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周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

“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多想闲人。”

这一段“忙人”与“闲人”的对话被立为情话界的标杆，在相关的话题中提名率极高。不仅是因为其中缠绵的情感，更是因为这段对话来源于总理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

邓颖超是毛主席、朱德口中的“邓大姐”，是胡主席眼中“中国妇女的骄傲”，是妇女和儿童的启蒙者，是文革时期无辜同志的保护者。然而今人谈及她，却只知“周夫人”，不知真正的“邓颖超”。

一 女星冉冉 星火燎原‍

1094年，还用着“文淑”之名的邓颖超出身在广西南宁。她的父亲邓廷忠是广西省的一个军区司令，在当时被称为“镇台”，她的母亲杨振德则是一名知识女性。夫妻两人只有邓颖超一个独生女儿。

1907年，邓颖超的父亲流放新疆。三口之家失去了顶梁柱，她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南宁一路流亡，最后定居天津谋生。

妻离子散，邓颖超的父亲在流放结束后返回故乡，想要和妻女重聚，却意外地猝死在他乡。母亲带着邓颖超到了北京的一家平民学校做老师，她也就在此读书、学习。

动荡的年代里，安定的生活是一件奢侈品。邓颖超就读学校的校长陈翼龙因为反对复辟帝制，被袁世凯逮捕杀害，学校从此停办。邓颖超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同时被残酷的生活再次上了无比真实的一课。

1915年，邓颖超虚报了两岁，进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预科接受新式教育，毕业后顺利升入本科。不久后，曾发起护国运动的松坡将军蔡锷因为喉癌病逝。消息传到天津，邓颖超在怀念蔡锷将军的作文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世事靡常，岂能一定？安知吾国异日不立于万国之上哉！”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日本获得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一时群情激奋。北洋政府代表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国内的学生也主动发起游行，借此表达自己的抗议。

邓颖超走上街头，高举旗帜，和同伴们一起呼喊着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

游行的学生摩肩接踵，彼时的邓颖超不知，未来与她相伴一生的爱人也走在某个游行队伍的最前方，作为南开大学的一名学生领袖，为他们共同的理想奔走呼号着。

身材娇小的她向茶馆的老大爷借来一张桌子，扶着女师同学的肩膀，“噌”地站上了桌，在天津城的西南角，大声讲演，声泪俱下。

五四运动是她走上革命斗争的起点，从此邓颖超更加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当时封建思想的残余仍在，女子虽然有了受教育权，但男女分校。进步学生们深切的感受到了打破性别界限对于爱国革命的重要性，天津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应运而生。

这个建社初期只有二十余人的团体里，不仅有十五岁的邓颖超，还有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两人在觉悟社的社刊上一起发表文章，宣传新思想，还一同去北京参加集会，接受李大钊的教导。

集会之后，周恩来很快远渡重洋进修，而邓颖超则在毕业之后进入了京师国立高等学校附属小学教书。

在今人看来，这好像只是一次再平凡不过的就业，但是在那个鲜有女性教师的年代，特立独行的邓颖超在学生大会上被男子小学的学生们起哄、嘲笑着。

面对那些不怀好意的笑声，她没有胆怯，没有愤怒，只是从容地走上讲台，扫视全场，镇得学生不敢出声，才淡淡地开口介绍自己：“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邓颖超。”

此举镇住了全校师生，她从此有了自己的威信。上课的时候，邓颖超讲课生动，学生兴趣高昂。她不仅给学生讲课本上的字词，还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编成故事，讲给学生听。

教师的工作一做就是五年，邓颖超从未停止对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她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运动，提议让妇女参政议政，发小婚后被虐待而死的惨状让邓颖超坚定了解放妇女的决心。

她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建起“女星社”，创办周刊，力求“觉悟女子”。女星报纸启蒙了一批被欺压的女性，其中不乏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如为国牺牲的赵一曼烈士。

邓颖超在解放女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青年时期所做的一切为她积累了经验，她先后出任中共天津地委与广东地委妇女部长时，都游刃有余。

二 情谊升华 不畏路遥‍

邓颖超在国内进行革命的同时，周恩来也在法国奋斗着。他是旅法学生会会长，勤工俭学的同时，一股难言的思念在他心中生长着。

二十岁时，他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也向觉悟社的同学们表露过自己的态度。邓颖超在见识过许多妇女的悲剧后，对于婚姻爱情的态度消极，也支持周恩来的独身。

可是在分隔两地之后，周恩来才看清了自己的感情。他在出国之后一直和邓颖超书信往来，不过探讨的都是爱国强国。某一天，她突然收到一封与往不同的信，周恩来在信中突然要求和她明确恋爱关系。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迫切地表示期望早日收到她的回信。

这样直白热烈的表白让邓颖超措手不及，她找到开明的母亲做参谋。母亲虽然主张婚恋自由，但是对女儿的婚姻问题非常谨慎，建议她等周恩来回国之后，两人见面，再做答复。

可是邓颖超等不了了。之前，她对周恩来的感情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现在被表白激发出来。她没有采纳母亲的意见，在回信中明确地把两人的关系升格为恋爱关系。

两年之后，周恩来回国，这对恋人结束了漫长的异国之恋。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他们对于彼此的定位是：他们先是怀有共同的革命理想的战友，而后才是相濡以沫的爱人。

邓颖超和周恩来这一对夫妻可谓是党内的模范夫妻，新闻媒体把他俩的结合称作“双星交辉”。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邓颖超配合周恩来的工作，掩护他的行踪，谨慎小心。

婚后不久，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怀孕，可是形势并不允许这个孩子的到来。她咬着牙，瞒着周恩来流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年之后，她再次怀孕，可是因为难产，险些一尸两命。

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屋漏偏逢连夜雨，国民党突然对共产党员进行大肆的搜查捕杀。她拖着产后未愈的身体四处奔波，身体落下了病根，从此再无生育的可能性。

1934年，邓颖超患上了肺结核，缺医少药的状况使她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她面临的残酷现实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准备进行战略转移。

漫漫长征路，不知道有多少艰难险阻。邓颖超为了减轻组织负担，主动要求留守阵地，被驳回，党中央特批她坐着担架随军。

翻雪山、过草地、渡江水，没有呼吸机、没有西洋药，有的只是黄土坡上窑洞口的两条板凳和一块门板，邓颖超就在部队休息时躺在门板上，用新鲜的空气治疗肺结核。

长征结束之后，邓颖超秘密前往北平的一家平民疗养院治疗肺病。治好后，她马不停蹄地返回西安与周恩来会和，在易俗社给西安的妇女讲话：妇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也有重要地位，女同胞们要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前线！

三 倾爱儿童 晚霞满天‍

尽管她和周恩来一生都没有亲生孩子，可是喊她“妈妈”的孩子却不在少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无数家庭破碎，无数孩子失去了父母。邓颖超身在武汉，积极领导推动着战时儿童保育活动，并请人说服宋美龄，争取到了国民政府对救济儿童活动的支持。

1938年4月4日，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迎来的第一个儿童节。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词：“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这项工作，她一做就是七年。

七年里，邓颖超领导创建了53个保育院，收容了近3万落难儿童。这些当年不足十五岁的孩子们在保育院健康长大，日后成为了工程师、教授、党政骨干。他们亲切地唤邓颖超为“邓妈妈”，他们的成材就是抗日战争中妇女贡献的一大有力证明。

建国之后，邓颖超主动退居配角的位置，做周恩来的贤内助。她把自己和周恩来的工资拿出三分之一来接济家中的亲戚，坚决不许亲戚搞特殊化。

“如果我们不去解决，实际上增加了组织上的负担，我们自己解决了，就是替社会承担了一部分责任。”邓颖超秉持着这个观念，在周恩来逝世之后仍然接济着周家的亲戚。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北京，先妻子一步，撒手人寰。十六年后，阴阳两隔的恩爱夫妻才在另一个世界重新聚首。

邓颖超死前留下两份遗嘱，第一份是要求遗体火化后，不保留骨灰，不搞追悼会和告别仪式。她和周恩来共同居住的房子为全民所有，交公使用，不搞故居和纪念堂。

第二份遗嘱，补充说明了对遗物的处置：未用完的工资全部充作党费；两人积累的图书交给共青团中央，酌情分给青少年阅读；她与周恩来的个人文件，全部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酌情储存清理。

这两份遗嘱不仅仅是对身后事的安排，更是她对党和全国人民交出的一份答卷，是一面映射出她品行的镜子。

1992年7月18日，邓颖超的骨灰消失在海河的风中、水里。可是，这位女性的形象永远不会在我们心中磨灭。

她幼年丧父，倔强而坚韧地生长。十三岁时，她投身学生运动，即使流血牺牲、被捕坐牢，也在所不惜；十七岁时她开始了教师生涯，她尽心尽力，栽培学生，几十年后再回到曾经执教的学校，她还要掀开车帘看一看，念念不忘。

结婚之后，她继续领导妇女运动，并为了党的事业流掉了她第一个孩子；在上海蛰伏，在苏区艰苦，她主动把一天的三顿饭减成两顿，不顾自己孱弱的病体；直到临终之前，她还在要求：在她患病无救时不采取抢救措施，不浪费国家资源。

高风亮节，战士本色！

此后，再提及邓颖超，我们脑海中不应只给她打上“周总理妻子”的单薄标签。她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位卓越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