自我只是为了活者，有的人没有底线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舒芜，现代文学史上的犹大人物。舒芜完全是踩着胡风从一个中学老师变成风云人物的。舒芜拿出胡风给舒芜的私人信，被编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最高领导亲自加按语，胡风案从"文艺思想批判"一步跳到"反革命集团"，结果2100 人牵连，92 人被捕。私人信件搬进公共政治斗争，后果之残酷是很多人预料不到的，舒芜有多恶劣！
丁东说过，“受难者可以原谅参与过批判的多数人，包括当时公开写文章的许多文化名人，但是不原谅舒芜，这是因为还有一条线，就是做人的底线。舒芜主动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引入批判文章，客观上是为这场大灾难提供了导火线。”（丁东《读舒芜》）
舒芜虽然在《〈回归"五四"〉后序》里那承认：“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舒芜承认自己的责任但是又心有不甘，用鲁迅给自己背书，举例鲁迅当年未授权发表徐懋庸信件，来证明自己"交信"不独创、不算错。
“胡风分子”贾植芳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因为经过这几年的考察，我发现他（舒芜）对自己50年代犯的卖友求荣的无耻行径毫无悔罪表现，……因此，与他断然绝交，划清界线。”（《一批书信引发胡风事件，且看当事人舒芜晚年是怎么说的》）
舒芜根本就没有自我反省的勇气，和舒芜相反，巴金从自己的灵魂深处出发反思自己所作所为，“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文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巴金《怀念胡风》）
巴金和胡风是老朋友，他俩人是因为鲁迅熟悉的，而且都是鲁迅葬礼上十三个抬棺材的之一。1955年全国开始批判胡风，巴金也是写了多篇批评文章，还在上海作协多次主持批胡大会。巴金没把自己洗白成受害者，也没把责任全推给"形势"，而是把"即使不得已而为文，也感到恶心、羞耻"这句话留给了子孙后代当审判材料。
巴金是少有的拿自己开刀的知识分子，76年以后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我是受害者，我要控诉”的模式，巴金思考的是，“不只问‘他们对我做了什么’，还问‘我对别人做了什么’”。（《怀念萧珊》）巴金主动把自己的“活命哲学”白纸黑字剖开来忏悔，承认自己为活命执笔批判胡风等人是心灵欠债。
活命哲学在巴金身上，最终没有走向犬儒，而是走向了忏悔与启蒙，这是一般文人达不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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