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随着淮海战役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妄图在徐州附近集结主力与我军决战,不仅下令要求各部向徐州收缩,还要将在宿迁、睢宁驻扎的孙良诚所部也一并调往徐州,并给了孙良诚一个107军的番号,这一纸调令下来,让孙万分惶恐,他深知自己这部分兵马一旦调动到徐州战场上,那绝对是十死无生的境地。
孙良诚本身是西北军出身,是冯玉祥麾下亲信将领,十三太保之一,但冯玉祥的西北军质量参差不齐,其中有类似于宋哲元等抗日名将,但也有石友三等的投靠日伪的汉奸,很不幸的是,孙良诚本人也是这一类人,在抗战时期曾被部下诱导投降日军,给自己一生都留下了一个污点。
从西北军的角度上来讲,孙良诚算是一员能征惯战的将领,只不过由于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西北军一系也被蒋介石收编,各部均有压缩,孙良诚所部也不例外。中原大战失败以后,孙良诚回到天津隐居,七七事变以后又前往汉口,由于当时北方,特别是河北是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蒋介石为了打击八路军,利用一部分失意军人,让他们充当摩擦的先锋。
其中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以后,孙良诚也被派往河北,因为手上无兵无权,鹿钟麟特别将河北地区赵云祥的一支民军改编成第一游击纵队,拨给孙良诚管辖,由于不是自己的嫡系,孙良诚一度步履艰难,相比于同属西北军出身的人中,石友三、高树勋就要阔气的多,不仅手握数万大军,即便是鹿钟麟以省主席的身份,也很难压制。
随着鹿钟麟出走,八路军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石友三因投靠日伪被杀,孙良诚处境也开始艰难起来,不得已之下,只能听从部下的意见,假意投靠日伪,暗中积蓄资本,直至抗战结束以后,孙良诚成功积蓄起一批人马,但由于非蒋介石嫡系,孙良诚所部多次被缩编,最后只剩下了4个团的兵力和一个暂编25师的番号。
在睢宁驻扎的时候,孙良诚所部就始终在我军压制之下,无奈之下只能派人与我军接洽,准备在适当时机起义,而华中分局也充分表示了自己的诚意,不仅多次派人联络,甚至还在孙部建立了联络处,但孙良诚反复无常,多次借口以抗战时期曾投降过日伪,惧怕我军事后清算,所以始终拖着没有下定最后决心。
实际上有这个心思本身也无可厚非,济南战役时,我军对九十六军的吴化文所部策动起义,吴化文起初也担心这个问题,而且也多次反复,但在我军又打又拉之下,吴化文最终还是起义,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而九十六军所部与鲁南纵队合编为35军后,还成为了打进南京城的功勋部队。
相比之下,孙良诚就要不识时务的多,在睢宁驻扎期间曾有多次起义的好机会,但都被孙良诚拖延拒绝,后来老蒋一封信对他安抚,孙良诚立刻感恩戴德,又把队伍调往淮海战场,在我军围困下又要求起义,我军认为孙良诚反复无常,因此拒绝他起义,只能投诚。孙良诚放下武器以后,还受到我军特殊优待,但后来随同我党地下人员策反刘汝明时,又再次反复,将我军联络人员送到南京请赏,直至上海解放以后,孙良诚被逮捕,于1951年病逝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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