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婆、吏役、盗寇……来看看《醒世恒言》里的反面小人物|婆子|差役|强盗|监生|醒世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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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醒世恒言》中有一类人值得注意，他们在作品中属于作者着墨不多的小人物，属于“文学边缘人物”，并且常以反面小人物的形象出现，他们一般渺小卑微，属于过场式人物，类型化是他们共有的特点之一。

但这类小人物的作用却不容小觑，他们或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或是作者在故事中进行教化的形象工具，或是辅助主要人物形象塑造的反衬物。

（一）牙婆

牙婆、媒婆都属于三姑六婆，在小说中，牙婆和媒婆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许多人常常既是牙婆又是媒婆，在此姑且将她们归为一类，将媒婆并入牙婆中探讨。

牙婆由唐代的女侩发展而来，主要从事奴仆买卖的中介活动，其实就是人牙子，只不过是由女性充当。

《醒世恒言》卷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的李牙婆和张牙婆即是一例，她们从事人口买卖，故事中描写到张牙婆与贾婆买卖婢女时的讨价还价，这样生动的描写刻画出了牙婆精明锐利的贪婪形象。

知名牙婆：王婆

明清小说中的牙婆们可谓是身兼数职，虽然替人买卖奴仆是她们的本职工作，但是除此之外，牙婆们往往还是走街串巷四处推销琐碎日用品的好手，她们经常贩卖一些首饰珠翠、胭脂花粉等；同时，她们也经常利用职业之便为男女私情说合。

《醒世恒言》卷十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有一个“惯走大家卖花粉的陆婆”，“那婆子以卖花粉为名，专一做媒作保，做马泊六，正是他的专门，故此家中甚是活动。”陆婆见着雪白两锭大银，眼中已是出火。花言巧语，想方设法让张荩勾搭上潘寿儿，说诱潘寿儿之时并不直言，反而以合色鞋为话头故弄玄虚。

《醒世恒言》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他唤作王百会，与人收生，做针线，做媒人，又会与人看病，知人病轻重。”一眼就瞧出周胜仙的心病，随后便想方设法撮合周胜仙和范二郎。

小说中的牙婆形象经常是单薄片面的，作者很少会将牙婆本人的家庭生活作一番描写，透过作者简略的描述，我们大概能够知道的是牙婆一般是已婚的中老年妇女，且多是丧夫寡居者。

小说对牙人所用的称呼上有类型化的明显痕迹。对于她们，小说都是直接以“王婆”、“陆婆”、“李婆”称之，在这样的描写之下，牙婆们个人的特点消失，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牙婆作为一个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的特点。

牙婆大都拥有唯利是图却又软弱怕事的个性等。典型如《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的陆婆，她弄丢了张荩和潘寿儿的定情信物合色鞋儿，“被儿子一吓，心中老大惊慌”，“那婆子银子鞋儿都被五汉拿去，又不敢讨，手中没了把柄，又怕弄出事来”，当弄出人命官府来查办时，“那婆子被这四十打得皮开肉绽，那敢半字虚妄”，这些描写生动地突出陆婆软弱怕事畏惧权势的特点。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牙婆们多拥有广泛的交际面，她们因地位低下、生活窘迫而走出自家的门户抛头露面，又凭借年老色衰的天然“优势”得以频繁出入于小姐夫人的闺房之中。

正因为牙婆见多识广，所以这些牙婆们往往成为许多不可告人之事的策划者执行者，这也使得牙婆们练就了圆滑老道的处事方式，典型如《陆五汉硬留合色鞋》中的陆婆。

（二）吏役

吏役是吏胥、差役的合称。

“吏胥”是指官府中掌管文书簿籍等事务的人员，其中包括与中央六部相对口的六房中的书办（又称书吏）以及掾史、令史、典吏、都吏、提控、攒典、司吏、狱典等等。

“差役”俗称衙役，是官府中听差、跑腿、办杂事的人员，有捕快、斗级、皂隶、捕盗、库子、门子、狱卒等名目。吏胥、差役介于官僚与平民百姓之间，虽没有品级，却能够代表各级政府执行管理的职能，与百姓直接打交道，掌管着征收钱粮、起草文书、缉捕奸盗、管理仓库等大量的具体事务。

典型的吏胥便是《醒世恒言》卷二十九《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中的令史谭遵，“那令史谭遵，颇有才干，惯与知县通赃过付，是一个积年猾吏。”当知县找他商议要报卢聃得罪之仇时，谭遵上来就要“寻得一件没躲闪的大事坐在他身上”，要“完得性命”，其阴险毒辣可知。

至于那些狐假虎威的差役在《醒世恒言》中则有卷二十七《李玉英狱中讼冤》中“专在各衙门打干，是一个油里滑的光棍”——焦榕，面对其妹焦氏虐待丈夫前妻之子的行为，他不但不加以劝喻，反而帮助其妹算计，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你心下越不喜欢这男女，越该加意爱护。”

对于那些孩子，焦榕认为：

“毕竟容不得，须依我说话。今后将他如亲生看待，婢仆们施些小惠，结为心腹。暗地察访，内中倘有无心向你，并口嘴不好的，便赶逐出去。如此过了一年两载，妹夫信得你真了，婢仆又皆是心腹，你也必然生下子女，分了其爱。那时觑个机会，先除却这孩子，料不疑虑到你。那几个丫头，等待年长，叮嘱童仆们一齐驾起风波，只说有私情勾当。妹夫是有官职的，怕人耻笑，自然逼其自尽。是恁样阴唆阳劝做去，岂不省了目下受气？又见得你是好人。”

焦榕的这一番算计狠毒无耻之极，泼皮本性暴露无遗。

同样，《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捕人杨洪也是凶狠之徒，从衙门公差对他的称呼“杨黑心”即可见其恶毒之一斑。杨洪“见了雪白的一大包银子”便动了火，为了钱财他罔顾自己衙门中人的身份，设计利用狱中强盗要将无辜之人问成死罪，然后在狱中结果人性命，他用计利用强盗的那一番说辞可谓是经过了精密策划的，说服强盗栽赃的同时又保全了自己，最终渔翁得利。

差役常常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一点权力肆意欺压良民，在《醒世恒言》卷二十六《薛录事鱼服证仙》中即有公差张弼强取渔民金色鲤鱼的事例；卷三十《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的干办陈颜甘为忘恩负义的知县房德的爪牙为其设计杀害恩人。

总体来说，吏役们是小有权力便借势施威的群体，他们凭借着自己的高于一般百姓的地位舞文弄墨、贪赃枉法，比如《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就有介绍绍兴一带的风俗，常常四五个人合伙，买得一官，其余人充任吏役，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此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可以说利用自己的地位捞取好处是他们必然为之的选择。

更有一些阴险至极的吏役，甚至不惜制造事端、生事扰民而为自己谋取利益；常言道：“无才无德行小恶，有才无德行大恶。”这一类有才无德的吏役常常为虎作伥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勾当，上文提到的《醒世恒言》卷二十九《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中的令史谭遵是为典型。

（三）盗寇

《醒世恒言》中有涉及到盗寇这一形象描写的内容时都突出了盗寇的一个共有特征，那就是爱财。

在《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的静山大王最初即是为了刘贵的十五贯钱而杀死了刘贵，偷走了刘贵的十五贯钱之后，静山大王逃之夭夭，而他的举动连累了刘贵的小妾陈二姐和崔宁，无辜受冤、百口莫辩的崔宁和陈二姐因此白白送了性命。

卷三十《李研公穷邸遇侠客》中的房德在穷困潦倒之时意外与十七个好汉结拜，他们结拜之后，便计划去打劫元平门王元宝的家，其目的也是为了得到一笔钱财。

《醒世恒言》中的多数强盗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为了获得财富甚至不惜草菅人命，如《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有七个实为强盗名为艄公的凶恶之徒，他们正是为了钱财才在蔡瑞虹的父亲携家赴任途中劫了蔡家的财产，杀害了蔡家一门并且污辱了蔡瑞虹。

其他的例子还有《醒世恒言》卷二十九《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中汪知县捉拿的一班强盗中的石雪哥，为了泄一时之恨，他不惜栽赃陷害王屠；卷五《大树坡义虎送亲》头回中的稍公张稍“惯在河路内做些淘摸生意”，他杀人丈夫、夺人财物、占人妻子，可以说是丧失人性，种种恶事都做尽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小说对盗寇外形描写都十分简略，甚至他们的姓名也都只是简单表示，如《大树坡义虎送亲》头回中的张稍，《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几位强盗，《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中的石雪哥等一干强盗，《蔡瑞虹忍辱报仇》中的陈小四等强盗。

视金钱为生命是盗寇的特征之一，除此之外，盗寇们还十分注重自身的实际利益，《蔡瑞红忍辱报仇》中的陈小四看中了蔡瑞红的美貌，但是当他自身面临危险的时候他还是不择手段要置人于死地，其他的强盗也为了自保在分得财产之后就各自谋生去了。

另外，在盗寇身上还有着极其浓厚的市井味，比如石雪哥就是出生于市井，他“当初原是个做小经纪的人，因染了时疫症，把本钱用完”后来学做夜行人，落草为寇及至恶贯满盈。

（四）监生

明朝在北京和南京分置国子监，称为“国学”，凡国子监学生均称“监生”。根据来源不同，监生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