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位居《史记》中七十列传之首， 无论从体裁还是主题来看都有其独特之处， 明显区别于其他列传。

从文体上看，“列传” 作为一种人物传记，以其传主的生平事迹为主，最后司马迁在篇末以“太史公曰”四字开端，来写他自己对人物的评价。但是《伯夷列传》与其它列传不同，夹叙夹议，叙述伯夷、叔齐的生平事迹，记载伯夷、叔齐生平事迹的文字只有二百余字，议论占据了文章大部分篇幅。

从主旨来看，司马迁意不在给伯夷、叔齐立传，而在借他们作引子，“自发其感慨之意”。一般意义上，人们评价这篇文章，基本上都在说司马迁的“怨”或者“不怨”。司马迁因为本身的遭遇，心里确实是有怨气的。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阅读《史记》，我们也确实能发现司马迁感叹世界的变化，现在是个争名夺利的世界，大道和大义已经失去其本身的重要性。所以，很多人以为《伯夷列传》是司马迁在发“愤”，借《伯夷列传》中揭示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质疑。

其实不然。司马迁将本篇置于首位，是为表明作者为古人立传的宗旨及入传的取舍标准，有发凡起例的作用。

《伯夷列传》以伯夷、叔齐为开始，纵向延伸，从古至今，像伯夷这样的人，他举了很多例子。也就是说，天下如伯夷这种人，虽然有千千万万，但是历史上却没有他们的痕迹，书籍、经传等，都没有他们的记载。他们或长寿，或短命，都一样的悄无声息地死在水边林下。

如今，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有着史学家的责任和自觉，他要为这些自己默默无闻、旁人也都不在意的人立传，要为那些命运多舛的奇人异士说话。所以，司马迁敢把项羽一个诸侯王放进帝王本纪，也敢把吕后一个女人放进帝王本纪；还敢为卖酒的、杀猪的、屠狗的这些人立传。

司马迁就是这么“另类”，就是这么独特，他敢为古往今来千千万万有伯夷之义的人说话，就算他们不是王侯将相，也不是伟人，更不是君王，他仍要记录他们的言行事迹，让他们名垂千古，青史留名。

这就是司马迁想做的事，这也是这篇文章的主旨所在。所以，《伯夷列传》位于七十列传的首篇，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其形式和章法上的与众不同，更在于其主题思想的深厚与丰富。

司马迁在这篇文章开篇就发出疑问：人们对于世上的人，都考信于六艺，虽然《诗》、《书》有缺少，但很多事还记载了。但是，我们所看到记载的这些人，无非都是帝王让位，比如尧舜禹汤，无非都是中央之事，比如四岳九牧。

“功用既兴，然后授政”，待到他们的功绩已经建立，然后才把帝位传给他们。人们所考察的是“功用”，是结果。这表明，天下是最珍贵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继统，传交帝位是这样的难啊！

但是，听说，尧要将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并以此为耻而逃避隐居起来。到了夏代，又有卞随、务光等一样的人。天下也如许由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为啥都没记载？这些人不值得赞扬吗？难道这些人的存在都是假的吗？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司马迁曾经登上箕山，发现那上面还有许由的墓。司马迁用许由的坟墓作证，说明这些人是存在的。可是，历史上却没有留下他们的事迹。这说明，千百年来，类似许由的人被埋没的人太多了，被记录下来的人却很寥寥。

孔子曾经排列论述古代的仁人、圣人和贤能之人，只有伯夷这么一个人，仅仅因为孔子口里夸了一句，而流传下来。其他的人像许由，明明有冢，但是因为没有被孔子所述，世上的人便认为这种人可有可无，更何况卞随、务光之类，连个姓名几乎都没留下。难道世人所了解的世界就这么有限？

伯夷、叔齐乃孤竹国之王子，让国而逃，投奔西伯昌即周文王，不幸刚到周国，西伯昌就去世了，武王即位，率兵伐纣。伯夷、叔齐两人拉住武王战马而劝阻说：“父亲死了尚未安葬，就动起干戈来，能说得上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而杀害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

后来，武王伐纣成功后，“天下宗周”，伯夷、叔齐以此为耻，坚持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于首阳山，采集野菜来充饥，最后饥饿而死。他们临死时作了一首《采薇》之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感慨世道的变化，以暴制暴成为现实，以前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

伯夷、叔齐二人，所体现出高尚的大义，是太史公司马迁所推崇的、所提倡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说：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后来，人们将夷齐“兄弟让国，扣马谏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的仁哲大义，看成历代中华仁人志士诚信礼让、忠于祖国、抱节守志、清正廉明的典范。

言简意深，司马迁赞美伯夷、叔齐“奔义”“让国”的高尚行为，其目的是要影射、讽刺如今社会的“争利”与“死权”。

古有伯夷、叔齐去位让权，积仁洁行却饿死首阳山，颜渊好学却早夭，今有非公正不发愤的善人遭遇祸灾；与之相反的是，古有盗跖暴戾恣睢却以寿终，今有操行不轨的恶人却富厚累世不绝；司马迁纵横古今，正反对比，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宿命论。

司马迁的生平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他在这个时代书写着春秋战国的历史巨变、秦汉之际的天翻地覆，又亲历了汉武帝时代的大变局。他看到和感受到的历史是不合道义的，不以实现正义为目的，“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人生在世，有何天道可言？只有富贵寿考，应当尽力争取，放眼望去，倘若都是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伯夷、颜渊存在？但是反过来说，世道上伯夷、颜渊这种人已经很少了，难道这种人不应该去记载宣扬吗？正如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能发现他们的生命散发在历史中的幽光，在既庞杂又残缺的历史遗存之中发掘他们的隐微之迹。

进一步说，天道不可恃，人却自有为。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每个人追求不同，有人追逐于功名利禄，有人在颠沛流离中仍然能够行仁义之道；诸如伯夷这一类人，立志屹然，不同流俗，即便是天道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志气。

比如信陵公子，他可以不去救赵国；他可以在魏安僖王怀疑他时，虚与委蛇，再用阴谋谋权篡位。比如侯赢，在信陵公子去往晋鄙军营之后，他完全可以不自杀。比如豫让，他可以不为智伯报仇。但他们都不会那样做。

再说司马迁，他可以明哲保身，可以不为李陵说句公道话。但是他没有。

所以，即便盗拓横行无忌，最后长寿而终，又能如何？

因为对那些品行高洁之人，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是“求仁”，他们所轻视的，是天下功名利禄。对于这些人，他们不轻易为外物所扰，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内心的坚守。

所以，德或是不德，不是天道让人有没有好结果的必然因素，而是一个人立志的问题。

但是世人却只记住那些追逐名利富贵的人，岩穴之士却被湮没，太可惜了。再者，伯夷、颜回，得圣人孔子的称扬，因而“名益彰”、“行益显”，这是他们的幸运。而其他许多如伯夷之类的却因没有得到圣人的传颂，他们的名字早已湮没不闻。这是令人十分悲伤的事。故而，司马迁愿为他们立传世。同时，他也要为天下千年万世立一个标准，写出传记的那种理想和怀抱，写出自己独特的《史记》。

在文章最后，司马迁说了一个很现实的逻辑，“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那些没名没本事的人，想做大事被记载于历史，没这些青云之士的帮忙，能干成吗？不能。比如，刘邦要当皇帝，假使没有萧何、张良这些人的辅佐能行吗？不行。

总而言之，《伯夷列传》结构曲折多变，文义起落跌宕，情思隐约幽微、低回要眇，似此奇文，哪能不推为千古绝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