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出生于福建武平的偏僻山村，受“五四”运动对旧传统旧文化的决裂和“文学革命”的感召，他光荣地走过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曲折道路，成为当代一位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和杂文家、编辑家，新中国成立又以后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林默涵的“人生导师”究竟有谁呢？
1928年夏，16岁的林默涵开始走出家乡封闭的小天地，他来到了省会城市福州读师范专科，当时是考虑读师范不要学费，到了福州后，他住在清朝后期建造的方便武平林姓考生科考的宽敞的试馆中，试馆临街而建，有店铺可供出租，而租金供在榕学子使用，幸运的是，那几年福州上学的本家子弟只有他一人，故读书资费是宽裕的。
在福州读书时，林默涵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这时，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对他影响很大，“可以说，郁达夫先生是引导我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意义的启蒙老师。他一下子把我从蒙昧混沌中叫醒了。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位热爱祖国并为她而失去生命的先行者。”（林默涵《雕塑家刘开渠》），而鲁迅那种彻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他那辛辣的笔锋，也使他由衷地敬佩。他们的书每本必读。
1936年7月，23岁的林默涵经柳湜引荐，到到香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日报》编辑副刊。韬奋工作热情，待人诚恳，深为默涵所敬重。当时全国各地青年读者纷纷给他写信提出各种社会问题：出路问题、生活问题、学习问题、婚姻问题，请求报社解答，韬奋总是尽力回答，并常常委托林默涵起草回信，由他过目签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步步进逼，国土大批沦陷，国内各种投降论调喧嚣尘上，林默涵思想也处于焦灼迷茫中，1938年的七、八月间，在武汉，读到《解放》周刊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酣畅淋漓地一口气读完了文章。“越看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林默涵语）。
1938年底，林默涵去了延安，他之所以去，影响最深的是《论持久战》，他说，因为那时内心最焦虑，抗战能不能胜利，喊口号是抗战必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总感觉那是空的，只有毛泽东讲的才是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很大。我当时精神状态很特别，看完后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下子轻松了，思想影响就这么深刻。
在延安，林默涵和哲学家艾思奇一起编辑中共中央新创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中国文化》，在创刊号上，林默涵一字一句地校对并编发了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林默涵认为，该文在政治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疑问，指出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在文化上，阐明了在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没有这些理论和方针的指导，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全面的胜利。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从此影响林默涵的后半生，并为之坚持不愈地贯彻和实践。他的文艺主张、文艺政策、文艺理论和精神资源来源于《讲话》，并且在长期的文艺领导工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中总结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林默涵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深刻的领会和精确的阐发，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具有了完整的系统性，高度的科学性和强烈的战斗性。
“默涵同志一生磨砺甚多，阅历甚丰，他早年襄助邹韬奋编辑《生活日报》，在延安他六校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十年浩劫后编辑注释《鲁迅全集》。他深受三个伟大人物的熏陶，继承三个伟大人物的精神，而又卓然不群，自我造化，形成他为人为文的高尚品格。”（刘白羽《丹心铁骨，高风亮节》）
林默涵曾说过，他们那一代人是幸福的。在他们一代，打垮了国民党蒋介石，推翻了旧政权、旧社会，一个新的中国站起来了。
当然，我们更应该认为，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林默涵赶上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受益于伟大人物的精神哺育，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生中参加学生运动，参加革命文化工作，年轻时坐国民党的牢，老了又坐共产党的牢，坐国民党的牢是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明天，坐共产党的牢是同“四人帮”作斗争，而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是始终如一地贯穿一生的。
最后用林默涵的一首诗作为此文作结：
已杳风华惭夙志，
仍将涓滴报斯民。
后波赴海超前浪，
老叶成泥育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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