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倚伏1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看惯了白寿彝、辛德勇等大家写的史学著作，再看《万历十五年》，感觉外国人写的比较随意，小切口，可读性强，也就愿意看翻译过来的历史书，如美国伊沛霞写的《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年来，由于诸多原因，这些年来翻译作品多了起来，给我印象是，没有国内学者写的那么规范，感觉没用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占页太多，似乎花了冤枉钱。

近日，买了一本敢讲真话的书，仅看了上半部分，就颠覆了我的认识。

这本书名为《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有多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作者乔晓春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博士后，现任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打开这本书的引言，这样几句话吊起了我的胃口：“在很多社会科学教科书里，论述社会理论和社会问题时，基本上依靠的是主观判断。人们经常会把两件关系很远的事情，论述成相互联系的甚至是有因果关系的事情。很多论述，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似乎有联系，但仔细想想会发现二者之间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而是存在很多中间环节，甚至根本就构不成因果联系。然而，作者却非要用一些思辨的语言把二者硬拉到一起，并以因果逻辑进行推演和论述，很难让人信服和接受。但是到底怎样做才会更好，自己也说不清楚”。

来了兴趣就往下读，作者批评了中国学者喜欢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归为一类，换句话讲，作者把咱们所说的文科大体可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令我眼界大开,是这样描述的 :人文学科的知识，是人创造的，即原本是没有的、后来由人所发明的，包括文学、哲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等；而社会科学的知识是人发现的，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传播学、管理学、人口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还有一些学科研究的内容既有“创造”又有“发现”，属于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两类学科的，比如历史学和法学。

作者提到，读研究生时，也看过本专业的一些国外学术论文，发现国外的社会科学论文几乎每一篇都有数据，而且都用数学或统计学模型。我从来没有学过这些数学模型，既看不懂人家写的是什么，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用模型，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像中国学者那样用哲学的或思辨的方法分析问题，感觉二者的研究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作者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五种怪现象：（1）非专业人员比专业学者在社会上更有影响；（2）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以轻易进入专业领域；（3）社会科学很多研究是凭经历、感受、哲学推理下结论的；（4）通常陷入没有意义的类似辩论赛的争论；（5）不做文献回顾，研究只凭想象。

是啊，看看咱们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写的论文吧，为了达到要求的字数，题目会非常大，非常宏观，设计的内容比较多，思考和个案很多；实证和数据却很少，具体内容相对就空，看不出要研究什么具体问题。而国外论文的题目就非常具体和明确，其题目本身几乎就是本研究要检验的假设，这些假设通过具体数据都可以进行检验的，而且最终可以给出确切的结论。

还有，中国学者先构建学科，再填充内容的研究方式，给社会科学带来了虚假繁荣，并将这些虚幻的内容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大量低阅读这类教材，不因浪费了学生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学术垃圾，也将把学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引向歧途。

作者谈及多年来持续呼吁改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不科学”的现状，积极推广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科学”“非科学”乃至“伪科学”的现状，剖析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缺乏科学性的深层原因，阐述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理念，并系统介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乔教授举的虽然是人口学例子，对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也有指导意义。我好奇地试着翻看了一下手头的国外学者历史方面的著作，确实不一样。如美国学者写的《清朝的内争与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正文331页，其中注释占了83页，参考文献占25页，索引占29页。这些注释非常详尽，参考文献也不像国内大多数著作，只列书名作者和出版时间和单位，还标注出自哪页、主要观点等；再如瑞士学者写的《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版），除了图目、表目、前言、关于补充材料、导论、正文、结论、注释、参考文献、索引外，还附有数据库使用指南。这个数据库是作者自己在网站建立的，方便读者复核与利用其中的墓葬数据。可见国外学者的著作和论文，并非随意，恰恰是严谨，这回对书后的大量注释等不感到多余了。可以说，从事文科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和大学生应该读一读。
当然这里我没有贬低国内学者历史著作之意。睁眼看看，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过硬的论著，经受住了时间和国内外同行的考验，在缩小与国外社科研究差距的同时，取长补短，从而在国际站住脚跟。不过数量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