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大多数人中认为是对中国不算平等的条约，因为失去了外蒙古。但是对于当时国内国外的政治环境来说，是新中国的一次外交胜利。该条约签订后的结果，引起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猜忌和不满，并影响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在诸多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出兵朝鲜。

中苏同盟条约谈判是极其艰难的，新中国和苏联当时在国家利益上出现的分歧点和矛盾在新疆问题（苏联在当地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外蒙古的独立和东北遗留的诸多问题，尤其以东北问题为重点。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当时因为1945年苏联突然出兵中国东北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确定的。所以双方对1945年签订的条约，成为了新的中苏关系矛盾的集中表现。

中苏之间对主权和利益不同的考虑和分歧在东北中共政权建立和发展后已经展现出来，首先体现在中长铁路产权归属和东北资源归属开发等方面。因为中长铁路不仅有战略意义，还有很强的经济价值（贝舍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50年1月19日，苏联交通部计算，仅南线路段在战前一年的利润就有1.63亿卢布。）。

中共当时并未按苏联与当时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履行，在中长铁路双方共同管理、中长铁路资产界定问题上都同苏联有争议，当苏方代表通知陈云时，林彪和陈云商定采用拖一拖的办法。斯大林对此也担心了中共会否认中长铁路协议的有效性。

双方在其他资源和产权归属问题上，也出现了摩擦。1948年8月10日东北局报告，中长铁路苏方提出，把海拉尔以东新发现的煤田及采矿权移交中长铁路管理，归其开采，对此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处理意见，可以共同开发，但不划入中长铁路所辖范围。同样，对于苏方提出在黑龙江航道修建灯塔、其所属权归苏联要求，中共当局以所有权问题把事情拖了下来。194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明确答复莫斯科，关于在黑龙江上设置标事，界标属中国所有。

1949年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的会谈和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给斯大林的报告，都是在条约问题上不断测试对方的底线。虽然中共领导人表示应该继承旧条约，但是又提出了三个可选方案：

（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这三个方案的提出，明显表现出要修改旧的条约，重新签订新的条约，但苏方却想维持旧的条约不变。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了莫斯科，并在六小时之后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中，斯大林以旧条约是在雅尔塔协定下缔结的，该协议退订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千群群岛、南库页岛、旅顺等问题）。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一旦改动，会引起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的法律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

对于中长铁路，斯大林表示考虑中方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下来，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面对斯大林先说出苏方不愿修改任何条款的情况，毛泽东也只能表示可以保持现状，并提出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但斯大林拒绝了周恩来前来莫斯科。

在1949年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让毛泽东大失所望，斯大林把谈话集中在越南、日本、印度等亚洲共产党问题上，没有提及中苏条约的事。此次会晤让毛泽东很生气。再后来毛泽东向苏联大使尤金谈当时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斯大林避而不答，第二次会谈还是借口拒绝。后来斯大林对我避而不见。我曾给他住所打电话，但得到的回答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

毛泽东说，“这种做法是我很生气，我决定待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等待对方转变立场，做出让步。斯大林不愿意签订新的条约是因为担心新的条约让苏联失去了远东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东北的经济利益，还担心引起西方对雅尔塔体系的异议，是苏联在所占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问题陷入被动。但是毛泽东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新中国的成立，但传统的中国人还是觉得改朝换代，应该万国来朝，而不是相反出访别的国家，并且其他党派人士对损害中国权益的旧条约很是不满，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需要签订新的条约原因。

1950年1月1日，毛泽东同罗申谈话关于缅甸和印度最近表示要承认中国，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并提出取消一起活动并提前回国。同时，英国通讯社报道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斯大林面对此情况，不得不让步。1月2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别墅，询问毛泽东新条约等事宜的意见，并且毛泽东电报周恩来前来莫斯科。1月7日，苏方为迎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等事宜。1月9日毛泽东同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表示中国政府依据包含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进行新的谈判。

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在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确定了对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1月26日，中方提出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

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

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

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

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这就是说，除了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但迫使斯大林再次让步的原因，一是美国情报机构挑动中苏关系，1月12日美国艾奇逊在记者俱乐部发表的长篇演说，指出历史上侵害中国主权最多的不是美国而是俄国，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方四个地区等。并在1月25日和2月11日再次扩散不利中苏关系，使斯大林感到很大的压力。

另一件事情是中国提出外蒙古问题，只有苏联承认新的条约，才能使蒙古作为新的条约组成的一部分。斯大林如果不接受中国的条件，不仅中苏同盟难以建立，连蒙古独立问题也要悬置起来。迫使斯大林放弃了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利益。

引用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汪东兴日记》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