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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位于欧洲中部，自近代以来东西两面皆有强敌。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虽有弗里德里希大王这样的天才统帅和英国这样的强大盟友，却也只是因为沙皇的意外死亡而幸存。
俾斯麦高超的外交技巧让他总能孤立当面之敌，用三场有限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不过，1871年新诞生的德意志帝国，从一开始就陷于两线作战的威胁之中：西边的法国欲报色当之仇；在东边与法国越走越近的俄国与德国之间只有一条窄窄的布格河。
一战时德国吃够了两线作战的苦头，但现在看来后果还算可以接受：复国的波兰虽将东普鲁士切成了两半，但却挡住了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而在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并开启一种全新的“灭绝战”之后，德意志的命运就彻底被希特勒押上赌桌，要么赢下乌拉尔山以西的全部疆土，要么失败之后任人宰割。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的大军向东越过了布格河，打算用击垮苏联的方式消除英国的抵抗意志。希特勒并非忘却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线作战的惨痛经历，在他的算计里，英国及其盟友几乎不可能在他征服苏联之前重新登陆欧洲。但最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可能还不是苏联人顽强地在莫斯科城下挡住了德军的闪电战，而是斯大林在此岌岌可危之时，已经与来访的英国人商谈战后如何肢解德国的问题了。
1941年12月16日晚上7点，夜色之下，隆冬的莫斯科白雪皑皑。伴随着几十公里外苏德两军交战的隆隆炮声，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听到斯大林同志在谈到德国问题时说：
艾登离开后不久，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彻底失败了，“闪击英雄”古德里安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低估了敌人的优点，包括他的面积及天气。”
其实德军当时的困境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更严峻。在战略上，对苏联的入侵最终将德国推向了几乎所有世界强国的对立面，只要德国不能切断英美援助苏联的渠道，就难逃战败的命运。潜艇战专家邓尼茨和他的“狼群”为此竭尽全力，却依然功亏一篑。于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美国的卡车和苏联红军英勇无畏的精神一起打断了第三帝国的背脊。
这次战败不会再有一战时的“幸运”了，纳粹德国在东欧的征服毁掉了这些地方的民族武装力量。在柏林与莫斯科的连线上，除了苏德已几乎不再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力量了。一旦德军溃败苏联红军将一路推进至易北河，并在自己的身后建立起一连串“联合政府”。
为什么斯大林不直接建立完全听命于苏联的傀儡政府？
理解这一点需要摆脱冷战时代的印象。
1945年4月，斯大林曾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说过的一番话，常常被后人引用：
这番话似乎很贴合人们在冷战时代的想象，但斯大林的考虑其实要复杂得多。如果他真的像列宁那样立即在欧洲鼓动共产革命，那么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就有落空的危险。二战使苏联蒙受了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巨大损失，这使得斯大林非但没有推动世界革命的雄心，反而让他更期待战时形成的同盟能够继续下去，以便利用美国的贷款和技术帮助苏联战后重建。
但无论制度如何建构，陷入两线作战让统一了七十余年的德意志再次面临分裂。在德国人尚在苏联境内作战时(1943年秋)，英国与苏联已经就战后对德占领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在打败纳粹德国后将占领德国东部（约占1937年德国领土的40%)。经过卡萨布兰卡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苏联、英国和美国达成了迫使德国割让部分领土（东普鲁士、西里西亚等）和由盟军分区占领德国的协议。
至此，后来两个德国的边境线已经大体被画了出来。但即使是在波茨用会议细化了分区占领协定之后，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仍旧悬而未决。
肢解德国的是苏联，而首先提出分区占领计划的是英国。与苏联一样，英国的首要目标在于防止德国东山再起。一战后，《凡尔赛条约》设立了“莱茵非军事区”，法国军队还一度占领了鲁尔区，但这些都没有阻止德国不久后再次成为军事强权。这一次，英国人决心彻底根绝德国重新实施侵略的可能性。
不过，与苏联简单粗暴的肢解方案不同，英国人在1943年设想的分区占领计划是一个活扣，它既可以是一项临行性措施，也可以是肢解德国的前奏。
最初，在美国人看来划分战区虽势在必行，但这基本上是一项战时措施。美国的分区方案十分简洁：以柏林为中心把欧洲分成三份，柏林东面的东欧和东南欧由苏联负责，德国西北部、低地国家和北欧由英国负责，法国、巴伐利亚和意大利由美国负责——这个方案在方向上与最终的分区占领方案是一致的。
美国人觉得，一旦德国投降，分区占领措施会在两个月内完成其使命。真正处置战后德国的方案，是由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于1944年9月向罗斯福总统提交的“摩根索计划”，其要点是肢解德国并将德国变成两个几乎没有重工业的农业国。这份严厉的方案得到了罗斯福的赞同，却遭到丘吉尔的反对，甚至连苏联方面也表示难以理解。
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们终于商定将肢解的目标定在“万恶之源”的普鲁七，而放弃肢解整个德国的计划，并转而采取分区占领的方案。
在德国投降之后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在德国彻底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代行中央政府的职能。在丘吉尔的鼎力支持下，法国也在柏林和德国西部获得了一块占领区，并成为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然而在德军依旧负隅顽抗且对日作战前景尚未明朗的情形下，“三巨头”们并没有商定盟军穿越对方管辖区域时的细节问题。
后来冷战局面出现之后，很多西方政客质疑这个分区占领方案对苏联的让步太多，以至于苏联可以在不违反任何正式条约的情况下封锁柏林。但这又是事后诸葛亮的想法，盟国们在制定分区占领方案时最核心的问题是防止德国卷土重来，如果英美对苏联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想象的。
苏联人控制着柏林周围的农业地区，作为一个大都市，柏林所需的日常生活资料不来自这些地方，又能来自哪里？中国人能想象北京的物资供应完全不依赖河北而全部从山东和山西运输吗？英美之所以没有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通向柏林的通道问题，是因为根本想不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然而1945年7月分区占领计划正式实施之后，战后盟国之间的矛盾却将问题复杂化了，并最终导致了盟国管制委员会难以完成其使命。
最初的矛盾并非来自于苏联与英美之间的敌意，而是战后德国的实际经济困难。德国投降之后，满目疮痍的城市里到处是神情恍惚的饥民。
按照盟国之间的协议，德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应高于四大国居民和欧洲居民的平均水平。可此时遭受战争蹂躏的苏联不可能向苏占区提供足够的粮食，甚至还要从德国运走粮食。为此，苏联方面于1945年6月宣布：各国占领区的物资由各国自己负责。
英国分区占领计划的初衷只是在“非纳粹化完成前进行军事管制，而各国占领区在经济上并不分割。现在苏方切断补给，西柏林的物资供给从此只能仰仗西方盟国，穿越苏占区的通行问题由此凸显出来。
在1945年6月举行的会晤上，美国代表克莱将军和英国代表威克斯将军向苏联代表朱可夫元帅提出要求：西方应该拥有通往柏林的两条铁路和两条高速公路的直接和无限的使用权，并且负责这些通道的维护和保养。
面对克莱的要求，朱可夫声称这四条交通线会切割苏占区，从而给苏占区的行政工作造成“极为严重的问题”。苏联人没有明说的是，他们可能觉得铁路需要西方盟国来维护构成了对自己的一种羞辱，将他们置于落后国家的地位一苏联人在两个月后进行的中苏谈判中，对蒋介石的代表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东北光复后将由苏联负责维护“中国长春铁路”。
对于朱可夫的质疑，克莱强调西方要的只是相关通道的“自由通行权”而不是专属权。朱可夫将克莱的要求打了个折，口头同意开放马格德堡与柏林之间的高速公路和铁路，苏方将会例行检查证件，但不会搜查车厢内的东西。
克莱表示接受，但保留重开谈判的权利。双方都不认为这是令自己满意的最终安排，因此没有签署书面协议。
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三大盟国进一步讨论了占领的德国的诸项措施，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波茨坦协定》。
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份“和稀泥”的协定，它回避了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导致各大国在执行协定的时候对协议条款各取所需，进行最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就柏林问题而言，《波茨坦协定》规定，每个国家的占领机关对各自区域内的事务行使主权；同时共同通过盟国管制委员会联合行使对“整个德国”的权力。可是这对于某盟国如何穿过另一盟国管辖区域的通行细节而言，这并没有说得十分清楚。
波茨坦会议留下的另一大隐患，是没有合理安排法国在对德占领中的地位。鉴于法国在对德作战时的表现和战后虚弱的实力，苏联一开始就反对把法国拉到对德占领当中来。但就连最支持法国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没有想到，法国的代表会站出来瘫痪盟国管制委员会。法国得到了战胜国地位，却无缘波茨坦会议。
这让法国的“大国尊严”无处安放，也使得法国可以宣称它不对《波茨坦协定》承担任何义务。为了掐灭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也为了以对德强硬态度使戴高乐政府赢得民众的支持，法国驻柏林的代表柯尼西屡次反对成立统一的德国行政机构，这给统筹安排全德的经济、通信、交通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美苏关系的转变，乃至冷战的开始，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未能真正实现其使命的最核心原因。美国代表没有在1945年6月的谈判中签订一个书面协定来保证西方盟国的通行权固然是一个纰漏，但双方的“君子协定”在之后的三年里一直顺利运行。可以说，苏联的意愿及其对德政策的实施情况才是主宰柏林政治气候的关键。不过，也不能全怪英美号不准斯大林的脉，斯大林的对德政策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
毫无疑问，斯大林对德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苏联的安全。可是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诸多途径和条件之间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正因为如此，斯大林1945年到1952年间的对德政策才会不断游移。
1945年后，苏联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有三：
其一是苏联自身的经济问题。
除了军工产业，苏联自身的经济能力被战争大大削弱。战后的国民需求将转向日常生活用品，因此迫切需要经济重建。为了维持苏联的稳定和强大，斯大林决定搜寻尽可能多的战利品，所以强烈要求同盟国共管鲁尔区，以确保从德国得到赔偿。如果共管鲁尔的要求被英美拒绝，那么次优方案将是搜刮自己占领的部分。
其二是德国的复仇。
德国在一战之后冲破凡尔赛条约的重重阻力迅速复兴的历史，给斯大林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按照苏联的意识形态，只有改变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永绝后患。
1945年6月4日，斯大林在与德共领导人乌布利希和阿克曼的谈话，首次谈及了德国土改的问题。8月20日，作为苏占区土地改革法案基础的“莫洛托夫报告”出炉，它将拥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容克”地主视作土改对象，并要求10月25日之前'完成土改，事实上的完成时间是1946年春天。
其三最严重的威胁——美国。
如果德国不再称霸，那么世界上将只有这一个国家堪称苏联的对手。对苏联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无疑是尽可能与美国保持战时形成的友谊，并促使美军在这种友好气氛下像一战之后那样撤离欧洲大陆。如果此理想状态不能实现，那么现实主义方案就将成为苏联的首选：像百年来的列强那样划分势力范围。1944年10月，斯大林和丘吉尔一起用《百分比协定》证明了双方都是精于此道的老手。对美国是否能照此办理，1945年时情况仍不明朗。
对苏联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出现十月革命后多国围剿红色政权的场面，但斯大林也必须为这种最坏的可能进行准备。他所深信的俄国的传统安全策略是尽可能地扩大防御纵深，而这个策略的有效性又被二战中的经历所“证实”。
因此当苏联感觉到将再次面临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时，最有可能的对策就是扩大社会主义制度的实施范围，将自己占领的德国地区变成前哨堡垒。
分开来看，这三大危险都是苏联的安全策略所要解决的问题，但解决方案之间却存在矛盾。
英国之所以在德军尚在苏联境内作战时就向苏联提出有关分区占领德国的建议，就是想通过这一让步把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区牢牢地控制在手里。苏联在战争末期强烈要求共管鲁尔区的要求，势必会引起英美两国的疑心和反感，从而导致同盟关系的破裂。因此苏联只能尽量在苏占区掠夺战利品。尽管这样既得实利又能削弱德国，但却有可能丧失苏占区内德国人的支持，导致这个前哨堡垒的作用大打折扣。
到底是把德国当作劫掠对象还是培养对象？
在实际操作中，斯大林没有将任何一种政策推行到极致，而且总是将选择权保持到最后一刻，但是这也让苏联对德政策的矛盾性更加明显。一方面，苏联用掠夺战利品和分割德国领土的方式削弱德国：另一方面，又在可能的范围内争取德国民众的好感一或者说降低他们对苏联的恐惧感。
一边让德国共产党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做准备，一边又期待在与西方国家谈判当中争取让德国中立化就战后初期的经济状况而言，苏占区本来可以算是摸到了一手好牌：既有大片的农业区能够提供战后最为紧缺的粮食，也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只是在能源供应和钢铁工业方面比不过拥有鲁尔区的西方盟国占领区。可是，苏联野蛮的索赔方式和斯大林举棋不定的对德政策，彻底让苏占区的经济发展输在了起跑线上。苏联红军所到之处，大量的工业设备被视作战利品，被直接拆卸后运往苏联，哪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路途上或目的地变成了废铜烂铁。
除了失去德国人心且加重苏占区恢复经济的难度之外，苏联肆无忌惮的掠夺行动还显著恶化了战后初期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在盟国当中，英国最先意识到恢复德国经济对于稳定战后欧洲局势的极端重要性。苏联的这种作风，使其染指鲁尔区的要求在英国看来完全不可接受。美国在不久之后也同意了英国的看法，拒绝在赔偿问题上向苏联作出让步。苏方将这看作是背信弃义和羞辱，是英美和德国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的明证。盟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矛盾亦就此成为冷战形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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