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古代封建社会，任何一个帝王的婚姻都不是单纯的夫妇人伦关系，它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帝王的婚姻深切地影响了政治，政治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帝王的情感与婚姻。

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开篇记载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他认为，自古受天命的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的国君，不仅仅有过人的学识与崇高的美德，另外在政权统治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外戚的帮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外戚凭借掖庭之亲成为统治阶级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政治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戚世家》正是一部描写外戚荣辱兴衰的著作，它记述了汉高祖至汉武帝五代汉朝皇帝的后妃及后妃亲族的兴衰史，以皇后及皇后的亲族为主。这几位汉代帝王的皇后们不仅深切影响了当时的朝政，更有甚者，直接改写了历史的走向。

每一代帝王后宫的妃嫔们彼此之间明争暗斗的背后无不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或为争宠，或为争权势。因为后妃一旦得宠，不仅自身获利巨大，达成“子为储，母为后”的政治目的，还能惠及家族，父母兄弟也能够立即青云直上，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就像《外戚世家》中的吕太后吕雉、薄太后薄姬、窦太后窦姬、王太后王娡以及卫皇后卫子夫，她们都是一朝得势后，便大肆分封亲族好友，将他们封侯拜将，权势富贵无所不有，盛极一时。而这些皇亲新贵往往成为影响王朝政局的重要势力。

在大汉王朝，帝王们与外戚势力之间的关系更是紧密交错，密不可分，外戚势力贯穿大汉王朝的始终。那么，以《史记·外戚世家》为例，分析一下汉代治国，为何必须需要依靠亲戚？这其中，有两大方面的原因。

1. 国家政权稳定的需要

在西汉时期，外戚势力之所以能壮大、成为气候，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政治需要。从皇后到太后，这些女性辅佐两代君主，同时又是君主身边最亲近的人，故而她们在帝王家族中的地位及影响力都是举足轻重的。

（1）太后外戚势力的巩固

太后，是对古代社会帝王母亲的尊称。在西汉王朝，太后的权利较之后世都比较大，一是因为当时女性的地位相当高，再就是西汉帝王们推崇“以孝治天下”，故而太后成为帝王家族成员里面最有权威的一位女性。

帝王，特别是刚登基的新帝，基本上都对母亲言听计从，对母亲的言行不置可否，故而太后在政治抉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皇帝年幼无知、昏庸无能时，为了政局的稳定，太后往往会临朝称制。这就为外戚进入朝堂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幼帝成年开始执政，为了稳固政权，自然而然的就会依靠母族，这也为外戚的壮大提供了条件。从这一点来看，外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

比如，西汉时期最早临朝称制的当属吕太后。孝惠帝刘盈“仁弱”，然而吕后“为人刚毅”，汉高祖刘邦驾崩后，政权就牢牢的控制在吕太后的手中；后来，孝惠帝驾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吕太后临朝称制。掌握实权的吕后大力扶植吕氏外戚，吕氏集团日益庞大。在吕太后统治期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汉朝经济恢复发展，轻徭薄赋，黎民安居乐业，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还比如，窦太后好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在她辅佐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代帝王时期，对汉初的经济恢复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窦太后及窦氏外戚的辅助下，文景时期出现了治世局面“文景之治”，为汉武帝朝的强大打下了基础。

所以，太后的临朝称制在某个时期，某种程度上来看，对国家的稳定是起到正面作用的。

（2）帝后夫妻关系的保证

中国古代的国君、天子或者皇帝，一直是一夫多妻制。其中，皇后作为后宫之主，皇帝的正妻，皇位继承人的母亲，有着特殊的家庭地位，也是皇帝可亲可信的人。故而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帝后相互依靠、相互“利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比如，吕后依父母之命配与刘邦，先是成为刘邦生活的贤内助，对他不离不弃，为他分忧解难；后来，刘邦登基大宝，吕后为人刚毅果断，有谋略、审时度势，而且心狠手辣，成为刘邦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对大汉江山的稳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汉高祖帝后二人起于微细，在经历社会阶层的转变中，形成为并肩作战的伙伴。

再比如，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受尽宠爱，卫氏家族也就越来越显赫，封侯拜将，势倾朝野。卫青被拜为大司马大将军，卫皇后的外甥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卫氏家族对汉武帝忠心耿耿，保家卫国，为大汉王朝的边疆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所以，为了皇权的稳定性，皇帝就必须倚重那些他认为可靠的肱骨，比如可以信任的皇后一脉；而皇后为了永固自己的地位，又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家族亲友。这样皇后一脉的外戚与皇帝就有了一致的利益，两者互为利用和成就，进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3）皇帝的平衡策略

由于外戚身份的特殊性，一旦其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或秽乱朝纲，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为皇帝所不容；或威胁到了帝王的皇权稳定性和完整性，被羽翼已丰的帝王借机予以打压铲除。

比如，西汉初年，吕后重用诸吕，吕氏外戚盛极一时，权倾天下，进而打压、残害刘邦宠姬及刘氏子弟，使刘氏宗族的发展受到限制，引起诸刘氏不满，最终吕后死后，刘氏子弟及元老功臣合力消灭了吕氏集团。吕氏外戚从此退出朝堂。

还比如，汉武帝即位之初毫无根基，统治的实权掌握在窦太后手中，所以时时受制于窦太后。在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亲政，开始了剥夺外戚窦氏权利的斗争，他依靠于母亲的外戚田氏来打压旧外戚窦氏。等到将外戚窦氏逐出了朝堂后，汉武帝又把目标指向了田氏集团，然后经过各种手段也将外戚田氏赶下了政治舞台，将皇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

在汉武帝年老之时，他宠爱钩弋夫人，并且想要立她的儿子为皇帝，但是又因为太子年幼，无法胜任朝政，而“主少母壮”极易形成女主专权，外戚横行，所以为了政权的稳定，汉武帝毅然将钩弋夫人赐死，杜绝外戚专政的局面。

所以，当太子登基帝位之初，为了江山的稳固，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会依靠母族和妻族的外戚势力，而外戚势力干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稳定政局的积极作用。

但是当外戚势力壮大，而帝王又羽翼丰满，两者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势必会产生矛盾。至于鹿死谁手，那要看谁的段位更高一筹了。在西汉王朝，既有不战而败、将权势拱手相让的孝惠帝；也有不断积蓄力量，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成就一番霸业的汉武帝。

2. 西汉人才选拔制度的弊端

为政之要， 首在得人。人才，乃立国兴邦之本，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需要为国家出谋划策的能臣谋士，需要满腔热血奔赴疆场的将军战士，需要满腹才学的文人大儒，也需要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士农工商，无不所用。

大汉王朝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途径也有征辟、察举、军功、赀选、任子等等。其中，荐举与考试并行的察举制是当时汉代选拔人才和官吏最主要的一种方式，也源源不断地为朝廷选拔和输送了大批的人才，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局面。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察举制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分配，部分地满足了中下层地主分子参政议政的愿望，对政权的巩固起到巨大的影响。而且，它还奠定了以后历代平民参政的基础，对后世衍生出的科举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限于时代发展的局限性，察举制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失误和弊病。随着世族地主阶层逐渐走上政治舞台，选举完全被权门世家所把持操纵，导致整个选官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弊端丛生。

两汉征辟察举之权掌握在极少数达官贵戚之手，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措施作保证，察举不实、所举非人的现象常有发生，进而导致社会上贿赂公行，营私舞弊之风盛行；在朝堂上，帝王无人可用的局面。故而，这也是皇帝之所以重用外戚势力的原因之一。

君主需要外戚，自然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戚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功高盖主或者权倾朝野的现象，这样皇帝就开始打压外戚，旧外戚就失去了皇帝的宠爱与信任，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然而新的外戚又会出现，新旧外戚交替，周而复始。

比如，汉武帝宠幸歌舞伎卫子夫，由此卫氏家族都得到了重用，像是卫青从一个马奴一举提升为大将军，卫子夫的两个姐夫——公孙贺、陈掌都得到提拔。后来，卫子夫在后宫一举封后，母仪天下，卫青及其外甥霍去病以军功起家，封侯拜将，卫氏家族支属有五人封侯。这样外戚卫氏就形成了“贵镇天下”的局面。此后，汉武帝又开始扶植新的势力，打压外戚卫氏集团。

总而言之，封建君主一方面不得不依赖于皇后、太后及其外戚势力来巩固皇权稳定；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压制、利用和平衡这些外戚势力，以防其坐大，形成忧患。因此两者之间成为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

特别是在西汉初期，诸侯王势力增大，威胁到汉王朝的统一与巩固。所以，皇帝不得不利用其他力量来与之相抗衡，这时外戚就是最可靠的力量。而外戚势力过大，威胁皇权时，皇帝又会拉拢其他势力来打压抗衡，从而巩固皇权的统治。

纵观整个历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帝王们所依靠的力量不外乎外戚、宦官和权臣，他们在帝王的扶植下，权势地位此消彼长，交替出现，就这样轮回重演着一幕幕主角不同而剧情相似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