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右二）1955年10月1日于天安门城楼

1995年，国防大学领导赋予我一项任务：协助国防大学老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撰写回忆录。因我曾在军委办公厅和总参谋部工作过，便分工我收集张副主席担任军委作战部部长、副总参谋长时期的资料和起草初稿。

我在聆听张副主席的回忆，和查阅、收集档案资料以及访问雷英夫等知情老同志的过程中，了解了粟裕冤案的由来，特别是对粟裕垂泪一事感触颇深。

这要先从张震进京担任军委作战部部长谈起。张震是粟裕的部下，曾担任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的参谋长。1952年3月10日，张震被任命为军委作战部部长。

当时，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职务。粟裕担任第二副总参谋长（任职时间是1951年11月12日。1954年11月9日，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共和国成立前，作战部直接隶属中央军委，称军委作战部。1950年5月改属总参谋部建制，称军委总参作战部，也习惯地简称为军委作战部。

1952年4月，彭德怀元帅因病从朝鲜回国就医，病愈后，被留在中央，7月起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兼顾志愿军作战。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彭德怀从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之后，军队的领导体制并未改变，依然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各总部和指挥军队。彭德怀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还是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参与领导军事工作。

国防部设立之初，与军队各总部的隶属关系、分工、职责等条例尚未建立，矛盾就由此而来。

军委作战部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居仁堂。张震到聂荣臻、粟裕办公室汇报和请示工作很方便。

有一次，张震给粟裕送文件，看见他正在低头垂泪。他跟随粟总多年，从没见过这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流过泪，便关切地问他是什么原因？

粟裕对老部下道出了苦衷：

原来，总参谋部的文件，都是直接报给毛主席的。毛主席对我说过，你每周或半个月到我这里来一次。彭总回国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后，我很尊重他，就把原来直接呈送毛主席的文件，送到彭总那里，请他转呈。不想，彭总很不高兴地把文件一摔，对我说：“你要给主席送文件，就自己送，为什么还要我转？我不当你的通信员！”于是，有些总参的文件，我就直接呈送给主席了。

刚才，彭总对我说：“今天主席把我叫去，问我，总参报来的XX文件，你的意见是什么？”他指着那份文件，严厉地批评我说：“总参报主席的这份文件，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

粟裕用手帕揩了揩眼泪，又说：究竟哪些文件总参可以直接报主席，哪些要通过彭总转报，彭总也没有明确，我无所适从，很为难哪！

粟裕为难，还不止于此。

彭德怀就任国防部长之后，要求体现国防部的作用，有些过去由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的名义颁发的文件，要改由国防部的名义发。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规定是哪些文件。正因为不明确，总参谋部起草的文件，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他的批评。如，有的文件没有用国防部名义，他批评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用国防部名义？”有的文件，总参建议用国防部名义发出，他又批评说：“屁大的事，还用国防部名义！”

男儿有泪不轻弹。如果粟裕真是存心向国防部争权，还能委屈地暗自垂泪吗？由此可见，他面对百万强敌，是刚强果敢的；对于事关国家安危的战略和军队建设问题，他也可以据理力争；而对于如何处理党内的人际关系，则是一窍不通，受了窝囊气，也只能暗自垂泪。

考虑到如果把元帅把大将骂哭的事公之于世，会影响两位老总的形象，因之，此事在《张震回忆录》中并没有写。如今，又有人翻出旧案，这就逼得知情者不得不把粟裕垂泪的事披露于世。如果有人认为笔者没有为尊者讳，那责任就只能由继续向粟裕大将泼脏水的人来承担了。

——摘自《世纪》杂志2020年第四期

来源：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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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受批评问题

粟裕大将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但不作组织结论。扩大会结束后，粟裕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从已看到的历史文献看，粟裕是由于工作中疏忽大意，不谨慎而出错。

客观上越权，当时，则被批判为擅权，毛泽东认为这已不是日常工作中的普通错误，而是已涉及他本人的职权。为此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军委扩大会整风，应批评粟裕的错误，教育全军干部引以为戒。粟裕三大错误如下:

①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福建闽江口外)

彭德怀于1955年6月20日深夜，接到南京军区19时30分急电，说皮定钧(福建军区副司令、中将)从北京回来传达粟裕总参谋长18日指示：“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

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电报上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

接着电报中又列举打马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需动用四个师(敌军为一个加强师)，560只登陆艇，距大陆远，我岸上炮火支援困难，敌台湾空军到马祖上空可活动30～40分钟。我军从浙江机场起飞的战机到马祖—上空只有7至8分钟作战时间。我未掌握制空权。登陆船队没有可靠的空中掩护。

如马祖三个岛同时攻击，还不如打小金门岛(敌军一个师)，距陆岸近，便于船只起航和岸上炮火支援。但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准备。彭德怀看电报后感到惊异。因粟裕已于20日去旅大视察，接收苏军撤走时作价移走的武器装备(27日回京)，于21日上午把主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召来询问。

陈说，18日那天粟总长召集皮定钧和作战部王尚荣等研究了福建前线作战问题，认为可准备攻打马祖列岛，并立即准备。能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速战速决，但应由南京军区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彭说，毛泽东批准的1954年8月13日军委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针，你们也参与了制定。

明确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打一江山岛就是按这个方针选定的。我曾告张爱萍要用牛刀杀鸡。现仍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看来总参、南京军区、福建军区对这一方针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好。选定攻击目标后报军委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再着手准备。

现可先告南京军区打马祖准备工作暂停，听候新的指示。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电话上问彭德怀，彭说不知此事，已告陈赓，要南京军区暂停准备，听候新指示，待主席回京请示后再定。毛泽东于6月23日从杭州回京。彭德怀就此电报事向毛汇报。

毛说，你出国(彭于5月2日至6月3日至波兰出席华沙条约国成立仪式)期间，粟裕报告，说福建前线机场于6月底竣工，建议空军进驻，以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沿海航线，防止敌机骚扰空袭，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我批同意交贺龙、粟裕去办。6月11日刘亚楼到杭州见我，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准备组织空军人闽。我考虑根据在印尼万隆会议情况为争取缓和局势，即告刘，空军暂不入闽。打马祖事也应日后再定。

目前台海局势以平静为好。彭说，中央曾批准1957年底前解放浙闽沿海岛屿，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现浙江敌占岛屿都已解放，福建沿海敌占岛屿，我们仍应积极准备，在国际局势有利时逐个攻占。

现在看粟裕、陈赓、许世友等对军委8月13日的方针还缺乏深刻认识。叶飞在福建主要搞省委和政府工作，他也应很好地掌握军委的方针。为此提议请叶飞、许世友来北京开一次会，有利军委方针的掌握和贯彻。毛表示同意。经过准备后，7月8日，彭德怀主持关于福建沿海作战会议。

出席者：粟裕、陈赓两位大将，叶飞、许世友、唐亮三位上将，海军副司令罗舜初、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总参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四位中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少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和总参作战部处长雷英夫两位大校(均于六十年代晋升少将)。

首先由王德汇报福建沿海敌情和关于攻马祖列岛的问题(内容与电报略同)，粟裕说，6月18日开会时，只是告皮定钧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要同时攻击，皮定钧可能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陈赓说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8月13日作战方针。

王尚荣和雷英夫先后发言，说我们那天听到的和皮定钧是一致的，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回到部里也是这样传达的，我们在研究时认为同时攻击的好处是三个岛敌军不能互相支援策应，有如解放战争中分割歼敌一样，只是需要投入足够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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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舜初说，登陆艇无处买，只能自己造，但无主机，我们以渔船公司名义到香港去买，美英帝国主义阻挠未成。苏联主机功率小，质量差，因他们是计划经济，订货周期长。何廷一说，福建龙田、漳州等地机场即将竣工，但通往厦门、福州铁路一两年后才能完成。

争夺制空权兵力小了不行，至少需6～8个飞行团，屯积三个月油料、弹药，靠公路难办到，最好是等铁路修通。彭德怀重申了军委作战方针后，说不能单从军事出发，还要从国际局势，政治、外交等因素，综合考虑。至于先打哪个岛子？请福建、南京军区和总参具体研究并作现地勘察后，报军委批准，再着手准备。

雷英夫整理会议记录时，7月9日，王德到作战部对雷说，今天粟总长召集叶飞、陶勇、聂凤智和我开会时声明：根据那天会议记录证明，皮定钧同志未传达错误，此事粟总长自己负责。粟总长因高血压已人院治疗，雷英夫把会上粟裕先说皮定钧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王尚荣和雷英夫的证言及粟裕9日声明，均写入记录中。

彭德怀审定的记录打印出来后，7月12日呈毛泽东并附一便函：“主席：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请审核批示，如可用时，拟分送叶飞和许世友同志各一份”。

毛泽东于14日批：“退彭德怀同志同意。”毛先于13日在记录上批：“6月18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彭德怀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即于15日把批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轮阅后退彭德怀。”刘、朱、邓圈阅。

周恩来于17日批：“德怀同志：总参谈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已在刘亚楼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和我在军委的报告休息时谈话之后(6月12至13日)，为何粟、陈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退彭。”周恩来批语中的“在军委的报告”，是指他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法集训班的报告。这次集训由叶剑英主持。

参训干部兵团以上64人，军职145人，师职110人，共319人。于5月23日开始，6月15日结束。参训干部希望周恩来讲讲国际形势。周即于6月13日来作报告。地点在新街口总政排演场。除参训干部外，彭德怀、叶剑英及各总部(粟裕、陈赓、张爱萍)与各军兵种领导人均到会。

周恩来从1954年10月西方九国巴黎协定，重新武装西德，引起局势紧张，苏联组织华沙条约集团，中国打下一江山岛，美国杜勒斯声言，继朝鲜、印支战争后，同中国第三次走近战争边缘。通过4月万隆会议，中美将开始谈判，我们力争缓和国际局势，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

看来还要继续努力。(注：周恩来1956年说，到1955年底1956年初，开始感到国际局势缓和了下来。)报告中间休息时，12日回京的刘亚楼在休息室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的指示，即力争缓和局势。

粟裕、陈赓在场。集训结束后，皮定钧回福建前，请示当前作战问题，粟裕于18日主持会议下达了前述指令。粟裕未经请示布置打马祖，在听取传达了毛泽东批示和周恩来报告之后。忽略军委逐岛攻击作战方针因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又出现上述皮定钧确为受命要发起攻势问题。

②忽略外事纪律涉外无小事。

国家公职人员在外事场合，片言碎语，喜、愠、严肃表情、鼓掌、起立、坐下、退场等行为，都体现国家意向和形象。外事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最高执政者，是国际通例。

195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除毛泽东率高规格代表团出席外，中国还派出了规格最高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叶剑英领队，成员是各总部、各军兵种—把手。代表团此行任务是显示中苏两国军队亲密友好团结合作，在国际上造声势。没有商谈实质性问题任务。

因二十多天前，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导弹反常规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样品、资料，满足了中方要求。彭、叶率代表团到苏联各地参观后，11月23日回到莫斯科。24日按预定日程，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会见，但仅限于礼仪性质，除增加友好气氛外，不谈实质性问题。

粟裕总参谋长同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会面时，粟裕先说到苏联参观学习了许多新东西，感谢苏军在多方面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帮助。粟裕接着说：“今天向索元帅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不知道苏军有没有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份。

因我们那儿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职责不太明确，我们总参谋部不是不管，而是管的东西太多了。管得太多可能忽略大的问题，现在总军械部也由总参管了，这样发展下去，总参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国防部只剩下办公厅，也就是萧向荣他们了。

我们不太知道哪些工作应由国防部来管，哪些应由总参来管。”索元帅回答说：“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总参和国防部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元帅能否给我们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也可以。”

索元帅说：“顾问团没有这么大的权限，现在我口头讲，请翻译记录就可以。”接着索讲了苏军总参隶属于国防部，受国防部领导。国防部的诸项任务；国防部下属的军种司令部及总参、总政、后勤等单位。总参应负责大的工作事项，总参谋部下属业务部门等。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以苏军为榜样的，我们是向苏军学习”。最后粟向索赠送礼品。会面结束。

国与国之间，一方向另一方请其提供财、物、文献资料，另一方给予与否，都须经国家最高执政人决定。毛泽东想了解苏共中央组织机构情况，没有通过中联部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而是于1952年6月20日由他本人致电斯大林：“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同志：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

毛泽东—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同时毛致电张闻天大使：“我们对于联共(布)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布)中央这三个组织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中国国防部是国务院下属机构。

中方想了解苏联国防部职责权限，最低应由周恩来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总理)提出。事先必须经毛泽东同意。粟裕已是第四次出国，未经请示，向苏方索取国防部职责资料，是有违外事纪律的。

粟裕任总参谋长半年后即提出划分国防部与总参职权。彭德怀出于对粟的尊重，告他拟个方案文件，据说五易其稿，始终未批准。按理事程序，这种文件应先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报毛泽东审批，但从未列入会议文件。

对粟裕这样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求，彭德怀自不敢对毛泽东封锁，他每周都出席政治局会议，同毛泽东见面机会多，倘制订这种文件，不能没有其他七个总部，事实上又难以制订，拖了下来。

粟裕自1955年3月提议一直未能实现，两年后到莫斯科向苏方要文件资料，借此向军委提出仍要制订划分职权文件。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上说粟裕“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粟裕在1958年1月同下属几个部长谈1958年工作计划会议上，说“我们要争权”不是争个人的权，而是工作范围内责任。

这无疑是粟裕两年多来执着于同国防部划分职权的初衷。粟裕向苏方要文件，索科洛夫斯基指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这使索帅心目中对中国军队参谋长不会感到钦佩，而且要把记录上报苏共中央。

索帅拒绝提供书面文件，是他无权。报赫鲁晓夫后，赫按国际外交惯例推断，既然是粟裕这样高级领导人提出，当必事先已经毛泽东批准，倘不提供，涉及同中方关系，提供可能有保密问题，最后终于在1958年3月向中国提供了一份职责文件。

索帅口头讲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应承担哪些任务和下属单位，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索帅没有讲下达这些任务的批准权限，很明显，苏军总参执行工作任务的批准权也在苏共中央。

回国后，叶剑英在一次会上说：“国防部和总参上下级，不发生什么关系问题，在莫斯科已经碰了钉子。索科洛夫斯基谈就是领导关系。”

③调兵问题 粟裕用总参谋部名义调志愿军5个军15个师回国。

粟是1951年11月12日被军委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2月12日到职理事。周恩来同聂荣臻和作战部长李涛商定拟订了一个重申调动军队权限的文电，毛泽东批准后于1951年12月28日用总参名义发出。

规定：“有关国防部署调整方案、计划，以及国防要地步兵师以上部队，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均应用军委名义批准，呈毛泽东主席阅后发出。”在这一规定前全军也一直按此执行着，此次规定又增加了军委批准后调动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粟裕不来总参，在华东军区早已执行此规定。

志愿军撤出朝鲜，是毛泽东和金日成在莫斯科于1957年11月商定，符合朝方愿望。毛泽东、彭德怀、粟裕等回国后，12月即开始准备确定回国后驻地，告有关大军区同省委磋商接待准备工作。

志愿军司令杨勇于1958年1月28日向军委提出撤军的准备，拟停建营房、工事，家属回国，不再让家属入朝。停战后，一些干部家属入朝团聚，曾发生过朝鲜妇女纷纷赶来“看小脚”的趣事。彭德怀于2月13日主持军委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回国的部署方案。

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的政府代表团，2月14日到平壤，出席了群众欢迎大会，16日(春节)到志司，18日回平壤，19日中朝政府发表撤军声明，20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21日周恩来等回国。2月25日彭德怀又主持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各项工作，其中提到政治工作是防止骄傲的教育，对沿途欢迎兄弟部队慰问应有针对性的思想准备。

粟裕鉴于撤军事已准备了两三个月，回国后的驻地及分批撤离计划和单位都已有安排，毛泽东和彭德怀对此事都知道，或许是为了减少首长具体工作劳累，大概是于2月26日，粟用总参名义下达了第一批回国部队(第21军、炮5师、坦克5、6团及汽车7团等)3月8日回国的调动命令。彭德怀、毛泽东看到后诧异，这明明违反师以上和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规定。彭德怀询问粟裕，粟说只看了电报首页，未看末尾的署名。

此事，粟在军委扩大会5月28日小型会上作自我批评说：“很多事情，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超越了职权，调动志愿军回国这样一件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粟裕在打马祖、向苏联要材料越权后，又第三次涉及毛泽东的调兵权。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决定批粟裕的原因。

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定在军委扩大会上对粟裕展开批评，是因粟三次擅权，用以教育全军高级干部。但一些出版物上，除把向苏方要材料一事说是“极其正常”外，对打马祖、调志愿军回国事，没有涉及。军委扩大会于7月结束后，毛泽东8月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粟裕是“坏人”。

可能与这三次事件有关。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这个原因因涉及军事机密未公布，这属正常。但近年把粟裕受批，说成是责任在于彭德怀。罗列了一些粟与彭工作关系上的事，实有违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